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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尺子”，成为真正的自己 ——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光华
道家思想在很多人的认识中代表着“无为”的消极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光华在新书《放下心中的尺子——〈庄子〉哲学50讲》中，针对当下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发问与反思，带读者在当今社会感受《庄子》的巨大现实意义。日前，记者对前来郑州参加中原讲坛的林光华进行了采访。 “老庄”有“三宝” “大家对道家误解很多，其实老子说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用符合‘道’的方式顺势而为、不妄为，并没有消极的含义，它是一种方式，达到的目的是‘无不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作为致力于道家研究的年轻学者，林光华深感在当下社会传播道家思想精髓的必要：“今天是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消费主义刺激着人们的欲望，被各种欲望驱使的人们活得特别疲惫，而道家的意义在于少私寡欲，就是对人的欲望有所节制，懂得适可而止。” 除了节制欲望，道家还崇尚在人格塑造上注重个体自由。“今天经济发达了，物质水平提高了，但人的内心并不自由，束缚反而增加。庄子的‘逍遥’、个体自由，是值得很多人追求的价值观念。”林光华举例说，很多人在微信里可以和陌生人聊得热火朝天，现实生活中却和身边的人无话可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被微信、电子产品捆绑，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就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放下心中的那把“尺” 作为道家思想的研究者、传播者，林光华并不唯道家尊大，而是对经典国学有着深厚的敬意。 “国家提倡的‘国学’不仅仅是儒家，还包括经史子集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儒家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道家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是现代人都需要的。”林光华认为，人既需要解决和他人的关系，也需要解决和自我的关系，在当今社会，后者的紧迫性更为突出：“人们被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尺子’衡量，社会、他人以及自我，都有一把尺子在不停地比较，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为什么要盲目跟风从众？为什么不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这其实都是因为心中有‘尺子’。” 林光华说，社会上不乏焦虑的大学生、追逐金钱的富豪以及各种各样的抑郁症患者，“人内心的尺子是最束缚自我的。人要学会悦纳有缺点的自己，人生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成为真实的自己。”在林光华看来，“成功”本身就是一把很残忍的尺子，“当下很多人‘把生活过成了战斗’，时刻准备着要去赢得什么。其实人生是你能做出什么成绩就做成什么样，成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林光华认为，向内“求心”的中国哲学是当下人们最为需求的精神养料，“中国哲学对促进个人修养、境界的提升有极大贡献，如果科技很发达而没有道德修养的功夫，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科技越发达，越需要心灵的哲学来指导方向。” 从知识中寻找“答题”方法 从老家江苏到北京的校园，再到河南“老庄的故乡”，初次来郑的林光华对河南的印象十分美好：“这里的人特别朴实、热情。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这里我还能感觉到秩序和严谨。” 今年正是林光华的“不惑之年”，在扎实的学问功底滋养下，她坦言自己已无个人困惑，“人的知识构成越完善，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林光华说，人生不同阶段有很多的问题，虽然并不都是庄子能解决的问题。但人生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庄子》中都有答案，“面对现实，庄子既能保持独立的超越精神，又能与世俗很好地相处，这是值得今天人们学习的智慧。” 记者了解到，《放下心中的尺子》根据林光华《庄子》五十讲视频课讲稿改编而成，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庄子》课9年后，通过视频的方式，在学术基础上联系生活实际讲述《庄子》，视频上线后全网播放达1000万次，林光华谦逊地说：“我想，数字并不代表讲得好，而代表有困惑需要解答。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走向自己的内心深处，痛痛快快地享受着有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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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不言悔 为民服务解民忧 ——记大学生村官赵德林
从大学生到村官，从象牙塔走进社会大课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副主任赵德林十年如一日扎根社区基层，耐心倾听群众诉求，义无反顾投身为民服务中，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的实际工作中砥砺初心，踏实做事。 2009年10月，大学毕业的赵德林来到五龙口村成为高新区第二批“大学生村官”。刚到村里，新的岗位、新的环境，对赵德林来说,每件工作都是考验，“群众利益无小事，只有将心比心，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的困难当作我们自己的困难，切实地去化解这些关键的民生事，才能够最大程度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去年年底，中原制药厂重组改制，自建地下水井停封，与之相连的小区石佛家属院断了供水来源。赵德林组织社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停水不到两个小时就紧急协调运水车辆，蹲守在小区大门口，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看得到车、吃得上水。 负责管理石佛家属院的西溪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会真告诉记者，在停水的日子里，赵德林跟社区支部党员们没少忙活，“非常尽职尽责，晚上11点多给业主开协调会，让居民知道是为什么停水，下一步打算，以后会有什么效果。有的居民家里只有老人，值班的党员就把水送到家里去，让他们吃水更方便。” 从开始停水，到院内院外开挖施工，再到居民家通水，赵德林和党员们事事冲锋在前，面对居民的质疑和负面情绪，赵德林都会耐心解释和安抚，“在小区门岗多值班，随时去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各方沟通的结果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在这种共享和沟通的氛围下，慢慢地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困扰192户居民多年的用水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还成为全区第一个喝上丹江水的小区。 赵德林说，自己做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肯定要做好表率作用，带好头，解决大家烦心事，做好群众暖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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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午餐问题 他最早提出提案
