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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珍贵的博士学位论文申请书
1957年5月，国家批准复旦大学谷超豪以副教授的身份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8月，谷超豪乘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列车途经吉林长春，妹妹谷月卿那时在长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工作，两人约好在车站见面告别。谷月卿至今记得，火车到站后，谷超豪下了车，她一看，二哥不是要出国吗，怎么穿成这样？又脏又乱的。她问谷超豪：“哥哥，你穿成这样就出国了？”谷超豪说：“我忙得不得了，等开车了我再换衣服。”那个时代，凡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均由国家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每人一套西装，因为苏联比较冷，还特意发了棉大衣，加上剃须刀等日用品，整整两大箱子。而谷超豪这位复旦大学副教授，赴苏联留学进修，竟然忙得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可见其生活上极其俭朴随意。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刚到苏联不久的谷超豪，在学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两个重要国际会议。百忙之中，毛泽东抽出时间于11月17日来到莫斯科大学，专程看望了中国留学生。能在异国他乡见到敬爱的领袖，谷超豪内心非常激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时，毛泽东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谷超豪。从14岁投身革命以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需要，一直是谷超豪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回到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更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业务研究，都要走在别人前面。由于他对党的忠诚及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以及出色的工作能力，1958年，谷超豪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莫斯科大学微分几何教研组有两大学派，一派以菲尼科夫为首，另一派以拉舍夫斯基为主，分别主持两个讨论班。谷超豪来到莫斯科，这两位教授都对他很赏识。系里让谷超豪选择参加一个讨论班。谷超豪的决定出乎大家意料，他希望能同时参加两个讨论班。菲尼科夫教授领导的讨论班总是安排在星期六晚上，而且有3个层次的报告，往往从下午6点进行到晚上10点，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谷超豪每天要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并每隔两三周就在讨论班上作一次学术报告。 谷超豪到莫斯科仅一年的时间，参加讨论班的教授们一致认为，应该授予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变换拟群的某些通性及其在微分几何中的应用》。复旦大学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就是当时谷超豪的博士学位论文申请书。答辩会在1959年6月举行，著名数学家刘斯杰尼克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会上，谷超豪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他巧妙的构思，令人信服的答案，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投票建议授予他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依照苏联的学位制度，获得博士学位是很艰难的，谷超豪成为第一个在莫斯科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且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评述人称赞他是继近代最有名的微分几何大师E·嘉当后，此领域第一个做出了有实质性发展和推进工作的人。 从事数学研究活动近70年，从微分几何到偏微分方程，再到数学物理，谷超豪在深奥和抽象的数学世界里遨游，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领域都获得了富有开创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2010年1月，谷超豪荣膺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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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焦裕禄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短短的42年，却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今年5月14日，河南省委专门召开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焦裕禄同志，深情追忆他的感人事迹，再次号召全省上下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上吊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回到家乡。 