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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这位老师的去世让人们不远千里来送别
7月的最后几天，济源市克井镇塘石村不断有全国各地的人赶来，他们中远的来自内蒙古、天津，近的来自商丘、洛阳等地，大家面色凝重，不顾路途遥远找到这里，只为送别一位老师最后一程。 这位老师名叫闫合作，是一名国学研究者、教育专家、河南济源职业教育中心教科所所长。20年来，他潜心研究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教育智慧，在教学中实践孔子的教学方法，影响广泛。7月25日，闫合作受邀到柘城县为业务骨干教师进行培训期间，不幸于凌晨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年仅49岁。 前来吊唁的人们不少是中小学校长、老师，也有闫老师国学讲座的听众。他们为何不顾路途遥远，要来送别这样一位老师？记者赴济源进行了采访。 探索“孔子教学法” 曾自称“天生有一种教师情结”的闫合作，在济源第一职业高中教语文十余年。后来他感觉到过去习惯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实现心中理想的教育意义，1998年，他萌生了向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学习的念头，从买来的《论语通译》入手，每天晚上9点休息，凌晨4点起床，通过查阅《说文解字》来逐字研读《论语》，之后又扩展到其他国学经典，后来成为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 2003年，闫合作在担任班主任时，将自己的心得运用到教学上，深受学生欢迎。十多年后，他还经常翻读当时学生的作文本，了解孩子们后来的去向。他突然离世后，一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学生赶回来，伏在他的灵前痛哭，这个学生说，老师的教诲至今自己仍在受益。 闫合作总结出了一套“孔子教学法”，后来他的教育理念也获得了教育媒体的关注，被《教育时报》评为2006年度“领跑中原课改的七张面孔”之一。他开始不断在教育圈里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受邀到各中小学校讲学。 济源市沁园路小学原教学校长王丽萍说，记得一次闫合作谈到对名师的看法时说：“名师就应该每节课都能成为公开课、观摩课，而不是提前准备让师生共同去‘包装表演’一堂课。”一席话让她连连点头，因为当时确实存在一些老师“关着门上课可以，推开门就听不得”的现实情况。 她还听过闫合作设计的一堂识生字课，从音、形、意多个层面，借助字形来解析，借助音节来诵读，让学生们发现字是生成的，而不是常规的将生字写在黑板上跟着老师从声母到韵母一遍遍重复，“课堂气氛非常热烈”。 像这样的例子，来悼念闫合作的老师们都能举出几例。比如，闫合作将《道德经》里的“少得多惑”理念用在课堂上，提出“一课一得”，将大容量的课堂轻薄化，不做“填鸭式教学”。再比如，他提醒老师们要重视德育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高分而是培养能力，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考上大学，但学校可以为家乡培养知礼节的合格公民”。 “我们做教育的，也经常听各种专家讲课，但是真正有效的并不多，闫老师的方法很落地、很实用，能有效解答我们的困惑。”商丘市回民中学老师陈哲说，“闫老师49岁就离开我们了，让人心痛，我们来送别，就是要感谢他在过去给我们的启发和帮助。” 为国学经典提“新说” 2012年，闫合作在济源创办了一个民间的国学公益道德讲堂，每周末都互相分享国学经典的感悟，至今已经举办了254期，主要是通过读中华经典，共同分享阅读经典的感悟，并常年帮扶一所养老院。 济源市民齐富华讲述了道德讲堂对自己的改变：“我过去经济条件不错，觉得吃穿不愁，所以有些傲慢，脾气比较大，后来通过跟闫老师读经典，逐渐有了恭敬之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经常反省自己，后来发现身心、家庭和人际关系都变得和谐了。” 闫合作对人们熟悉的《论语》中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的知识，就可以当老师了。闫合作则认为：温，寻也、探究；故，缘故、原因；新，根源、根本。孔子的本意是寻找缘故，探求根源，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可以为人师。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人们多理解为，老师对于不能举一反三的笨学生就不再重复教他了。闫合作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本意是老师举的“一”，要使学生能知道另外的“三”，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不再重复这个例子或教法。“举一反三”，孔子是强调讲说者要注重语言表达的技巧，而不是指责听讲者的水平低。 除了颇具颠覆性的解释，在深入研究中，闫合作发现前人对《论语》的传统注解大都是帮助统治者“治天下”的治人学问，而孔子的学问应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的“成人学”学问。2006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论语说》，因其独到而精辟的解读，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2008年8月，闫合作在全国各地招募学生重走孔子路，同样反响强烈。 除了《论语》，闫合作对《老子》《学记》《大学》等经典也有独到见解。河南省国学文化促进会副会长许建国对闫合作的国学研究很赞赏，他说：“闫老师在经典生活化、现代化、简单化、实用化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对经典进行现代化转化，可以用来处理生活和工作问题，并且做到知行合一，通过言行来影响身边的人。” 因为同样喜欢国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专业老师孙玉龙和闫合作相识，“很多人对经典望而生畏，但闫老师认为读经典要有独立思考的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对经典有自己的理解，虽然一些解读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他提出经典要古为今用、学以致用，让人们愿意去靠近经典并从中汲取智慧，有其积极意义”。 不愿被商业“国学热”裹挟 受邀到各地讲学的闫合作，经常不着家，今年上半年身体有恙，医生建议多休息，但他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妻子卫小霞说：“他在讲台上就不知道累，有时候严重咳嗽，但走上讲台就强忍着，像没事人一样。” 卫小霞虽然是初中肄业，但研读国学经典时只要有所收获，闫合作都会和她交流，并用通俗的语言让家人听得懂。闫合作老家的平房是毛坯墙，是前几年为瘫痪的老母亲翻盖的，城里楼房不方便，在这里老人能到院子里晒太阳，闫合作和家人在老人身边照顾了一年多。 闫合作的儿子并没有考上名校，学习的是绘画专业，还留着扎起来的长发。对于培养儿子的方式，很多人不解：“你搞教育的，怎么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教育好？”其实，闫合作平日里对儿子说的是“不要用外人眼中的成败来衡量自己，你就做好自己就行了”。 在卫小霞眼中，儿子也是最优秀的，“我儿子自己学会了做各种菜肴，只要放假在家，都不让我做饭，而是他来下厨给我们做饭吃”。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时，卫小霞颤抖着难以站立，当时，21岁的儿子扶着她说：“妈妈，还有我，以后我就是咱家的靠山。” 淡泊名利，是身边人对闫合作的普遍印象。近10年来，他有意回避媒体报道，以默默无闻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国学研究心得和教育理念，多数受邀的讲座都是公益性的，甚至路费经常都是自己出。 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城市里面向企业家、白领开班的国学培训班非常热闹，闫合作不止一次收到类似的商业邀请，有的甚至提出通过包装让他一节课能挣几万元。卫小霞说，这些都被丈夫拒绝了，“他只是想做纯粹的教育，希望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真正地让师生们受益”。 记者手记 教育需要更多探索者 如采访中一位老师所说，“教育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闫合作老师的教育方法究竟如何还需要留给教育界来讨论，但作为一名普通老师，他主动探索教学方法的改变，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肯定。 一位老师的意外离世，得到成百上千人的悼念，体现出“尊师”的传统美德。能成为校长老师们的老师，不仅是因为闫合作的专业能力得到认可，或许更在于其知行合一的感召力。当然，人们可能并非完全赞同闫老师对一些经典的解读，但欣赏这种不迷信古人、能独立思考的精神。当闫合作离开后，他留下的国学研究心得以及教学方法，自然也需要人们秉承独立思考的精神去研究。 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我们经常听到抱怨“如今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师少了”，期待有更多人像闫合作那样孜孜以求，去探索教育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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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教授60年坚持站着讲课：如在讲台上倒下也是荣幸