十一黄金周过后，郑东新区中小学正式启动课后服务：校内提供午餐、放学后免费托管。对此，河南省政协委员夏先清尤为兴奋。早在2019年河南省两会期间，夏先清就建议把解决中小学生午餐午休问题列入民生实事。两会期间，大河报·大河客户端以《立足学校解决郑州中小学午餐午休问题》为题，报道了省政协委员夏先清的提案，呼吁中小学解决午餐午托问题。 “很兴奋，中小学解决午餐午托问题，能极大减轻家长接送负担，解决非法午托的乱象，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引进、落户。教育配套服务真正对标一线城市，向‘北上广’看齐。”提案获得落实，再次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的夏先清难掩激动之情，他回顾了提案搜集、调研、移交、督办、落实的过程，直言郑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政协委员提案，经过长期、缜密的研究后，稳步推进这项福利。 作为一家中央媒体驻豫负责人，夏先清有着广泛的省外工作经历。“来河南工作后，陆续接到不少朋友、亲友的牢骚，每天四次往返学校接娃儿，家长承担着时间、精神双重压力；同时午托班乱象丛生，大班生欺负小班生、饭菜卫生安全等问题一直存在。”夏先清说。作为省政协委员，他认真调研该问题，发现郑州午托班数量非常大，而且午托班已停止批复多年，非法经营问题突出。郑州现状如此，而国内一线城市早已有了探索和尝试。深圳市政府早在2017年陆续出台了多个文件，提出建立比较系统的中小学生午餐午休相关管理制度，此外还将加大校内午餐午休的经费支持，目前，大部分学校已实行了午餐午托;上海市实行在校用餐及午休制度，把小学生的午餐午休全部包揽起来;广州市也于2015年3月在全市448所公办学校为22.94万名学生提供午休托管服务;台湾则引入市场机制，将午餐午托服务交由第三方机构去做，家长出钱，政府加强监管。 “远的成都，近的济南，都解决了中小学午餐午托问题，咱郑州目前正以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有姿态和自信，在教育配套服务领域也应该对标国内一线城市。”夏先清说，从这个角度看，郑州解决中小学午餐午托问题，也会有利促进高端人才的引进、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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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炯：富有的穷教授
或许你会觉得，这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平凡场景：普通的竹椅、茶几、木桶，一双沾满泥浆的筒靴、一双普通的布鞋、一顶草帽，一个田间归来的老农正在洗脚……但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再看他戴着眼镜凝视草苗的神情，你就知道，这张照片记录了怎样的珍贵瞬间，展示着怎样的精神品质。 他就是我国土壤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侯光炯教授（1905—1996），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校长。他毕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学理论，开创了自然免耕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先河。他一生和土壤打交道，是诗人笔下的“大地之子”。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侯光炯就长期蹲点农村搞科研和技术推广，特别是在四川长宁县一蹲就是17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蹲点岁月，他的时间表上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半。“干工作就要有这种3点半精神。”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认为，自己的时间本钱不多了，想利用有限的时间为土壤科学多作点贡献，“为人民多还一点债”。 这张《田间归来》记录的就是侯老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边洗脚边工作的情景，是一位“富有的穷教授”最生动的写照。 作为院士、一级教授，侯光炯的工资津贴自然不少，外加稿费等其他收入，他应该是富有的。可他反而总是缺钱，甚至显得有些穷。 富有的教授是怎么变“穷”的？侯光炯对自己近乎苛刻，对他人却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妇女节、儿童节他要捐钱，建新学校他也要捐钱。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倾其所有。听说有人用假激素骗农民的钱，他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派人去查访，随后自己掏钱代人赔罪，挨家挨户登门退款。他长期按月资助免耕所4位工资低的临时雇用人员。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因没钱给孩子动手术而求助于他，侯光炯立即在衣服口袋里找钱，翻了上衣兜又翻裤兜，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还连声抱歉：“太少了，太少了……” 长宁县至今流传着侯光炯“赔钱”的故事。为推广半旱式免耕法，他向采用该法的农民承诺：“如果减产了，我来赔偿。”可减产的事也确实发生过。他对助手说：“该赔多少赔多少，绝不能让农民兄弟吃亏！”寒冬腊月，他和助手挨家挨户去赔钱。后来才了解到，减产不是耕作技术，而是个别农户把供应的化肥拿去卖了造成的。助手们很生气，要去追回赔偿，侯光炯劝阻了。他不仅“减产包赔”，农民遭了天灾人祸他也“赔”，还自己掏钱办培训班、买竹种。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增加了两级工资，他每月留下369元，余下的371元全部用来设立土壤学青年科学奖励基金和交纳党费。他还将3万元稿酬全部捐赠给学校作为科研教育经费。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并重奖10万元。在颁奖大会上，侯光炯当场宣布：“这10万元我一分钱也不要，将它全部用作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让这笔钱再为国家作贡献。” 几十年来，受过他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没有将存款留给子女，而是清楚地标明了所有钱的用途——设立土壤学青年奖励基金。 