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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女孩单指敲字 三年敲出47万字长篇小说
母亲是于彬的最大支撑。 脑瘫作家于彬已出书3部。 人物名片/ 于彬，女，33岁，攀枝花市人。3个月大时，因肺炎导致脑瘫。14岁时，在父母的帮助下，她开始自学识字，18岁学习写作，2010年加入攀枝花市作家协会，2013年被吸纳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3月10日，攀枝花，午后的阳光正好。炳三区一居民小区内，暖暖的光线从窗外照射进来，家中的那只金毛，趴在角落上打瞌睡。 坐在电脑前，冥思一会，于彬伸出右手，艰难翘起食指，在键盘上费劲地按出几个字。在她脑袋里，小说主人公，就像在眼前活动。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三年。三年里，就用这根食指，她敲击出了47万字，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此前，她还完成了两部书：由作家出版社发行的《疑恋》；由内蒙古出版集团出版的《天堂中的爱》。 33岁的她是一位脑瘫患者。 脑瘫作家/ 电脑打字，对于彬来说，并不轻松。她要控制住左摇右晃的身体，并用非常不听使唤的左手握住鼠标，腾出稍微听话的右手，单指摁上键盘……在此状态下，完成了近80万字作品。 于彬扶着助行器，坐在凳子上，母亲沙洁坐在她对面。母女两人，经常这样对坐着，聊聊天。 于彬的手、脚、头等身体部位的活动，很难受大脑控制。面对记者，她似乎有很多话说，但咿咿呀呀说了一通话，记者没能听懂。母亲沙洁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她这句话的意思是，她之前写的作品，都太单调了，《灰星》这本书，内容涉及爱情和罪案，题材比以前更加丰富。”沙洁听女儿说了一段，又补充说：“她说，她感觉还不够好，感觉自己都有点神经质了。” 她的话，只有母亲沙洁能听懂。她与外界的交流，只有靠母亲做翻译。就这样，她艰难地和世界沟通，感受人间的冷暖，积累自己的素材。 3月26日，她的新书《灰星》，将在攀枝花新华文轩书店现场签售。这段时间，于彬的心情有些忐忑：到时候有人会来捧场么？这本书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灰星》，是于彬出版的第三本书，47万字，长篇小说。如果仅看文字，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些细腻文字背后的作者，是一名不能正常言语、无法自由走路，甚至没有上过一天学的脑瘫女孩。47万字，全靠她不太听大脑使唤的右手，一个个地费劲敲出来。这本书，她从2012年，写到了2015年，先后修改了5遍。而她此前写的两本书，也超过了30万字。 相对于女儿的紧张，母亲沙洁则是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于彬3个月大时，患上严重肺炎，虽然医生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从那时起，她成了一名脑瘫患儿。曾有医生估计，她可能活不过13岁。 没有轻言放弃，沙洁和丈夫带着女儿四处求医问药，天天给女儿按摩，打破了“活不过13岁”的“魔咒”。女儿14岁时，沙洁开始教她识字。除了语言障碍，于彬还无法自由走路。在家中走动，她需要借助父亲为她特制的助行器：上面是圆形开口，下面安装了小轮子，用来帮助移动行走。 于彬也从来没上过学，因为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全靠在家中自学。但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一名脑瘫女孩，却有着一颗非比寻常的文学之心，她笔下的文字，细腻丰富。 13岁魔咒/ 于彬脑瘫因严重肺炎而起。其他同龄孩子都是蹦蹦跳跳了，但女儿的双腿却是软的，要站起来都没办法，更别说走路了。医生明确告诉她，有案例在先，她的女儿很可能活不过13岁。 下午，照进房间里的阳光，有些倾斜了，金毛的影子拖得老长。沙洁回忆起30多年来，夫妻俩和女儿的往事，突然有些心酸。不过，她很快调整了状态，和女儿开起了玩笑。 “13岁死亡”，在于彬13岁之前，这句话似乎像是一个“魔咒”，挥之不去。按照时间算，女儿不能活过1996年。 医生说的话，开始沙洁也并不怎么相信。但身边有位邻居，他的儿子也是患了脑瘫，10多岁就走了，但夫妻俩却是非常倔强，也并不甘心，难道女儿真的只能活到13岁？商议之后，夫妻俩认为，不能听天由命。 于彬缺乏运动，肌肉萎缩。为了帮助她康复，夫妻俩制定出方案：于峻从肩部抱起女儿，沙洁就按摩女儿的脚，让她在地上走，这样每天帮她锻炼腿部的肌肉。 当时，夫妻俩还有一个想法，如果女儿真的13岁要走，那么，就让她吃好点，耍好点。作为攀钢工人，收入也并不高，但只要有假期，夫妻俩就背着于彬去旅游。爸爸背累了，就妈妈来背。 一次，夫妻俩带着于彬到了成都。于彬说，她从来没有吃过西餐，夫妻俩找了一家酒店，但发现这里的西餐很贵。“贵就贵，总不能让女儿白来一次啊。”沙洁说，于是，一家人告诉服务员，说不饿不饿，只点了一份西餐，让女儿一个人吃。 1996年，于彬13岁了，这是夫妻俩一生中最为难熬的一年，在这一年，都在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1996年很快过去，令人欣喜的是，当年医生所说的话，并未成为现实。夫妻俩这才放下心来，感谢着上天，没有夺走女儿。 文学之路/ 14岁时，在父母的帮助下，于彬开始自学识字，18岁开始尝试写作。而在一次现场作文之后，老天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于彬也在一天天长大。母亲沙洁也曾想过，将女儿送到学校读书，但是，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14岁那年，于彬看到电视上显示的字幕，就经常问：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 沙洁想，或许可以教会她识字呢。于是，她自己剪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爸爸、妈妈等文字。先是单独教会女儿这些字的读音和用法，再将卡片混合成一堆，让女儿从中辨别。于彬似乎对文字有着独特的天赋，她很快就学会了上面的文字。之后，通过阅读杂志和书籍，于彬的文字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18岁时，爷爷奶奶送给于彬一台电脑，沙洁叫住了前来帮忙安装电脑的师傅，她说，女儿想学习电脑，能否出30元钱，请他教一下女儿怎样使用电脑。 