“为人师表，站立的尊重！” “还记得2011年开学时，章爷爷给我们讲了开学第一课。” 日前，2018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进入投票阶段，陕西师范大学章竹君教授成为候选人之一，消息推出后，师生们纷纷在陕西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后台留言。 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章竹君是全校师生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自1959年任教以来，章竹君在讲台上一站就是近60年，今年80岁的他仍然活跃在课堂上、科研中，被学生们称之为“章爷爷”。 “我这辈子最大的兴趣就是做好科研、搞好教学。”7月23日，章竹君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生活状态很轻松，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会继续为本科生上课，“如果有一天在讲台上倒下了，那也是我的荣幸”。 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章竹君 八旬“网红”教授 每年一到陕西师范大学网络选课的时候，章竹君的《化学与社会进步》课程总是最快被学生们“秒杀”。没能选到课的学生，常常会提早到章竹君上课的教室占座“蹭课”。 “除了化学系学生，还有文学类、艺术类等各个专业的学生。”章竹君说，由于教授的课程面向全校开放，课上常常有不少其他学院的学生前来听课，“蹭课的学生也比较多”。 面对这种各专业“大杂烩”班级，章竹君强调，选修课程是以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为主，“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传授具体的知识更重要”。 因此，在课堂上，章竹君不仅仅是“照本宣科”。为了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能听懂、有所收获，他旁征博引，从天文地理到“心灵鸡汤”，甚至还引用网络段子讲解艰涩的学术问题。陕师大前校长房喻曾撰文说：“只要他（章竹君）一开讲，就算学文学的，也改学化学了。” 在学生的眼中，章竹君不仅学识渊博，像一本移动的“百科全书”，而且热情洋溢，很有感染力，是校园里名副其实的“网红”教授。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化学发光分析的学者，章竹君有着“化学发光第一人”之称。尽管已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但近60年来，他仍然坚持每天看专业领域的最新文献资料。 “平时在学校里面看，因为一些国外的文献资料用校园内网查阅会比较方便，等暑假离校的时候，我就提前下载一些存在电脑里。”在章竹君看来，作为老师要不停地扩展自己的知识深度和广度，然后才能传授给学生。 今年9月，章竹君将会给化学系本科大三学生上《仪器分析》课程。尽管这门课程已经上了50多遍，但暑假期间，章竹君还是在家研究专业文献，及时补充最新知识，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中，为开学上课做准备。 “章老师的课每次都不一样，如果是每年9月份上这门课，老师是授课内容会一直更新到8月份的科技成就。”2012级学生马莉娜告诉记者，章竹君的课从来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 在给本科生授课的同时，章竹君也参与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和设计。“在做毕业设计的过程中，章老师提前挑选了12篇英文文献让我们阅读。遇到比较难的实验，比如酶联免疫实验，老师会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实验中的细节操作问题。”在指导自己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马莉娜感觉章竹君“就像自家爷爷一样温暖”。 虽然头发花白，但章竹君坚持站着给学生上课。 “站着上课是对学生的尊重” 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学系的章竹君留校任教，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如今已经近60年。60年里，从黑板粉笔到电脑多媒体，不少老师都选择坐在讲台上对着电脑授课，但年近80的章竹君仍坚持站着给学生们讲课。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讲台上讲课不用麦克风也依旧声洪如钟、经常和学生们开玩笑的白发老人，曾装过四个心脏支架，还患有严重的痛风。 章竹君时常会在课堂上痛风发作，但他仍会坚持站着上完一堂课。很多学生都对章竹君曾经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讲座记忆犹新。 “老师由于痛风发作，连走路都需要助教搀扶，但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还是中气十足，并且全场站立，讲座进行了近3个小时，他都没有坐下过，只是中途不停地喝水。”谈起这场讲座，马莉娜说，“当看到章老师被搀扶着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大家就已经很震惊了”。 现任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的刘伟，也曾是章竹君的学生。他还记得，章竹君的痛风会时常发作，“有时候老师实在是痛得坚持不住了，才会坐在轮椅上做报告、主持会议，但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对此，张竹君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痛风是老毛病了，上课还是得站着上，方便板书，也是对学生的尊重。”在他看来，作为一名教师，站着上课是从古至今的一种的传统，多年的坚持下，他也喜欢上站着上课的感觉。 “1959年我刚毕业的时候，由于初期教学经验不足，在接手当时西北大学化学系教授沈石年的《分析化学》课程时，每次给学生上课前，沈教授都会来到我家，对着小黑板单独给我讲两个小时。”章竹君告诉记者，沈石年是他多年来一直敬仰的“前辈”，“正是他当初这种对教学严谨的态度感染了我，他对我的教诲，我一直都记在心中”。 章竹君在实验室 “在讲台上倒下是荣幸” “西装、红领结、背带裤，一副海归派穿着，说话声音响亮，每个人都忍不住会多看章老师几眼。”章竹君的学生、现任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吕家根回忆初见章老师的印象时，不由得感慨他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个不折不扣的“潮人”。 “虽然思想很先进，但章老师对我们要求甚是严格，尤其在做实验，搞研究上，容不得我们有一点懈怠。”吕家根补充说道。 从教60年来，章竹君带过的博士生有30多个，硕士研究生130多个，本科生则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年龄跨度相当于“三世同堂”。他曾教导过的学生们，自发组建了两个微信群——“章氏门生”和“章氏子弟”。 “您教会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激发了我最原始的梦想，让我最初的追求没有渐行渐远。陕西师大改变了我的学历，而您改变了我的人生。”章竹君的手机通讯录里，大多都是他的学生，他时不时就会收到学生发来的感谢信。 博士毕业十多年，如今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吕弋教授也时常与章竹君保持着联系。