1956年2月28日，侯光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今天是我的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日，从今天起，我把我的智慧、力量和生命都交给党……”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文革”期间，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侯光炯想的是：作为普通党员，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为党分忧，他请求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来交纳党费。面对别人的不解，他说：“这辈子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天塌地陷也不能动摇这个人生选择！” 1966—1976年，他共交纳党费1700多元。他自己却住着茅屋、庙宇、破烂的乡公所，吃着最简单的粗茶淡饭，抽着8分钱一包的“劲松”烟，衣食住行与农民没啥区别。 他曾写下连诗人们也认为是最美诗篇的一段话：“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启发我：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是的，侯光炯就像土壤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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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新中国70年教育事业的辉煌历程
新中国70年教育事业的辉煌历程 张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49年，全国5.4亿人口约80%不识字，只有3000多万名小学在校生，100多万名中学在校生，10多万名大学在校生，大中小学在校生规模类似“倒图钉形”。世纪之交，“倒图钉形”逐渐成为“金字塔形”。在2018年近14亿人口中，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在校生，分别为10339万人、4653万人、3935万人、3833万人，已经呈现“正梯形”。同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99.95%，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00.9%、88.8%、48.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1.7%，这些指标已达同期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当前正在接受正规学历教育的女学生及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与人口自然比大体相当，特殊教育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也在多样化推进。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提高了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人力资源开发和知识创新等多方面贡献。 综观70年来不平凡的历程，我国已构建起基本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在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传统发扬光大，城乡居民旺盛学习需求成为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也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释放出空前活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探索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教育发展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在中国教育史和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辉煌篇章。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当天发布政府公告，确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这一纲领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并明确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导向。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12月23日至31日，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政策基点。 新中国坚决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教育制度体系，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坚决改造”，向工农敞开教育之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各级各类学校面向学龄人口、劳动人民、工农干部服务的途径，在实施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开展大规模扫盲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规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学制中的适当地位。1952年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同时新建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重视发展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公民受教育权，意味着在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后，全体公民受教育权利有了法律保障。 1956年，以党的八大为标志，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7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转成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新中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道路。 从1961年到1963年，党中央先后颁布《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提出了大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我国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数十万名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和产业工人相继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大中小学教育及成人教育初具规模，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共同发展，向各行各业输送了数以千万计素质较好的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才，在新中国工业化和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至1965年，全国年均扫盲600多万人，显著提高了工农群众文化水平。