这名师傅看了一眼于彬，表示了十分的惊讶：“你这个女儿，看起来像是傻子一样，还想学电脑？” 沙洁强忍着眼泪，客气地送走了电脑师傅。她想办法找来五笔字根和一些电脑入门书籍，让女儿自学。于彬非常争气，自己琢磨，自己背字根。由于手用不上劲，她常在电脑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字根表都翻烂了。 一年之后，于彬已经能熟练使用电脑了，而且喜欢写一些小故事。沙洁觉得，女儿写的东西不错，于是带着她，来到当地电台投稿，不想，真的被采用了。当听着女儿写的故事，在电台配着音乐播放出来，沙洁的眼眶湿润了。 沙洁带着女儿到当地报社投稿，不少人看到于彬写的文字后，纷纷表示怀疑：这真的是她写的？沙洁让于彬现场写作，这一写，惊呆了现场的所有人。当时，在报社编辑潘普洲老师的建议和指导之下，于彬将之前发表过的文字整理成第一本书《疑恋》，走上了文学之路。 鉴文识人/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上过学校读书、不能站立、不能自己行走、从小患脑瘫的弱女子，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这部书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凝聚着于彬的汗水。在我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像于彬这样的，没有第二人。 ——攀枝花作家潘普洲每天花10多个小时来写作，让于彬本就瘦弱的双腿患上了静脉曲张。疼痛和打字时的劳累，却让这个看似柔弱的小丫头变得格外快乐，文学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几个故事，几首诗歌，而是让她获得了一个别样的自己，她可以在文字中体会到悠扬的生命之曲。 ——作家阿锋 文字节选/ 还是你爱的那支悲伤乐曲，讲述着那段美丽的经历；你我的旋律始终哼唱在心里，从来没有被我遗忘。还是你说的那些字字句句，拼搏出今生最深的记忆；有你的点滴是我笔下的秘籍，伴我写尽甜蜜结局。 两个月的时间在很多人的生命旅程中，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路口。大部分的人在经过这些不起眼的路口时会匆匆走过，向前，左转，右转或是退回原处。而我在我二十九岁的两个月里，和一个名叫成文森的中年男人相识、相知和离别。 （于彬：《灰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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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科学大师谢家麟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谢家麟把仅剩的一点点精力都留给了“粒子加速器”。他坚持看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85岁时还向学生推荐《自然》杂志上最新的文章；迈过90岁的门槛，他每周一仍拄着拐杖，去中科院高能所“问问所里最新的科研进展”；就在上个月底，96岁的他还参加了所里的院士座谈会，用略快的语速畅谈着“高能所的未来”。 一切都和过去60年没什么两样。 只是，如今，在玉泉路那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里，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2月20日上午8时12分，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在谢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吊唁的人排了百米长队，有人说那天“来了四五百人”。在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发来的唁电里，人们回顾这位科学家“钟情”一生的事业：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纪念他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 桩桩件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一直和“加速器”“绑”在一起。“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高能所副所长的张闯说。 不过生前，当聊起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时，谢家麟是这么总结的：“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6年前的一天，谢家麟在自家几十平方米的小屋接待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来访的同事。当时对方正为他准备申报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的材料，很多证书都需要找到原件。 结果，谢家麟颤颤巍巍地从房里抱出一摞废报纸。 整个下午，在那堆“废报纸”中，两人一会儿抽出一张戳着部委章子的奖状，一会儿又翻出鎏金大字写就的“国家级”硬壳证书，可左找右找，也不见那张标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证书。 那一年，谢家麟90岁。他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他搞不清证书放在哪儿。记者采访时，他偶尔会露出“茫然”的表情；同事和他回忆过去的科研岁月，他“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这个“什么都不怕”的物理学家在195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回来就遇上“最糟糕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无所有”再加“一无所知”。加速器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基本是“要啥没啥”，试验人员全是新分来的大学生，不少人连加速器是什么都没听说过。 “我们想吃馒头，但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 “从种麦子开始！”