“不论是做科研还是教学，章老师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很有帮助，听他的课，会觉得化学中充满了奥秘。”吕弋说，章竹君80岁的高龄却依旧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这本身就是在以身作则，“章老师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成为章老师的学生也是我的荣幸”。 谈起自己的学生，章竹君总是很自豪，“学生们现在都很优秀，大多在国内工作，也有的在国外的知名高校任教。每逢过节或者生日，学生们都会来看望我。每当出差在外，不管我走到哪个城市，只要有我的学生，他们也都专程跑来问候我。” 章竹君说，自己现在年纪虽然大了，但科研和教学是他一生中的爱好，“我还是会继续给本科生上课，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在讲台上倒下来，那也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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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乡村教师一个人教20名学生，还卖牛掏积蓄建了两间教室
李光友在打下课铃 “铅笔、小刀和橡皮擦都要带着来。到时候外面来的监考老师和我一样，你们不要慌，慢慢地做。”7月4日下午1点，李光友站在教室前排沾满黄泥的水泥地上来回走动，见有学生不专心，他伸手使劲敲了敲黑板，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重复叮嘱将在6日早上进行的期末考试注意事项。 53岁的李光友是昭通大关县天星镇中心村白家坪苗寨“黄连小学”唯一的老师，他所在的教学点也是天星镇现今仍保留着的4所有代课教师存在的校区之一。9个孩子4女5男，就是这所学校的全部学生。 40多年前，7岁的李光友和讲台下的学生一样，用一样的课桌椅，看着同一块黑板，听着同一个上课铃用手敲击出的声响。不同的是，40多年后，还是那个教室，已经从瓦房变成了水泥平房。而这房，是李光友自己出资亲手建的。 李光友掏钱盖的两间教室。水泥平房，占地60平方米。 “这是为了让学生 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场所” 到现在，新教室已经用了近一年。2017年的冬天，当地政府还为教室安装了两台空调用于取暖。 在2017年9月1日之前，黄连小学学生的上课条件在外面的人看来，确实像黄连一样苦。 地图导航显示，从天星镇到黄连小学最近的路线有10多公里，车程只需半小时左右。但这是条狭窄崎岖的山路，又值雨季，山体滑坡频发，路上积水又多，车轮时常陷入泥坑，行驶时间多了3倍不止。 由于实在不便外出，白家坪苗寨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和幼儿很少离开村庄。有人发现其中的商机，每隔几天就开着面包车运来水果、零食和生活用品，把车往黄连小学前方的平地上一停，打开扩音喇叭，这里就成了一个临时集市。 连接苗寨与黄连小学的这条公路是近两年才修建好的。虽说是条公路，但其实并不好走。下雨天，路面上的稀泥多得能盖过脚背。但正因为有了这条路，黄连小学也才有了今天的新教室。 53年时间，自己在这条路上往返了多少次？连李光友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在这条路上走“曾经是为了求学，而现在是为了教学”，人也从当初的粉面孩童变成了今天的白发中年。以前是为了自己，现在是为了孩子。 2017年4月，考虑到小学一年级新生5个月后就要入学，期间还要迎接寒冷冬季的考验，李光友卖掉了家里的3头牛，取出80多岁老母亲的养老钱和他此前外出务工4年攒下的积蓄，共5万多元，“自作主张”在大关县天星镇中心村白家坪苗寨建了两间教室。这两间教室占地60平方米，水泥平房，目前容纳了9个一年级学生和11个幼儿班学生。 “这个，是为了让学生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场所，能好好上课。”李光友说。 2017年9月1日——李光友牢记着这个新教室投入使用的日子。在这之前，黄连小学的校舍只是一处破旧的活动板房。在天星镇中心学校张副校长的记忆中，最早，黄连小学是土木结构的瓦房，2012年9月7日彝良地震后，瓦房被鉴定为一级危房而拆除，后来由当地教育局牵头，在原址搭建了活动板房作为黄连小学的临时校舍。 说是“临时”，但校舍一用就是4年多。活动板房四周接口处开裂、外翻，四面漏风，雨季漏水，学生在里面无法安心读书。看着年幼的学生受苦，李光友心里很不好受。有人建议他先钉一钉板房的那些挡板。“将就着用用，等国家扶贫政策落地，苗寨易地搬迁的新房建好了，学生们就可以搬到条件更好的教学楼里上课了。”但李光友觉得等不了那么久。自那时起，“为学生建个新教室”就成了他的一桩心事。 到现在，新教室已经用了近一年。2017年的冬天，当地政府还为教室安装了两台空调用于取暖。蓝色活动板房废弃了，但李光友没舍得扔，他把它们拆成了小块儿，搭在教室的顶上。 李光友在给学生上课。一只狗悠闲地逛进教室，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席地而睡。 “那个时候 教课一学期才有2000元工资” 由于苗寨语言环境特殊，难住了不少外来的授课教师。4年时间，14名公办教师全部离开。 李光友是个“恋旧”的人。从1991年起，他就在苗寨担任代课教师，土木结构的老校区拆除前，他把能够再利用的窗框、门、桌椅、铁质的手敲式铃铛、黑板全部搬回了家，去年建房时，他将这些能再利用的东西又原封不动地移了进去。李光友一直觉得，这些老物件是黄连小学的历史见证。“每次看到这些课桌，我都能回想起小时候教过自己的老师，回想起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身在苗寨，李光友认为，自己作为老师，应该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2017年秋季，想起进城培训时听到的一句“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能丢”，李光友决定在一年级新生的课表中单独列出一节“苗文”课，每周四下午准时开课。教课时，他会先按书上的读法教一遍汉语，再把汉语翻译成苗语，让苗族孩子看到汉字就能联想到苗语中对应的事物。 实际上，在苗文课单独列课之前，李光友一直都在苗寨用苗、汉双语教学。一方面，“双语教学”可以帮助汉语说不好的苗族孩子学汉语，等他们小学三年级升入寄宿制教育的村完小时，就能迅速适应普通话教学。“以前在苗寨，很多人因为听不懂也不会说汉话，到了医院找医生，连自己的病情都讲不清楚。我教学生学普通话，起码能让这些家庭有个到了医院能识字、能带路的人。”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孩子们把苗语继承下去，不要忘记。 由于苗寨语言环境特殊，难住了不少外来的授课教师。以前，黄连小学是一所完小，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曾有200多名。1995年，当地教育局为提高黄连小学的师资水平，从外面调来14名新教师；而李光友只有初中文凭，由于文化水平达不到要求，他当年7月离开了学校，外出务工。“当年离开岗位，我不难过。只要学生学得走，我就很开心。” 但，当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公办老师由于语言不通，日常教学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只能请苗寨里的一些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来学校当助教。李光友在外打工4年回来之后，他发现调来的14名公办教师已经全部离开了黄连小学。 大山深处留不住年轻教师的心，低薪和艰苦的环境成了他们离开的理由。李光友的侄儿媳妇有高中文凭，也曾受聘于黄连小学，教过一段时间的书。但由于条件艰苦，工资低，正常生活开支都无法维持。2012年，临产的她与李光友商量，让他暂时接替自己的职位授课，李光友答应了。 “那个时候，代课老师教课一学期才有2000元工资，还不如外面打工一个月的收入高。而且这份工资还得等到教完半年的课程，才领得到。”相比在外务工、年收入数万元的村民来说，李光友在校教书所得的8440元年收入还不及他们的一半。迫于生计，李光友也曾想过打退堂鼓，但思前想后，他还是觉得不能放弃。“我走掉了，学校肯定会因为少了一个老师而重新作教学调整。”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除了9名小学生，幼儿班学生有时也会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不想当领导 就想当老师、医生，或者放牛” 李光友喜欢和学生们谈论理想，希望孩子们从小就有目标。“关键是要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2012年，随着“撤校并点”政策的实施，黄连小学也在撤并名单之中。但考虑到一、二年级的孩子太小，且需要汉语、苗语结合的双语教学，镇中心校决定，把一、二年级暂时保留，黄连小学也因此而继续存在着。 