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恢复高考制度，等等，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和社会迎来崇尚科学、尊师重教的春天。 改革开放新时期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翻开新的一页。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倡导全党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教育工作重点是恢复正规学校学历教育，兴起补文化补学历热潮，加快扭转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劳动力素质偏低局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教育作为实现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重要保证，首次把教育放在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位置。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路，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定下了重要基调。 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引下，1985年党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与同期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相匹配，选取教育体制改革突破点，要求把发展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有组织有步骤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变政府对高校统得过多的体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尤其是确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定位，成为1995年全国人大制定教育法的重要依据。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结构布局调整、教育教学改革、招生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迈开新的步伐。同时，教育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从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教育成为除经济之外立法最多的领域。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到2000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国家级目标，分区规划分步实施，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管理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权责，形成财政投入为主、分担学习成本、多渠道筹措经费体制，建立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倡导社会捐集资助学，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探索中外合作办学。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启动实施，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和实施《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世纪之交前后，先后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实施高校扩招，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中央部门原属高校共建调整合并合作，形成地方为主管理新格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整体阐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把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带入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启动实施，与科教兴国战略融为一体。从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实际出发，党中央更加重视促进教育公平，重点补教育发展短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最先免收学杂费，提供免费教科书和贫困寄宿生补贴，再扩展到城镇地区，不断完善教育投入体制，财政性教育经费逐年增加，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和多渠道筹资制度基本建立。 根据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决策，在相继制定科技和人才两个十年规划纲要的同时，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和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定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并就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提出重要举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围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部署，在坚定方向、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力促公平、加强师资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教育现代化迈入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文件中，对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教育更好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教育系统党建，相继提出多方位要求。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面貌一新。