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来到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焦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6年，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同年，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 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利用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制作乐器、家具等，也成为兰考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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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是位“书画痴人”
乾隆热衷于书画鉴赏，但水平有限，在书画作品上大量题跋、钤印更是为后人调侃甚至诟病。甚至还闹出过《富春山居图》的收藏乌龙事件，令人啼笑皆非。 热衷书画收藏 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在清朝是位战功显赫、治国有方、文韬武略的皇帝，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乾隆在许多书画名作上一盖就是七八十个甚至更多印章，把书画作品上盖得满满当当的，题跋也如同后世的“弹幕”一样在书画作品上“刷屏”。这一行为也让不少人觉得“完全破坏了书画清新雅致的品位”。 这也说明了乾隆是一位“书画痴”。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收藏到了“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还有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出身琅邪王氏的王珣的《伯远帖》。乾隆开心得不得了，特辟养心殿西暖阁为“三希堂”，用来放这三件稀世珍宝，亲自题写匾额并撰《三希堂记》。乾隆帝对这三件宝贝高度评价，称它们是“希代墨宝之冠”，不仅在上面大量题跋，而且心摹手追，曾言“合临不下数十本”。 细细欣赏、反复临摹之余，乾隆还在书法上写上跋文，指责前人在王羲之真迹上题字，惋惜地表示这些题字破坏了《快雪时晴帖》的意境。此外，乾隆还喜欢在艺术品上盖章。据《乾隆宝薮》记，乾隆有印章1000多方，常用的就有500方，就像当下的女同胞喜欢收集不同色号的口红一样，任谁都阻止不了他对印章的狂热。当然，在一些人看来，乾隆这些加盖印章的行为其实也算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为古代书画的流传有序作出了贡献，还为古代文物提供了附加值。 两幅《富春山居图》 书画鉴赏其实需要很深的功力，在这方面乾隆确实算不得专业。不懂鉴赏的乾隆，免不了错把收藏的伪作当真迹，大臣们一同鉴赏时，看皇帝那么喜爱，哪怕看出了伪作的端倪也不敢道出一二。乾隆去世后，他收藏的许多所谓真迹被证明是赝品。其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富春山居图》乌龙事件。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乾隆对《富春山居图》的喜爱程度从满卷的题字就看得出来。画卷上的空白处几乎都被他写满了，这让乾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同一人在同一画中题跋最多的纪录。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幅乾隆题满了诗词的《富春山居图》竟然是个高仿。这幅《富春山居图》本是明代文人为了学习《富春山居图》而一比一临摹的作品，跟原作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后人为牟利，将临摹者的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伪造的题款上说：“子明隐君将归钱塘，需画山居景，图此赠别。大痴道人公望。”意思是黄公望的好朋友子明将要回到钱塘了，子明想要画一幅山居的风景图，黄公望就把这幅《富春山居图》在子明离别之时，作为礼物送给了子明，这幅作品便被后世人称为《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乾隆对这幅画的真伪也起过一次疑心，但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作品的品鉴，而是来自于一本书对《富春山居图》的记载，乾隆发现书中的描述和自己所收藏的这幅《富春山居图》有些出入： 有一天，乾隆在处理公务之余翻看《沈德潜诗文集》，发现沈德潜记录了一次自己看到《富春山居图》时的惊喜感受，还有对富春山居图的精细描写，甚至还写下了《富春山居图》上所有的名人题跋。乾隆再次拿出自己手中的子明卷对比欣赏，这一对比乾隆便发现了个大秘密，他发现自己手中子明卷的题跋竟然跟《沈德潜诗文集》中所记录的不一样。 乾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收藏了假画呢？不，自信的乾隆爷怎么可能认为自己错了呢。 于是，乾隆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的确不一样，但这两幅都是真的，只不过是黄公望为富春山居主题创作的两幅作品罢了。乾隆还给这两幅图各自取了个名字，以示区别：一幅叫《富春》，一幅叫《山居》，加起来就成了《富春山居图》——“画痴”丝毫没怀疑过自己的品鉴能力。 真与伪 “书画痴”乾隆当然要把两幅《富春山居图》凑齐，于是他命人去打探沈德潜所描述的这幅画的下落，得知其被清代著名鉴藏家安岐收藏了。安岐祖上几代都为盐商，家资巨富，故而安岐本人自幼饱读诗书，喜爱鉴藏书画古董名作。 