现在，在黄连小学就读的9名学生中，7人是苗族。李光友不仅要承担“双语教学”的额外工作，教学中还时刻提醒学生们彼此要平等对待，要团结，要相互照顾。“我经常和学生说，不管去到哪里，大家都要团结起来，不能打架。以后升学了，出去了，陌生的环境下大家也有个照应。”每周五的班级周会上，李光友都会花时间给学生们讲些人生的道理。 教学中，李光友还喜欢和学生们谈论理想，希望孩子们从小就有目标，要为未来做打算。“关键是要鼓励他们好好读书。”在他印象中，相比城里孩子提的“长大后要当科学家”“想当宇航员”之类的目标，黄连小学学生目标更“接地气”一些—— “我长大以后想当服务员。” “我想当司机。” “老师，你觉得当裁缝好不好？我长大了想做衣服卖。” …… “不管你做什么，只要做好事就行。做有意义的事。”李光友觉得，给予学生足够的鼓励很重要，他从不打骂学生，也很少给他们泼冷水。有学生提出，想造一个可以帮人刨地干农活的机器，李光友告诉他，这种机器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只要好好读书，大山外面就能见到。“我相信，你以后造的机器人比只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更厉害。” 李光友年轻的时候也有理想，一是教书，二是学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其他什么工作都不喜欢，领导不想当，老板也不想当。“就想当老师、医生，或者放牛。在我们这个地方，不管是种地还是运东西，都要靠牛。看着自己的牛在，就安心了。” 如今，李光友已经达成了“当老师、教书”的目标。他还买了医生手册、本草类书籍，业余时间自学中医知识。 李光友年轻的时候热衷于爬山采药，对草药的药性有一定了解。有时遇到学生感冒、发烧，他还会帮学生诊治一下。说着，李光友抬起手，朝着学校周围的大山比画了一圈：“这山上，全都是药材。”他也常常对学生说，大家生活的坝子就是一个天然的药材库。“既然你们生长、生活在这里，就要先熟悉、掌握好身边的自然物，认清楚它们的特性。比如夏天来了，要少喝冷水，不喝生水。特别到了山上，记得要随身带大蒜，大蒜有消毒的作用，还可以驱虫。” 有件事令他烦恼——学生喜欢买辣条吃。李光友只要看见，都会提醒他们少吃这东西。“吃了容易得胃病”。 课桌角落放着李光友用过的粉笔头。实在短得捏不住了他才会扔。 “凡是在我这里读书的 都是我的孩子” 他希望，今年新学期开始时，花点钱购置一台影碟机，为学生开一节“新媒体”课。 在苗寨教了十多年书，李光友坚持不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培养人才。让他们今后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更多的人解决困难。” 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李光友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从没为此抱怨过。他觉得妻子很好，在他的人生路上给了他很多支持。李光友一家现在住的房子是1993年建的砖瓦房，屋顶漏水，遇上雨天，“外头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是常有的事。但2017年他拿了家里的5万多元去建新教室时，妻子和老母亲都没有反对他，反而很理解他的做法。 也正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李光友把自己的学生视如己出。“凡是在我这里读书的，都是我的孩子。我愿意为他们付出。” 36岁的王玉梅是常来看望李光友的学生之一，虽然现居湖北，但每次回到昭通老家，她都会去李光友家陪这位老师聊会儿天。如今，王玉梅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做了母亲之后，她对李光友当年对学生的好体会更深。 “李老师很朴实，我很感激他对我的教导。虽然他当年只教我到三年级，但我把他看作亲人一样。小时候，我们苗寨里的孩子听不懂汉语，要是没有李老师，我可能连大山都走不出去。”王玉梅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李光友见她中午没有吃的，就把自己带来的煮洋芋分给她。现在回想起这些事，王玉梅还会哽咽。2016年她回家过年时，特意给李光友带了10斤白糖、3把面条和几套自己做的床单。 不只是王玉梅，李光友对学生的付出，寨子里的人都看在眼里。2017年李光友建新教室时，为了节省人工费，决定自己建房，修建的过程中，他的众多学生闻讯自发前来帮助，年纪大的帮他提水泥、石灰，年纪小的则回家动员家长一起来帮忙。一传十、十传百，村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李光友在建教室，来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连已经升学的学生周末回家一两天，也会过来帮忙。“要建，大家一起建。” 现在，新教室有了，条件改善了，距离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时间也近了。李光友眼下有个问题需要解决，他希望新学期开始时，花点钱购置一台影碟机，开一节“新媒体”课，帮助学生学习。 “现在的新教材配了光盘，授课的老师是学生们没见过的人，新面孔总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人家那些老师教的知识更多，对学生学习有好处。”他很清楚，在白家坪苗寨这种“连手机信号都不怎么好”的高寒偏远山区，孩子们接触山外世界的途径少之又少。能为孩子们多打开一扇了解外面的窗，就意味着孩子们的未来可能会多一条路，一条既不狭窄，也不崎岖的路。 教室前面的泥地里，竖起篮球架，就是篮球场。雨季来了，孩子们穿着水鞋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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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高校学科带头人的“逆袭之路”：从校园保安到副教授
药恩情在上课 1991年，23岁的他中专毕业，成为校园里一名公安保卫人员。当时，没人知道，彼时的药恩情，心中已经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2006年，38岁的他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大学老师，彼时的他，是众人眼中不可思议的存在…… 2018年，年近50岁的他，已经成为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此时的他，依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 药恩情的奋斗人生，就是把梦想种下，然后等待它开花结果的过程。而这一切，只凭了一份坚持。 报到后回家的路上 梦想的种子就已种下 在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楼的407物证技术实验室里，记者见到了年近五十的药恩情。眼前这个笑容和蔼的中年人，一点也不像一位严肃的法学系副教授。 药恩情的祖籍是晋中市左权县，但他出生、成长和学习都在吕梁市文水县。1991年，药恩情从当时还是中专类院校的山西警察学院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分配到了中北大学保卫处，成为一名“校园公安”。“报到那天是8月14日。”27年过去了，药恩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北大学的日子。当时，他从学校毕业还不到5天。 “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当时的保安，但实际上还是会有不同的。”药恩情说。除了“干部”的身份，更重要的是管理权限的问题。在保卫处报到后，药恩情简单参观了自己即将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该有多好。”但是当时，这个想法只被药恩情牢牢地埋在心底，谁也没告诉过。药恩情说，念头刚刚被埋下，却已经要开始自己的“保安”生涯了，处理偷鸡摸狗、敲诈勒索、打架斗殴……药恩情在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十二年。 药恩情在写教案 不懈的努力过后 他终于离梦想近了一大步 虽然在保卫处一待就是十二年，但这十二年间，除了工作，药恩情也在不停地充实自己，一点一点在接近自己的梦想，他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工作后的第二年，他就通过成人高考，考取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法学专业，并通过函授的方式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与考试。1995年，他成家了，妻子在学校做会计工作。1997年，药恩情再次参加成人高考，同样以函授的方式在两年后获得了中央党校法学的本科学历。 