党中央将重大教育决策层级上移，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到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在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创建一流大学学科、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许多突破性成果，教育事业在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优化结构等方面进展显著，教育脱贫配套举措成为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环节，社会各界支持教育改革、民间资本投入教育与学习领域出现新的气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创新教育服务业态的关系日趋密切，教育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亿万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历史性论断，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应地，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了新时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新要求新举措，更加重视全面增强教育系统自身实力和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能力。 2018年党中央召开新时代首次全国教育大会（改革开放以来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围绕党的教育方针，既坚持一脉相承，又根据新时代新要求作出重要拓展，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重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总体要求。 遵循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办、国办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按照2035年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的总体目标，同期的主要发展目标，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并发挥统领作用。主干是搭建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衔接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在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学习领域创新服务业态，平衡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多样化教育与学习服务有序健康发展格局。这将是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顶层设计方案。 涵盖国民教育体系关键阶段，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可靠保障。围绕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等六大重点细化部署。这将是让“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惠及亿万人民群众的关键环节。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夯实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基础。通过变革教育治理方式，使教育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形成政府、学校、社会依法共同参与教育治理的制度保障。这将是以教育治理现代化支持教育现代化、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的总体思路。 总体上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迈入新征程，根本目的在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全体国民的谋生发展需求，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特征就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的现代化，包括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方面的现代化，尤其需要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逐步搭建起符合基本国情的、有利于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相信从现在到2035年，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持续提速和规划目标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必将步入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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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他默默无闻做了20年 “看到他们成才了，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又到开学季。今年新考上本科的28名农家子弟，再次成了段新宽心中最大的牵挂。 “不管多忙也要回去，娃儿们上学的事儿不能耽误了。”段新宽安排好手头繁忙的事务，驱车50公里从县城赶回镇里，毫不犹豫地捐出10万元，除了对今年考入一本院校的全镇28名大学新生每人1000元奖励外，还对高考分数400分以上的所有学子报销入学路费。同时还为全镇所有教职工送去一份关爱。 20年间 资助大学生上千人次 段新宽，既是一位企业家，又是栾川县三川镇三川村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担任村党委书记以来，他先后获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全国十大孝贤人物、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最美村官等荣誉称号。全村人均纯收入，也由十几年前的1300元增长到现在的9000余元。 三川村位于栾川县三川镇，地处伏牛山腹地，4000多口人分布在海拔1200米到1650米的山间，山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三分。 家境贫寒的他也是最早走出贫困山区外出打工的一员，37岁那年拥有了千万元资产的企业。随着自己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他给村里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从少则几百元，到上万元，再到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而捐资助学，则是被段新宽奉为“修路、架桥、建学堂”三大美德之一。屈指算来，仅这件事儿，段新宽已默默无闻坚持做了20年。有人粗略算了一下，20年间段新宽光在教育这一块的捐助就近千万元，其中资助大学生上千人次。 如今三川镇中心幼儿园的几栋教学楼中，还有一栋被称作“中楼”的楼房，依稀可以看出原本建筑的影子，这就是当年段新宽出资建设的。当时这里还是三川村中心小学，也就是段新宽幼时读书的地方。 中途辍学一直是段新宽心里的一个遗憾，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份遗憾，也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再有遗憾，段新宽特别看重教育，更是尊重那些在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的老师。所以多年来，段新宽对三川的教育事业一直大力支持。 