按说皇帝想要某幅作品也得旁敲侧击地找原藏家商量，但还没等乾隆爷张口，安岐家道中落，让他不得不把家中收藏的很多古书画拿给书画圈的达官显贵们品鉴。安岐接触到了乾隆的宠臣富察·傅恒，富察·傅恒自己并不喜欢书画，但他知道乾隆喜欢，就用书画顺势讨好皇帝，把这些作品给了乾隆。 可好笑的是，尽管乾隆将真伪《富春山居图》对比着看，但还是觉得伪作比真迹好，他继续在伪作上不断写着题跋，甚至每看一次都要用流水账一样的诗词在画面上感叹一番。乾隆至死不知他爱错了，之后很久才被人称“徐半尺”的徐邦达先生分辨出真伪。不幸中的万幸，恰恰是乾隆误把赝品当真品，才让真迹免于沦为乾隆“流水账日记本”的命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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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识平：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光明的未来——民生实事映照为民初心
小小的个头、稚嫩的脸庞，却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这样的画面，曾触动多少父母的内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孩子们的眼中有光，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未来。不仅是视力问题，与孩子成长有关的桩桩件件，都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在四川芦山地震灾区，他走进龙门乡隆兴中心校，鼓励孩子们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在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他向聋哑女孩王雅妮学习手语“谢谢”，教孩子们从小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在北京市少年宫，他告诉孩子们从小就要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在重庆华溪村，他念念不忘孩子们的吃饭问题……殷切的嘱托、深情的关怀，如雨露般滋润孩子们的心田。在孩子们心中，总书记是睿智博学的“大朋友”，也是和蔼可亲的“习爷爷”。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党和政府要始终关心各族少年儿童，努力为他们学习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之所系，也是党和政府不懈奋斗的目标。短短几年间，许多变化正在发生：大山里有了崭新明亮的教室，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儿科医师人数大幅增加，“儿医荒”得以缓解；“加强劳动教育”纳入顶层设计，创意缤纷的劳动课帮助孩子们“文明精神、野蛮体魄”……不断完善的政策、逐步健全的制度、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少年儿童构建起越来越好的成长环境。 不忘初心，方能守护童心。从呵护一双明亮的眼睛开始，从关乎儿童成长的件件“小事”抓起，让关爱的阳光洒满童年时光，“小树苗”必将成长为担当民族重任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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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识平：用更好的教育托起梦想之翼——民生实事映照为民初心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华溪村，首先去看的就是位于村口的中益乡小学。在建的宿舍楼，食堂午饭的四菜一汤，学生们的餐费补贴……事无巨细，总书记一一询问、关怀备至。在总书记心中，这所小学的“日常”，关联着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大课题。 教育怎样让人民更满意？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深牵挂。从书声琅琅的山村学校到青春洋溢的大学殿堂，习近平总书记仔细倾听师生期盼，回应社会期待，深刻阐释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谋划，留下众多温暖瞬间，用希望的光芒照亮莘莘学子的成长之路。 北大校园中，至今回响着总书记形象生动的“扣子论”：“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是青年学子需要回答好的成长课题，也是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重大任务。在北京师范大学，总书记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描述自己心中好老师的样子，也用这个标准勉励着全国的教师们。而在中国科技大学，同学们依然记得“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的谆谆教诲，这是总书记对中科大的殷切期许，也寄寓着对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 变化，在温暖的目光中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事业发展迈出一系列坚实步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所有国家级贫困县；中高考改革持续深化，新编义务教育教材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大课堂不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央财政持续投入“国培计划”，共培训教师等逾千万人次…… 从促进公平到提升质量，从尊师重教到改革创新，一幅学有所教、亮点纷呈的教育画卷铺展开来，带给人们越来越实在的获得感，托起了学子们成长成才、人生出彩的梦想之翼。 