谢家麟自问自答，扯着嗓子喊出这句口号。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带着十几个大学生、一篇论文和一张加速器外形图，从画图、打造零件开始做起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工程——顺便还给“同事”挨个补习“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等课程。 谢家麟说，他“有自己动手的习惯”。那年头，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做饭休息，可做饭还要烧煤，大家都赶不及。谢家麟就把闹钟和小电机连成一个新机械，到点了自动打开煤炉。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李广林还记得昔日“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工厂研究试验器材，戴着黑框大眼镜的谢家麟把中山装一脱，衬衣袖口一挽，就加入了学生搬运大件儿的队伍，“一点儿领导架子都没有”。 这和李广林印象中“大科学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谢家麟能和大学生“打成一片”。上百万元的子项目，他组织讨论后，当着众人面宣布采用新同事的意见。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把试验器材做砸是常有的事儿，但人们始终没见谢家麟生气过。他不训人，只叫齐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细梳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咱们再接着做”。 一次，李广林半夜折回实验室，发现自己的“老师”一个人默默坐在实验台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蒂落了一地。 高导无氧铜的波导管、加速腔、电解槽……一个个器件完成后，十几人的小团队还多少掌握了些焊接、车床技术。8年后，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随即投入“两弹”研制工作。后来，这台加速器还陆续在灭菌保鲜、肿瘤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应用。 那时，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谢家麟已患上肝炎。 他戒了烟，但没有停止工作。 有一句话谢家麟始终挂在嘴边：“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问题，没有困难就不叫科研，科研工作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没有路可走，你自己就得想出一条路。” “文革”后，中央决定下马高能加速器工程，谢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种麦子”的决定。他和同事朱洪元全世界跑，张罗着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专家坐到一块儿，谈谈“加速器的未来”。最终，他们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想法是“极为大胆”的。此前，高能所的研究都集中在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质子领域，唯独他提出的方案是全新的。那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过3万元经费，要把差不多9000万元的“天文经费”用在这儿，没人敢打保票。 很多人回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过程，就是一段漫长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谢家麟因为肝病，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为了工作，他需要足够的休息，这个60多岁的老人开始偷偷地吃安眠药。严重的时候，他一晚上连吃三次药才能入睡。 第二天早起开会，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甚至无法掌握方向。 一年后，他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那是在1986年，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环——安装。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很敬佩，“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给谢家麟整理申报材料时，所里的同事一点点向老人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没想到，谢家麟满口都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见”，“那个是某某做的，你得问他”。 在高能所这么多年，谢家麟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谢先生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还有同事曾悄悄地问他，当年是怎样评上中科院院士的，他说，“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 他在没有电梯、老旧的楼里住了快60年，和当律师的父亲一样，他喜欢字画和写诗。在狭小客厅的墙壁上，他搭了一根弯弯扭扭的木条，用来挂一些收藏的字画。可他太忙了，甚至没时间给这些“宝贝”挪个地方。 在他逐渐衰老的大脑里，只装得下发展越来越快的加速器事业。 他的办公室里，偌大的办公桌被一摞一摞、厚厚的、装订好的外文期刊堆满。90多岁的年纪他仍坚持看邮件和论文，“还得学习，要不然跟(高能)所里完全脱节了”。 没人知道老人如此高龄仍坚持学习的动力何在。直到后来，谢先生经不住再三邀请，决定写下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前进”。 