学生成才了 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提起段新宽的大爱善举，原三川小学校长李长青赞不绝口。2011年，三川小学搬出原来段新宽出资建设的校址到了现在的地方，性质也从村级小学变为镇级小学，但段新宽的支持依旧。走进三川小学大门，入目可见的水泥路面、墙体的粉刷、新建的厕所、课桌板凳，都是段新宽出资的，甚至连校园里的一些景观也是段新宽送来的。 “每年的儿童节、教师节、元旦节和春节四个节日，段新宽也必定雷打不动到学校里慰问。”三川镇中学校长张延波说，孩子们手里所用的学习文具用品，全是段新宽送过来，往往旧的还没用完，新的就堆在了学校办公室里。对老师，夏天送白糖、茶叶降暑，冬天送棉衣、棉被。 更有一年冬天，段新宽觉得吃火锅可以御寒，给每个老师送了一整套电磁炉和锅灶。此外对学校的贫困教师和学生，每人还有500元补助，到了春节时，段新宽还会另出一万元，让学校给老师发红包。 村里一位退休教师盖不起房子，段新宽听说后赶紧上门送钱，他的理由是：“他以前是我的恩师，一辈子教育了这么多三川孩子，应该尊重。”而大家都知道，这位老师其实从未教过段新宽。 “在我资助的学生里，他们有的考上大学了，有的成家立业了。看到学生成才了，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今年又一批大学新生即将开启崭新的征程，段新宽显得非常兴奋，他相信这些学子在未来的求学路上一定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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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民警连续十多年捐资助学 临终委托朋友捐赠10万元
日前，焦作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捐赠证书，从而揭开一个感人故事，让人们感受到了警徽背后一种无疆大爱和奉献之心。在生命倒数的日子里，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民警申冬生委托朋友，把自己的10万元积蓄捐赠给河南省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希望能帮助更多战友。□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 通讯员 孙雅琼/文图 生前心愿：把这笔钱捐赠给英烈基金会 从警23年，申冬生长期扎根在基层一线，虽然常年面对病痛折磨，但他没有退缩，选择默默坚守和奉献。 今年2月20日，这位主动加班的“拼命三郎”终于“下班了”。因病重医治无效，申冬生与世长辞，英年43岁。 申冬生走了，他的故事并没有中断。 8月23日，焦作市公安局收到来自河南省英烈基金会的捐赠证书。就在当月，该基金会收到来自申冬生的10万元捐款。看到证书那一刻，无数战友又一次流下热泪。 那是2018年年初的一天，因旧疾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申冬生正住院接受治疗。同学兰美华和王雨生前来看望。“冬生见到我们后，说出了一个心愿。”兰美华记得，申冬生说希望在离开人世前，能捐赠给河南省英烈基金会一笔钱。 “你现在病这么重，筹钱看病还有困难，为什么这么做？”朋友们不解，也没想那么多，都劝他安心养病。 今年1月，病重的申冬生躺在家中无法下床，就把同学兰美华和王雨生叫到身边。 “那时候冬生说话已没了力气，他强撑着拿出手机，给我转了10万元。”兰美华还记得，他忽然想到了这笔钱的用途，当时悲痛难忍，双手颤抖。 申冬生说，这是他多年的积蓄，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最后的心愿让两位同学务必帮他完成。 2月20日，申冬生走了。捐款的事，申冬生拜托给同学，为的是不要张扬。之后，兰美华一步步联系，办理相关手续，最终在今年8月成功代表申冬生捐赠了10万元。 “如果不是那张证书，这件事就只有两名好友和少数家人知道。”采访中，一名焦作市公安局民警含着热泪告诉记者。 乐善好施：连续十多年向社会献爱心 10万元，病重时不舍得花，去世前非要捐赠，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其实，特别熟悉申冬生的人，并不感到意外。 “申冬生是一个极其节俭的人，花钱特别仔细，买个菜都要记账。”中站派出所一民警回忆，没见过申冬生花钱大吃大喝，没见他买过什么好手机、好衣服。 “申哥，家里电视那么小，不能买个大的？”“啥年代了，家里连个WIFI都不舍装？”有人也曾开玩笑似的质问：“平时存的钱到底花哪了？” “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给更多人带来希望。”朴实的答案，就埋在申冬生心里。 申冬生家里姊妹多，小时家境困难，他努力学习，最终走进公安队伍。经过磨砺的申冬生知道，困难家庭的孩子成长不易。当时，年轻的申冬生有了收入，但他没去改善生活，而是默默养成一种习惯：尽最大努力资助一些困难家庭的子女。 中站派出所民警张海洲是申冬生的老同事，他记得2001年的一天，申冬生曾带他前往一个公益单位。“申冬生挑选了两个困难学生，当时填了表，计划长期资助。” “我当时不理解，因为那时工资很低，长期资助需要很大的花费。后来我发现，这是他的一种无疆大爱。”张海洲说，从2001年起，申冬生就开始资助两名贫困学生。 “10多年前，有一次冬生提起要资助一个辖区的小女孩。”申冬生的大哥申焦生告诉记者，大概在2005年，中站辖区某村有一个小女孩由于家庭困难面临辍学，申冬生走访时发现了情况，开始资助。后来，申冬生向家人提起此事，只是因为自己非常忙，希望家人有空多代他去看望。 “我知道他还救助过家住在工业路的一个贫困学生。”“他当社区民警时，资助过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底申冬生悄悄资助了多少贫困学生？已经无法准确统计。通过同事、朋友们的点滴记忆，曾经的一幕幕让人深深敬佩。 除了乐善好施，申冬生还有一个优秀品质：知恩图报。大概在2005年，申冬生就出现了病情。到了2010年，病情已经有些严重。申冬生患病期间，河南省公安厅和焦作市公安局领导多次看望慰问，河南省公安英烈基金会每年都为其发放慰问金。此外，焦作市公安局也一直开展慰问帮扶，让申冬生感受到了来自公安大家庭的温暖。 申冬生离世前，曾对家人说过，组织上这么多年为他付出了太多，为英烈基金会捐款，也算是一种报答和感恩。 拼劲韧劲：公安业务尖兵一生谱忠诚 虽然先后在公安刑侦、社区等多个岗位工作，但所有同事对申冬生的评价基本一致：他对公安事业无比忠诚，身上有一股拼劲韧劲。申冬生多次被评为焦作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还先后获得过“焦作市公安局抓捕工作突出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 提起申冬生，很多民警眼角微红，好战友冲锋拼搏的一幕幕，似乎还在眼前。 2008年，一名男子在中站辖区连续盗窃后逃窜。当时申冬生主动请缨接手案件，马上前往豫北地区展开抓捕。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很强，一直四处躲藏。“冬生干起工作不知疲惫，在安阳、鹤壁等几个城市一直追，得到线索就分析研判，然后再出发。”同事闪秋林说，最开始两天两夜，申冬生基本没休息，眼里全是血丝，生怕因为放慢脚步而贻误战机。 案件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警方判定嫌疑人躲藏在安阳某村。申冬生咬紧牙关，带头彻夜蹲守。“实在熬不住了，轮班时趴在方向盘上歇一会，饿了就是几块饼干了事。”闪秋林说，“申冬生这种敬业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大家，在他的影响下没有一个人退缩。” 终于等到嫌疑人出现了，申冬生第一个冲上去，成功将嫌疑人抓获。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确实对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面对犯罪分子，申冬生是个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 2000年年底，申冬生从一起案件中发现了一名在逃人员的信息。通过近半个月的摸排，最终确定嫌疑人躲藏的位置。那一次，还是申冬生带头抓捕。当天中午，申冬生带队在一家饭店走访，没想到嫌疑人正在店中。看到有情况，嫌疑人趁着人多悄悄从饭店下楼，然后绕到后院想逃窜。 “在饭店二楼，申冬生没有一点迟疑，打开窗户竟然跳了下去，扑倒了嫌疑人。”一名同事回忆，当时申冬生扭伤了腰部，可他不以为意，直说抓人最关键。 申冬生的感人事迹，同事们说：“讲不完。” 如今，申冬生走了，大家再也看不到他拼搏的身影，看不到他善良的微笑。然而，他的捐款将救助更多民警，无数战友早把申冬生永远放在心中，永远激励自己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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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互联网+留学服务”点赞