药恩情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研究生学历，所以从2000年开始，他就想着是不是该去考取研究生了。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还是一件小事。 当时，药恩情已经是保卫科的副科长了，有次在和同事巡逻时，刚好透过窗户看到教室里有学生正在上课。“当时，我就想着，哪怕我当不成老师，那坐在教室里当学生也不错啊！”药恩情说。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妻子的支持下重新拿起课本，准备考研。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说我现在已经有份稳定的工作了，何必再折腾呢？但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不去考研，那我之前为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所做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我不甘心。”药恩情说。 下定了决心，药恩情就开始复习各科知识，但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书本的他，自学起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英语方面，幸好学校当时有个考研辅导班，药恩情就报名参加了。“当时有个邻居刚好是辅导班的老师，是他鼓励我去的。”药恩情说。辅导班是晚上上课，药恩情下班后就直接去了教室，“当时去了教室一看，教室里坐着的都是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们，一开始真的有些拉不下面子，但只要坐下了，也就没什么了。” 除了在辅导班学习，药恩情平时也是拿着一本考研词汇大全，走到哪看到哪，从不离手。药恩情说，他的考研词汇大全，大概A4纸大小，有四、五百页，他怕自己记不住，就只能翻来覆去地背，背完一遍再从头背。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01年，药恩情第一次参加了研究生考试，但结果并不如意。可他没有放弃，在2002年再一次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这次，药恩情还是落榜了。这时候，他身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都纷纷劝他放弃，“就当听不到，反正我当时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考上，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直到考上为止。”药恩情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夏天，药恩情在网上查到，自己被录取为山西财经大学法学系的研究生，他几年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那年特别有意思，我上研一，我儿子上小一，所以我爱人给我们一人准备了一个书包。”回忆起考上研究生时的情形，药恩情的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站上三尺讲台 他依旧在不断学习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闪而过。2006年那一年的夏天，成了他特别忙碌的一年，因为他即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为了能给学生们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第一印象，药恩情在家整整备了两个月的课。 说起第一次上课的情形，药恩情依然有些尴尬。当时准备了50分钟的内容，但30多分钟就讲完了。无奈，剩下的课堂时间，他只能让学生们自习。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药恩情开始研究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课堂变得充实、有趣。 药恩情发现，法学以往的教学模式都是先学习一段时间的理论课程后，再让学生们进行实验课程，但这样的教学模式学生们接受程度并不高，所以他在自己的课堂上，率先采用一种互相穿插的方式来上课。“简单地说，就是理论和实验的互相穿插。”药恩情说。比如，在上课时，他可能会要求一名学生来扮演劫匪，一名学生来扮演路人，两个人合力表演一段抢劫的戏码后，再由这段戏引出当堂课程的内容。这么做，是他希望通过现场表演，让学生们在学习相关知识之外，最大程度地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我们法学系是2000年刚刚设立的，相对来说各方面的经验不是很多，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摸索。”药恩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除了从别的老师、别的学校吸取经验外，还创立了一套自己的上课模式。模拟法庭，就在407教室的隔壁，在药恩情当上老师之前就有了。但在他的课堂上，这里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他希望通过课堂模拟实验，增强学生们的立体感。同时，把法律知识更好地融会贯通起来。而在这个教室里，他也曾无数次扮演着法官的角色，为学生们上课。 课堂之外，药恩情也是同学们善于倾听的“同伴”，但凡是同学们提出的他觉得中肯的意见，他都会采纳。“去年，我跟药老师说，最好能让预备班的学员一起去参加模拟法庭大赛，药老师经过思考后就答应了。”药恩情的学生陈宇说。原来，最近几年，法学系每年都会和其他学校的法学系来一场模拟法庭大赛，往年去参赛的，都只有本届的参赛学员，但2017年比赛时，陈宇觉得，最好能让下一届的预备学员一同观战，提前做准备，就向药恩情提出了建议，药恩情也很快同意了。“无非就是换个大点的车、费用可能多一点嘛！但这么做不光是对学生好，对学院的发展也有好处呀！”药恩情说。 总有新的目标在前方 他觉得自己还要努力 除了探索更适合学生的上课模式，药恩情在其他方面也一直不停摸索，下工夫。2008年，为了编写一本关于《广告法》的著作，也为了提升自己，药恩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经济法》，师从著名经济法学家刘文华教授。一年后，药恩情回到了中北大学，而他的《广告规制法律制度研究》也基本成型。 回到学校的药恩情发现，学生们在上法学实验课时，需要带上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本教材，“不光重，上课效率也不高。”药恩情说。为了改变这种“不讨好”的教学方式，他开始考虑出一本书，这本书最好把大学法学专业四年本科所需要的十几门课程都包含在内。经过几年的努力，药恩情作为主编，写出了《法学实验教程》一书。 “主要还是自己喜欢吧！”说到这些年来为了学习法律所做的一切努力，药恩情一往情深。 从2006年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面对50多名学生，到现在成为人文科学学院的副教授，药恩情已经在三尺讲台上站了将近12年。这12年里，他已经先后出版专著《广告规制法律制度研究》，教材《新编经济法教程》、《法学实验教程》。而今年，药恩情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自己和同事的努力，能在学院内设置一个硕士点。“我们法学系的学生想要读研，只能去别的学校，我就觉得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谈及学生未来人生发展，药恩情特别认真。我们相信，这样认真的药恩情，一定能做到他想做的。因为，他有着那份坚持和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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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工程师做公益学校校长：孩子读书总比在马路上跑好