犹记2012年11月，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习近平总书记以“十个更”回应人民关切，“更好的教育”赫然排在首位。庄严的承诺，映照着赤诚火热的为民初心。“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带着这样的信念砥砺前行，教育的力量必将让追梦人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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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做两件事的史学大家唐长孺
1994年，唐长孺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田余庆两位先生合写了一副挽联来悼念，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上联的意思是说，研究魏晋隋唐史，陈寅恪之后当首推唐长孺。 唐长孺，1911年生于江苏吴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44年来武汉大学任教直到去世，国家二级教授。唐长孺一生培养了10多名硕士、两名博士，他们基本上都成了精英人才，这跟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他的学生陈国灿说，唐先生要求第一年要埋头读书，通读《资治通鉴》，还要读新旧《唐书》《隋书》等。每周三下午，要去汇报学习情况并当场回答问题，答不上来回家思考，第二周再来汇报。学生张弓记得，有一次因为去看了一场电影，而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去汇报，结果遭到唐先生训斥：“你是来玩乐的吗？再这样就开除你！”吓得张弓一辈子也不敢耽误正事。 在传道授业上，唐长孺一丝不苟，在治学上更是兢兢业业、尽心尽责。 唐长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点校《二十四史》。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3次进行了《二十四史》的点校，中华书局编审魏连科说唐长孺是出力最多的。一是因为1963—1966年初、1966年5月、1971—1977年，3个时间段参加《二十四史》点校近10年；二是各史点校完后，别人都先后回家了，他还在继续点校直到该书出版。而《二十四史》出版后，唐长孺一不署名，二无稿酬，却毫无怨言。 唐长孺做的第二件事是，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整理吐鲁番文书。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只能见到法国、日本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随着对新疆吐鲁番等古墓群的发掘，学术界希望将吐鲁番文书早日整理出版。唐长孺接到此项任务后，从1975年开始工作，前后经历了19个年头，拼得文书近1800件，编印《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 1980年后，初稿完成，唐长孺带领陈国灿、朱雷、程喜霖负责最后定稿。当时，唐长孺的视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中的一人读文稿，他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自己核对和口述应该如何修改。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说，唐长孺点校时在学术上毫无保留，因为当时点校是不署名的，所以有的人发现了问题就不写进校勘记长编，目的是为以后自己写文章做准备。他却不这样，而是将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弄清楚并校勘出来。 张忱石还回忆说，唐长孺1970年借调至中华书局期间，每月上交党费高达120元，几近工资的一半。而他的夫人王毓瑾从1958年起，就从学校图书馆退职，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唐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不仅如此，他一生两次拒绝加工资。20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后，学校两次要给他晋升一级教授，他都以各种理由谢绝了。 唐长孺过世25年了，但纪念他的活动一直不断。50年的教育治学生涯，唐长孺桃李满天下，他参与点校的《二十四史》和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两项工程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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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与吉林大学物理系