我是一名留学回国人员，于2019年6月底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城乡规划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 作为一名在海外求学多年的留学生，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是我最大的愿望。为了能够顺利“回家”，快速办好留学回国相关手续，尽快投入工作，在荷兰期间我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回国政策和办理程序。浏览中国留学网相关内容，我发现办理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留学存档、留学回国就业报到等业务比想象中要方便很多，网站上的图文说明简洁清晰、指导性强。重要的是实现了所有申请材料网上提交，而且办理结果是以具有电子印章的电子证照形式发布。 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三天，我在线提交申请学历学位认证的相关材料，八个工作日后就收到认证结果。在申请办理留学回国在京就业落户过程中，我收到多条推送信息——这种沟通和跟进的程度不亚于直接和前台的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在方便群众办事的同时，留服中心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贴心服务让用户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留服中心的“互联网+留学服务”方便了万千留学回国人员。作为城市交通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要为如此高效、快捷、绿色、共享的服务点赞。一方面，“互联网+留学服务”提倡的是无纸化办公。每年都会为几十万名留学回国人员省去千万份纸质申请材料的成本，这为减少碳排放及环境污染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互联网+留学服务”改变了以往留学人员线下跑路的办理方式，大大节约了申请者的交通成本。不仅减轻了留服中心办公大厅周围的交通拥堵状况，还减少了很多可能的出行需求。以申请就业落户环节所需的个人出入境记录为例，以前需要在留服中心办公大厅现场提交纸质版，现在只需通过“中国政务服务平台”手机APP就能提供实人认证自动获取的电子版出入境记录，这就减少了我们往返移民管理局打印记录的交通需求。 留服中心推出的“互联网+留学服务”新模式，提高办事效率、节省办事成本，实实在在方便留学人员，真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决策部署。感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感谢教育部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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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复活”煤矿塌陷地
8年前，徐州市贾汪区曾是一片采煤塌陷区域，水塘里漂着黑黑的煤灰，地面上坑坑洼洼，当地居民雨天一身泥，晴天满身灰。如今，湖面波光粼粼，湖岸花红柳绿，游人熙来攘往。“是潘安湖的生态修复，让我换了个活法！”这是当地80岁村民王秀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短短几年，是什么让昔日采煤塌陷区，变身今日湿地公园？中国矿业大学档案馆保存的100余卷（件）学校师生开展土地复垦研究的科技档案给出了答案。 1987年，年过50岁的张国良赴波兰克拉克夫矿业冶金大学访学一年，校方为他制定了详细的矿山测量方向学习计划。张国良发现克拉克夫矿业冶金大学的“土地复垦”研究很有特色，还设有“土地复垦”研究室，便有了个想法：能不能把土地复垦用到煤矿塌陷地的处理上，以减少矿区塌陷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他主动到研究室帮忙，因为成功解决了一个实验难题，如愿进入“土地复垦”研究室学习。学习结束后，张国良谢绝了波方一再挽留，回到矿大，开启了他的“土地复垦”研究之路，填补了国内空白。 研究初始，没有经费，科研工作无从开展；得不到相关部门支持，现场考察无法进行。张国良四处奔波，找到了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学长、时任煤炭部副部长范维唐，希望得到经费支持。在范维唐的引见下，张国良找到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领导，反映了当前国内大规模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对采煤塌陷区开展土地复垦的迫切性，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要求徐州市铜山县土地局大力支持和协助张国良开展土地复垦科学研究。此后，张国良的足迹踏遍了徐州市铜山县、沛县、九里、贾汪等地的所有采煤塌陷区。 张国良不懈努力，将土地复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推向深入，先后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支持，指导建立了国家首批采煤塌陷地复垦示范工程（淮北、铜山、唐山），“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他带领学生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得了全国第一个土地复垦方面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致力土地复垦研究的同时，张国良还倾心于专业人才培养。1997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土地复垦教科书《矿区环境与土地复垦》；2000年，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矿区土地复垦界面要素的演替规律及其调控》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在张国良的引领、带动和培养下，学校土地复垦领域人才队伍快速成长，并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土地复垦与生态环境修复科研队伍。近年来，他们在全国12个省份200多个煤矿深入开展了土地复垦与矿区生态修复研究，完成了20多个矿区生态修复规划与设计，为提高矿山生态恢复力、优化矿山生物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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