燕兆时 “社会上对于打工子弟有些看法，比如认为他们的行为习惯差和知识水平较低。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打工子弟本身所造成的，大部分是受周围环境和后天接受的教育影响。”在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当了8年校长，燕兆时坚信，如果有外力介入，提供一些更合格的教育，这群孩子马上就能有巨大的改变。 舍弃工程师身份，从志愿者变成“燕校长” 2010年前，燕兆时还是一名每周有空才去上课的志愿者，而那年的7月，老校长不堪重负，最终还是离开了学校，把装满200多个北京打工子弟的学校留给了燕兆时。就这样，舍弃18年的工程师身份，自掏腰包，志愿者“燕老师”成了全职“燕校长”。 8年来，“小天鹅”的学生从200人增长到过500人，现在维持在300人左右；专职教师原先有将近30人，如今则有15人，位于城郊接合部打工子弟学校因种种原因时常面临关闭。对此 ，燕兆时6月27日告诉记者，“有困难不意味着不存在，今天它风雨飘摇，以后还会风雨飘摇。我认为这个学校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国家、社会和民众都需要它。让孩子上学，比让他们在大马路上乱跑好。” 据燕兆时介绍，接手学校的第一年，自己垫了20万再加上学生的学费才撑起来，到了2012年后，陆续有一些社会捐赠，收支才逐渐持平。他说，比起最初接手学校的状态，现在自己的心态平和了很多，“（现在）更多地是看事情的本质，像教书这件事，本质是喜好、三观，技术上的东西是第二位的。”谈到8年间为了让学校“活下来”所必需面对的苦与无奈，燕兆时几乎是回避的，他更愿意谈对这群打工子弟的进行启发式教育的探讨，对他们的父母进行教育的必要，而“不稳定”“教师流失”“倒贴办学”等就成了燕兆时口中的“吃小亏”。 他说，对打工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足够重要的”。但燕兆时认为，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还比较缺乏。“对于给这些孩子以合格的教育，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周围的人，只有我妈妈支持我去做，其他的亲戚朋友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但为什么要你去做？” 对此，他无奈却仍然坚定，“我不会自己主动去把这个学校关了，要不这个学校就一直存在，要不孩子都有了去向。我不可能把这事做一半。” “燕校长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很务实的人。”2011年，大学毕业后不久，王庆雅来到“小天鹅”，成为为数不多的教师之一，见证了燕兆时与学校的一路风雨。“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工作，过更好的生活，但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群体，怀着一份责任，就选择坚持下来。”王庆雅说道。 改变父母思维方式，扭转下一代命运 五六环以外的北京，聚集了大量的打工者、暂住者、村民。在学校教学之外，燕兆时也常在他们中间穿梭走动。8年时间，他还发现了一件“要命的事”。 “他们（打工子弟家长）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社会的，在很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态度不对。”燕兆时认为，家庭环境是学生成长最主要的环境之一，对孩子的后天发展至关重要。燕兆时说，农民工二代、三代的思维方式传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没有人尝试改变其父母的思维方式，很多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可能根本无法扭转自己的命运。 “说农民工、打工子弟融不进社会，不是意味着表层的东西融不进来，它有一些更为深刻的事物，包括理念、观念等。”燕兆时解释。 对此，王庆雅有切身的感受。“小时候，我是留守儿童，而我弟弟跟着爸妈到了北京，成了打工子弟。”她同样看到，家庭的教育不可缺少。 “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一样的，之后是看家庭给予什么样的教育，但这些孩子的教育不只是父母的责任，还包括社会、国家能给予什么样的教育，这决定了孩子能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王庆雅说。 与学校进退8年，燕兆时头上黑发快压不住白发。知天命的年龄，燕兆时也“认命了”。他笑着说道：“有一种说法，人来到这个地球是来休假的，我说我是来出差的，休假这个事情就不要考虑了。可能这就是天命，无穷无尽的事情。” 【对话】 记者：八年来，学校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变化？ 燕兆时：学生数量上，搬过来是200多，后来一直在500多，现在基本在300多。师资有流失，但也会有新的人来。流失最严重的一个节点就是老师结婚以后生了孩子，因为他们得直面家庭问题，我们给予的工资，无法让他们在城市立足。 记者：怎么吸引老师到这里来教书的？ 燕兆时：教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给穷人以适合他们的教育是更重要的事情。很多老师来，是因为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吸引了他们。 这个国家光靠精英教育或者光靠城市教育也可以支撑起来，但是一定会有巨大的问题。 大家之所以会问“你为什么来这”，实际上，就是觉得不如找一个挣钱多的地方。比如，去年北京市有个低年级的数学竞赛，第二名和第九名都是我们学校的。如果培养这些孩子的老师去别的学校教书，收入一定更为可观。但实际上，对打工子弟的教育乃至贫困人口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应该有一些精英人物去教穷人。 记者：有没有遇到感觉矛盾和无奈的事？ 燕兆时：肯定是有很多的，包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无奈。我认为这个群体特别需要外界力量介入。因为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生，也包括家长。任何的一个小孩的成长，都需要大人的引导，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要生活得好，不是仅仅靠努力就可以，要了解社会，应对社会，跟社会打交道，融入社会。他们（家长）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社会的，在很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态度不对。比如，蚊帐是应该夏天挂的，但是偶尔11、12月份家里可能出现蚊子，这时候即使孩子提出挂蚊帐也会被否定，家长认为时间不对，他们判断是否挂蚊帐，不是因为有没有蚊子，还要看时间。他们的记忆性思维，从众心理非常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维方式。 学校存在不是因为有我们，而是因为有学生要上学。实际上，主要有三点，第一，国家希望它存在，第二，社会希望它存在，第三，民众希望它存在。这个学校能活下来，一定是这三点的一个汇聚。孩子应该读书，在这里读书比在大马路上跑好。 记者：当校长之后，你的心态有哪些变化？ 燕兆时：至少在很多事情上有所平和。换句话说，能更多地看一个事情的本质，就包括这个教书，教书的本质是喜好、三观，技术上的东西是第二位的。 记者：你曾说：“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8年里，你对打工子弟群体有了哪些更深入的了解？ 燕兆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变化过程。比如，当年我来支教的时候，觉得我理科学得还可以，希望能让他们对数学或理科感兴趣，以后在这方面成绩好一点。后来接手了学校，更多想着我们能做的事情。数学、语文、英语等实际类似于一门技术。但很多事情光靠技术是不行的，技术也是建立在一些东西的基础之上。比如，要造飞机，得有一个工业体系。否则，给你图纸和技术人员，你也造不出大飞机。你得有工业体系，有管理体系和人员等。 反映到教学生层面，实际上，数学语文等也是基于一个体系之上。比如，孩子的行为习惯、知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三观、喜好，这些是一些更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数学、外语也可以教，但是会产生很多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些孩子融不进社会？融不进社会，不是意味着表层的东西融不进来，它有一些更为深刻的事物，包括理念、观念等。 记者：现在对打工子女的教育有哪些期盼？ 燕兆时：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些孩子。我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资金是否到位，而是大家对这个群体，这些孩子的理解和了解。如果你能在这里跟他们共同度过一周到两周，你就会和其中的一批人建立感情，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好好教他们，这个事情是很不忍心的。 农民工二代、三代的传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很多人可能根本改变不了命运。但如果我们有外力介入，能给他们一些更合格的教育，他们马上就能有巨大的改变。现在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好了很多，很多事情自己会去琢磨，不再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另外，把教育这批学生看成是做一个项目还是培养小孩，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投资教育，是把教育当成一个项目。家里养孩子，谁做过这种投入产出可行性报告？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孩子，不管好坏，你都会努力去培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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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癌症坚守教学第一线 女警官用生命诠释“课比天大”