1952年8月，朱光亚正在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当时担任中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英文翻译的他，接到了中央教育部的通知，调他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刚刚成立的物理系任教授。同年12月，长春的冬天雪花飞扬，年仅28岁、刚刚脱下戎装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英气勃发地来到东北人民大学报到，成为这里最年轻的教授。 创建物理系一切从零开始，作为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代系主任的朱光亚做了大量教学管理和建系基础性工作，他起草、撰写专业设置方案、教学计划、教师培养计划、开课计划、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其中一些珍贵的手稿被保存在吉林大学的档案中。 为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朱光亚要求辅导教师随学生一起听课，青年教师给学生讲课前必须试讲，他还亲授小班习题课给青年教师做示范。朱光亚对教学精雕细镂，提出许多创新性工作方法。例如，习题卡片制度，他要求青年教师在上课前编写好上习题课用的卡片（讲稿），并经过他审阅、修改。他的审查极为认真，连解题步骤、计算误差、文字符号甚至错别字都找出并修改。有的习题课卡片内容只有两页，但朱光亚用红笔批改的内容却达3页之多，为青年教师树立了严谨的教风。 朱光亚还采取“教材研究会”的形式，引导教师深入钻研教材。对比苏联教材与英美教材之优缺点，朱光亚特别指出学生对物理概念理解有困难的地方，指出教科书、教学大纲中编排不恰当之处等。根据现存的朱光亚的教学手稿记载，仅1953年的两个半月内，他就主持召开了7次教材研究会，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研讨，每次研究会他都亲自做记录。 朱光亚在领导建设物理系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先后为5个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力学、热学、光学和原子物理等课程。他认真了解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时常给学生辅导答疑到深夜。为了有效解决学生课堂疑问，他创造了书面答疑制度，印制了“答疑卡片”——学生可以把问题写在卡片上，交由老师作书面回答，这为师生间学习和交流提供了条件，成为课堂延伸的一种有效方式。 朱光亚讲课思路明晰，条理性强，概念透彻，鞭辟入里，板书工整飘逸，深受学生的欢迎。他的学生曾回忆说：“听朱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 从一张物理系1953级学生正在聚精会神聆听朱光亚讲课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学生的神态、精神高度集中，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唯恐漏掉朱光亚讲的内容。后排学生有的抻长脖子、歪着头，唯恐看不清板书。 朱光亚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教育才能。可以说，没有朱光亚等拓业先贤们行物理系开创之功，就没有今天的吉大物理学科。吉大物理系至今已培养出了6位中科院院士，其中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都是朱光亚亲自教过的学生；培养了近万名毕业生，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 195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研制我国自己的核武器。5月，朱光亚奉命调往北京，从此他的名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筹建工作，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朱光亚是一位品德高尚、才智超群、功勋卓著的科学家，是老一辈科学家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4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将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2011年，朱光亚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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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华：快乐书写硬笔人生
河南省硬笔书法教师资格认证培训会日前在嵩山饭店圆满落幕，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庞中华的精彩讲座可谓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年逾古稀为何坚持奔走于硬笔书法的传播和推广道路上、研究硬笔书法有什么收获和心得？本报记者对庞中华进行了采访。 感恩：从河南走向联合国 40年前，“庞中华”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庞中华的人生经历颇具励志传奇色彩：出生于四川、在河南大别山进行地质勘探的地质队员庞中华，在风餐露宿的户外工作之余，自学成才，怀揣着十年写就的《谈谈学写钢笔字》进京，在江丰、文怀沙等“伯乐”的肯定下，这本钢笔书法著作不仅在1980年得以出版，还一版再版。中国青年学习硬笔书法的第一波热潮，就这样到来了。 “我在河南待了29年，从河南走到了北京、直到联合国，可以说河南是我的‘福地’。”来到郑州，庞中华没有说自己是“去郑州”，而是“回郑州”，“作为地质队员，可以说我走遍了河南的每一座大山，对这里的感情非常深。”回顾往事，庞中华思绪万千。 庞中华说，无论自己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总不会忘记自己在郑州成长、从郑州出发的过去，在河南近30年的生活经历，虽然改变不了“四川普通话”的口音，然而河南的山山水水、河南的亲朋好友以及河南这片土地的滋养，早已深入他的思想深处。 快乐：从诗歌和音乐中寻找乐趣 和庞中华稍加接触就能发现，这是一个活力四射、激情满满的热血男儿。在书写之外，庞中华还非常喜欢诗歌和音乐。 “我12岁开始学拉手风琴，大学里就创作诗歌，在练字以后，也经常从演奏中、经典诗词中领悟到很多书写技法的诀窍。”庞中华坦言，诗歌、书写、拉琴都能让他由衷感到快乐，他也将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其他人。 