杨亚玲，2003年任河南警察学院警体部教师，一级警督。工作上，她恪尽职守，永远“课比天大”；生活中，她待人热情，被亲切地称为“杨大姐”。 在平凡的岗位上，她做出了不平凡的事，在身体患病的情况下，仍隐瞒病情坚守岗位三年。2018年6月24日，终因医治无效去世，永远离开了自己最热爱的教育事业。 她身患癌症坚守岗位，直到同事突然接到病危消息 三年前，杨亚玲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在经历了一场手术之后，身体还未康复就迅速投入工作，尽管身体很虚弱，仍坚守岗位长达三年。 直到今年6月22日，杨亚玲在医院给主任打电话，汇报自己身体不适。24日晚，同事孔平突然接到电话，得知了杨亚玲病危的消息，急忙联系学院相关领导前去看望。但就在赶往医院的途中，杨亚玲病情恶化、无法控制，于当晚10时45分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 生活中她是热心肠，工作上永远“课比天大” 杨亚玲老师去世的消息在学校迅速传开，她教过的学生闻讯从各地赶来为恩师送行，微信留言下也充满学生们对杨老师的缅怀之情。 在平时的生活中，杨亚玲总是热心地去帮助他人。在师博老师刚来学院任教的时候，杨亚玲时常去旁听他的课，然后在课下向他提出一些建议。诸如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足以体现杨亚玲的热心肠。 在工作上，她坚持为学生上好每一节课。“亚玲，休息会儿吧，让学生们去做做运动。”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杨亚玲总会生气地回道：“不能对学生这么不负责任，课比天大！” 同事卢玉玲说，杨老师去世后，每次想到她身体抱恙却坚持上课，就会在心里暗暗心疼。 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她隐瞒病情坚守一线 清癯的面庞、浅浅的笑容，却有着让人感到伟岸的身躯。在警察学院，她穿得最多的衣服不是英姿的警服，而是浸满汗水的运动服，大家对她印象最多的永远是她在田径场上课的身影。 参加工作以来，她多次带领学院田径队在河南省大学生比赛中获得冠亚季军等奖项，为学院争得荣誉。 杨亚玲微信朋友圈的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5月25日8：29，她的朋友圈里全都是关于工作以及鼓励自己变得更加坚强的内容，让周围人都能感到满满的正能量。 “她从来没说过自己生病，后来得知她患了癌症，但每天还坚守一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警体部党总支书记景书伟说。 杨亚玲老师是平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河南警察学院警体部这样评价杨亚玲同志：以一名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担当，忠诚事业、鞠躬尽瘁，她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示了一位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忘我工作的好党员、好教师的光辉形象，这是一笔砥砺前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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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师大退休教授连续12年手写录取通知书：为传承文化
2018年“高考放榜”时，陕西师范大学“最值得收藏的录取通知书”又一次引起广泛关注。 7月17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一处会议室内，吕九如、屈培恒、杨明堂、郭祖仪、郭欣根、毋耀辉、马凡涛、韩月娥、王书欣、符有堂、上官养志等退休教授围坐桌前，用毛笔在录取通知书上写上新生名字、录取专业和报到日期，提笔有力、落笔有神。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5岁，最小的也有62岁，大多头发斑白，手肘处因为长期练字起了老茧。 前一天，陕西师范大学2018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开笔仪式举行，今年是该校组织退休教授们为新生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的第12个年头——从2007年开始，该校便组织退休教师为新生用毛笔写录取通知书，坚持至今。 17日，今年83岁的符有堂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已连续参加了12次手写录取通知书活动，这些年里，有老师因年龄过大或逝世“退出”，又有新的老师接力加入。“学校把这做成了‘传统任务’，坚持了下来。” “大学生尤其是师范生，不写汉字，写不好汉字，这愧对祖先。”17日下午，该校副校长党怀兴对澎湃新闻表示，一些学生在就业市场找工作，因钢笔字、毛笔字以及板书写得不好而被用人单位淘汰，他希望大学生一入学就该知道“学好汉字”。 参加手写通知书要进行摸底和培训 “年龄大了，动作上比原来差了一些。”符有堂向记者介绍称，自己已经连续参加了12次手写录取通知书，“一天能写五六十份，写累了中间会休息”，“前边还有好几个老先生写不成了，眼睛不行了”，学校“每年都要换人”。 对此，该校教务处老师汪新庄17日在手写通知书现场告诉记者，今年有2名教师“连续写了12年”，其他人则是逐步补充进来的。“有两名参与写通知书的老师现在都不在了。” 据报道，2016年4月，从2012年开始参与手写通知书的老教授贾温性因病住院。住院期间，他还在询问书写工作的安排情况，并不无遗憾地说：“太抱歉了，我住院了，今年写不成了。”他给其他参与者打电话，称“在医院里恢复得挺好”，明年接着写。但其最终因肺部感染，于当年8月逝世。 “有人坚持10多年，有人身体不好退出，还有人去世。比如贾温性先生，非常值得尊敬。”党怀兴称，每年学校会根据“老先生的身体状况、毛笔字功底情况以及爱好”进行选择。 今年62岁的上官养志告诉记者，参与手写通知书的老教授均是学校老年书画学会成员。“现有会员60余名，年龄最大的已有90多岁，最小的算我，也有62了。”作为该学院会长，上官养志称， “（手写通知书）不是谁愿意写就能来写，还要摸底、培训”。 “首先是身体情况的考察，以及平常写字的习惯，看适不适合写通知书。选拔后会进行简单的培训，每年要求都不一样。”上官养志告诉记者，往年通知书是铜版纸，今年则是宣纸——这对老师要求较高，需具备驾驭宣纸的能力。此外，写字要工整，不用繁体字、不出现连笔。 首次参加这项活动的郭欣根老师表示，“手写通知书是陕西师大的传统，不是谁都能参加”，“退休老师”身份只是第一项要求，重要的是“要有功底”。“能够参与进来是荣誉，不是随随便便的。”郭欣根对此很坦诚，称“以前没能参加是因为老同志里书法家比较多，轮不上我”，这几年有些老师年事已高，这才有了机会。 汪新庄称，今年约有4500名新生前来报到，“老先生们写两天休息两天，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时间拉得较长则需要两周。”据其介绍，截至17日下午，10余人已写了约1500份，到月底基本能完成。 “都照顾着呢，不用担心。”党怀兴告诉记者，为避免老先生们过度劳累，写字都在空调房里，同学们也准备了点心、茶水。 会写毛笔字应是教育工作者基本功 老先生们对“写字”都抱有一番热情。郭欣根说，中学时期就开始练字，“全是一种爱好”，现在每天练1-2个小时，否则“就会手痒”。“有老先生85岁了，仍坚持每天练习书法，非常虚心，常拿练习本来请人指正。”郭欣根说。 说起陕西师范大学老年书画协会，上官养志颇为自豪，称该组织“在全省高校里算是做得比较好的”。“老同志们对校园文化建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去年大家一共写了700多份作品，悬挂在教室里面，反响特别好，还有学生根据作品名字找到老师，请赐作品。” “不只是老师、行政管理人员，包括我们的保洁员、理发店工作人员等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书写汉字、临帖写毛笔字。”