在教授硬笔书法的过程中，庞中华屡屡提及“快乐”，但他的快乐不仅是独乐乐，更是众乐乐。 在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同时，庞中华把“快乐”传递给他人，“快乐教学法”也成为庞中华的一大特点，他也用“快乐”征服了外国友人：在美国高校，他还“复制”在国内大学成立书法协会的经验，分别成立了哈佛大学书法协会、哥伦比亚大学书法协会等多所高校书法协会。 谦逊：在“骂”声中不断进步 “你们不要总是夸我，要多骂骂我，这样才能进步！”和河南好友相聚，每每听到溢美之词，庞中华总是很警醒，“听到有人骂我，刚开始当然会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会仔细想想别人骂我的原因，说得有道理的，其实是在帮助我进步，我很感谢骂我的人。” 庞中华这样说，绝不是故作姿态。其实在他成名之后，质疑声一直伴随着他。“硬笔也能写出书法来？”“庞中华不就是会写几个钢笔字”……面对各种声音，庞中华总是说服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反思。在“骂声”中，他大胆改进书写工具，将海外新式硬笔引进国内并加以改进，独创了“庞中华牌书法笔”，他用这些新“武器”书写真、草、隶、篆等字体，继续在硬笔书法的世界里探索、前进。 “过了70岁，真的有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必须抓紧时间把我几十年的经验、心得记录下来、传给后来人。”谈到如今自我加压的工作状态，庞中华说：“我希望把我的经验通过互联网分享出去，带动更多现代人学习书法。”可以想见，那个大段背诵着经典诗词，一手弹琴、一手写字的庞中华，未来将用“科技立体教学”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汉字书写与传播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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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教授佟培基：青年学子不能只为了拿毕业证 要有兴趣有目标有锲而不
弘扬传统文化 唐诗专家也是书法大家 除了唐诗研究，佟培基在书法上也成绩斐然。 小时候，佟培基和著名书法家桑凡住同一个院。当时20多岁的桑凡天天在大案子上写字、画画。八九岁的佟培基一放学，就跑到桑凡屋里，在那个大案子的角落里写作业，从那时候开始临写张迁碑和秦篆。之后，一直没丢下书法练习。后来，佟培基又结识了著名书法家李白凤，给他的书法和诗词格律做了很多指导。 就这样，在多位大家名家的指导下，勤学苦练的佟培基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入选国际、全国书法展，书学论著《宋代书法概论》入选中国书协全国首届书学理论会，并收入《宋代文化史》专著，出版有《通用书法教程》。四十多年后，佟培基的书法学术著作《论书绝句》出版，他在《自序》里写道：“我写论书绝句是受著名书法家施蛰存先生《金石百咏》、开封李白凤先生《古铜韵语》的影响。” 自己研习之余，他还以弘扬传统文化书法书论为己任，除了在河南大学讲授《中国书法艺术史》，还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讲授书法课，参加各种书法公益活动，将书法之美送到职高和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中间。 “书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娱乐和放松的方式。练着练着，心情就变得爽朗起来。”直到现在，他基本上还坚持每天练习书法。 告诫青年学子 选定目标就要锲而不舍 在别人看来，佟培基的经历很是“传奇”，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一点儿也不“传奇”。他说：“我也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且走得很艰难。” “内因很重要，外因也不可或缺。”佟培基说，回顾自己这一辈子，小时候有母亲的教养，从小到大，有多位很有才华、造诣很深的好老师不断指导和鼓励，“正是有了他们的指导，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结合自己的经历，佟培基也向青年学子提了些建议：“首先你要认准一个比较高的目标，一旦选定这个目标了，你得照着40年、50年的路往前走。”他说，考上大学以后，无论是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化还是历史学、哲学等，不管学的什么专业，不能只为了拿毕业证，要对专业产生兴趣，要想怎么把这四年过好，这四年要把真本事学到手。“一旦选定目标，你就要一直不停地往前走，走的过程中要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成果。”他说，千万不要想着毕业后三五年就一举成名。“不仅要有长目标还得有短打算，设立一个‘五年小目标’，这五年要成什么结果，再五年再有个什么成果，你要做出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果。” “老师曾经给我的题词就是‘锲而不舍’。”他说，要切切实实扎扎实实做有一定高度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个过程不仅要走，还要认认真真地走，中间别放弃，不能遇到一点困难挫折就停止或者换方向。“这样持之以恒研究几十年，不需要别人捧，你自己就站到顶峰了。” 附：佟培基简历 佟培基，1944年生，河南开封人。曾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书画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孟浩然诗集笺注》《辛弃疾选集》等。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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