此前，该校一名“保洁员书法家”也颇受关注，在党怀兴看来，“这是有渊源的”。该校以人文社科见长，过去就有一批老教授不仅是学者，也是书法家，字写得很好。 “毛笔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结晶，会写毛笔字应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功。”郭欣根表示，虽说现在是“无纸办公时代”，但很多年轻大学生“不管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不敢恭维”。“过去讲不会使用筷子不是中国人，那我觉得现在拿不起毛笔不能称为一个文化人。” 党怀兴对此深为认同。据其介绍，学校发起手写通知书，缘由也是“一些学生在就业市场找工作，因钢笔字、毛笔字以及板书写得不好而被用人单位淘汰”，令人着急。党怀兴希望大学生一入学就该知道“学好汉字”。 “从录取通知书开始手写，给孩子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要写好汉字、写好毛笔字。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应该传承下去，而不能让它消失。”党怀兴说 。 学校将写毛笔字传承下去 “手写录取通知书”已带来了积极影响。符有堂说，以前就有新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专门找到他说“收到通知书很开心”，觉得自豪。 该校2016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王雪两年前曾收到来自教授们的亲笔通知书，现在又陪在他们身边做志愿者。“收到通知书时很开心，别人的都是打印的，而这是老先生们手写的，有纪念收藏意义。”7月17日，王雪告诉记者，现场亲眼看着老先生们写字，觉得他们很辛苦。 老教授们的付出，也收到了“回报”。据党怀兴介绍，学校有一位免费师范毕业生，当年收到了老教授们手写录取通知书，深受触动，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组建了毛笔字练习社，教中学生写字——还有学生拿了全国性的奖项。 “就是通过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让更多的人重视汉字书写。”党怀兴称。 对于今年的新版通知书，党怀兴向记者介绍称，学校专门为此征集设计，加入了西安和学校历史文化元素，更加“耐看”。汪新庄此前接受采访时称，手写录取通知书“费用和成本确实较高”，但学校大力支持，因为这是学校的一张名片。“（对学校招生）有很大的影响，提高了学生的招生质量，因为有了这个活动，有的学生甚至将通知书珍藏起来，当做一生最大的荣耀，所以这几年招生分数不断上涨，和这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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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枯燥史料讲成有趣故事：人大80后教师历史课成爆款
宋瞳 “上课前5分钟到教室，我发现教室的过道都摆上了凳子，教室里一个座都没了。宋老师还让我坐到讲台上去。”中国人民大学大四学生余雯向记者回忆起第一次上课的情形时，直言“蹭课的人太多，太挤了”。 上述课程是人大“80后”青年教师宋瞳所开设的全校选修课《清代疑案概述》，以清初四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即位、乾隆身世”串起清朝前期历史，囊括清初诸多大事件，深受同学欢迎，选课比例高达15:1，成功选上课的同学称自己是“被神选中的孩子”。此外，宋瞳开设的《晚明崇祯朝史》、《明清君臣与北京城》等课程也都是“爆款”。 “历史是一件无聊又好玩的事情” 谈及“火爆”的历史课堂，宋瞳16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设计课程最大的标准就是“好玩”，“我觉得历史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好玩，每个人物有自己鲜活的角色，整个事件很丰满。不管是纪传体的正史还是编年体如《资治通鉴》，本质都是在讲故事，能把一个故事讲好，就是历史授课的大本事了。” 选修过《清代疑案概述》的佟欣雨称，看到这个课程名称就觉得很有趣，而课上宋老师把课程内容与《步步惊心》等热门影视剧结合，更是让她记忆犹新。 “宋老师对《步步惊心》的评价还挺高，‘除了穿越是假的，其他大部分有据可查，当然也有很多艺术加工。’”佟欣雨说道。 虽然最终呈现在同学面前的是一个个有趣的历史故事，但宋瞳表示，前期需要经过一段“无聊的研究过程”，“一节新课的备课时间会在4个小时以上”，备课比做科研还要看更多的书。 “史料本身是枯燥甚至无聊的，阅读史料的过程如同淘金。为某一个问题，我可能看了100份档案，最后用上的不足20份。备课的过程其实和研究很像，需要先做一次史料的筛选，剔除无用的部分，再将有用内容排比、组合、分析，才有了大家课上听到的鲜活故事。”这种以研究为基础的讲述是宋瞳坚持的授课方法——将零散的史料记载变成体系化的叙述，同时加上基于史料的自我分析，并补充必要的背景知识。 除了历史事件本身，宋瞳的授课风格也让同学觉得有趣，“就像说书一样”。 “这是同学们的褒奖，我还远远达不到说书的水平。”宋瞳谦虚道，“我在讲述过程中免不了有自我分析，夹叙夹议肯定会打断事件叙述。但听过评书的人都知道，说书者几乎没有任何道具，一颗醒木、一把扇子，叙述全凭一张嘴。不管听众对所讲故事是否了解，都要让他们听清楚、听明白。如果有天我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我讲的课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听懂，那应该是一种荣誉和褒奖。” “用古体书信的仪式感来表达感谢” 除了“说书一样”的课堂，还有“天书一样”的试卷。宋瞳的选修课采取开卷考试，考察内容主要是对所讲历史事件的分析理解能力。大二学生林月形容自己当时遇到的期末试卷“彻底摧毁了自己文科学习积累的经验”。 “我需要试题能如实地反映学生的听课水平和积累水平。所有人都能听懂历史，也都有权发表自己的分析意见，我教授的，就是怎么尽可能科学地分析历史。”宋瞳的试卷没有标准答案，学生们可以用他的思路分析史料，但他也鼓励“先把我说的东西忘掉，看完史料能推出一个跟我不一样的结论也可以。” “列位钧鉴：近冗务缠身，偶感暑湿，一时春鸿绝影，鱼素不通，倘有迟误，先行致歉。”每学期末，宋瞳都会通过邮箱给同学们发送课件，随之一并寄来的是一封古色古香的信函。 谈及为何要用文言发邮件，宋瞳解释：“备课和上课可能是耗费我最多精力的事件，结课时想有一个仪式感来纪念。不过现代书信格式，始终觉得欠些感觉。一封正式且典雅的书信，可以带来事件落幕的仪式感，同时也表达对大家选课和坚持上课的感谢。毕竟大学里的选修课是个“用脚投票”的课程，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我授课内容的认可，所以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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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邵卿：72岁老教师志愿者的“快乐经”不忘初心
昨日下午，在中牟县大孟镇党群服务中心书吧里，72岁的老党员李绍卿正在四点半课堂当志愿者，为孩子们补课。 四点半课堂是大孟镇镇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少年梦·孟少年》项目中的一环，主要面对社区7至12岁留守儿童，通过组织开展手工课堂、文明礼仪课堂、安全教育课堂等活动，增强其文明礼仪、道德素养常识，帮助儿童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李绍卿出生于1946年，1964年12月，作为民办教师开始在大孟小学任教。2002年，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已经56岁。1973年，他转到朱大汉小学教学，1998年又到芦岗小学教学，直到2006年退休。这期间，他曾转岗当了几年校长。 李绍卿有四个子女、8个孙子孙女，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在家人的陪伴下游山玩水。然而他却当起了免费辅导孩子的志愿者。 一旁的社工师刘迪告诉记者：“去年3月，李叔来书吧看书，问及是否愿意给孩子辅导辅导，他爽快答应了。” “我干教育一辈子，有很深的情结，从来没烦过，来社区给孩子们服务我心里很快乐，我要把这种快乐带给孩子们，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不忘初心’吧！”李绍卿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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