人们那时才第一次了解，多年前，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谢家麟每次回家，都不得不在日本兵的岗哨前停步。眼看过往的老百姓遭到殴打、搜身，谢家麟一字一句地写下，“那时除了觉得屈辱，更有了强国图存的念头”。 1943年，他与新婚妻子范绪篯，跟着单位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等地，在日本人的炮火中一边转移，一边度“蜜月”。他们的行李箱里，装了半箱准备烧制高压绝缘材料的滑石，每到一个地方，夫妻俩就去找铁匠铺继续烧炼。 抗战胜利，大儿子刚满4个月，谢家麟就决定赴美留学。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报国”。 在美国，他写过这样的诗：黄河横渡浑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了解了这些往事后，张闯说，自己能理解谢先生对年轻人的期待了，“在谢先生眼中，青年才是科学的未来”。 他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悉数捐给所里，老人唯独提了一点要求，“要用到青年身上”。最早时，谢家麟就想方设法地给团队里的年轻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1978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教研组安排学生前往高能所参观，时任“八七工程”的总工程师谢家麟亲自接待了这些学生。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高杰还记得，穿着四兜蓝色工装的谢先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详细向他们介绍了未来加速器的发展计划。 “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大学生，在他心里分量一定很重，他对年轻人的未来给予了很高的期待，才会用心准备那么多内容。” 在担任高能所副所长时，张闯“压力很大”，谢家麟拄着拐杖一路从中关村赶到所里的控制室，安慰他，“你们年轻人要敢于承担责任”。后来，张闯计划，对谢家麟领导建造对撞机建设时的加速器相关研究室的设置进行调整，他一度“忐忑不安，怕谢先生反对”，可在加速器中心成立大会时，谢家麟坐到他旁边，笑着跟他说，“学科在发展，你们做得很好”。 谢家麟曾受邀多次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新生做讲座，每每结束，他总会被学生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想结束，谢家麟又笑起来：“不打紧，我曾经也是学生。” 还有一次，台下有个胆大的学生提问：“您从美国回来以后，后悔过吗？” 在现场的张闯有些担心，生怕气着谢先生。当年谢先生动手写书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往电脑里敲，但一次误操作让电脑中的文字全部消失。一着急，谢家麟脑中风，住进了医院。 可这回谢家麟没着急，他笑着告诉那名学生：“不后悔。我留在美国，是锦上添花。回到中国，却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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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萌教授＂包弼德 ：中国不该与自己的历史脱钩
“你好，我是包弼德。”一个挺拔如穿天杨的“老外”，走进清华大学伟清楼统计学研究中心办公室，身上还带着三九天的寒气。如果闻其声未见其人，单凭这口地道的普通话，你准会以为进来的是个中国人。这就是包弼德（Peter K.Bol），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他刚刚结束哈佛、北大和清华三校在北京召开的“数字人文新动向”国际会议。 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 历史的意义：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曾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变迁 历史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包弼德摇摇头，显然，他对记者的客套话“先问一个小问题”不大认同。“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它只会告诉我们：人们曾做过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在包弼德看来，历史的故事就是变迁的故事，而这变迁，又和当时人们的想法、选择密切相关。“同时历史也给我们教训：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迁结果。” “历史还给人以提醒。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有什么经常性的问题。”包弼德举例说，中国的地域性很强，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各地就有不同的风俗、文字、语言、思想。同时中国政治家希望统一的意愿也很强。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了多次，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历史我们能明白，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事情得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包弼德还在读高中，受“左派”父母的影响，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感。可是当时美国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可以忽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弼德想了解中国，于是开始学习汉语，学习中国历史。这一钻研，就是五十年。 包弼德和柯伟林两位教授唱起了用《两只老虎》曲子改编的“中国朝代歌” 历史的学习：把历史“问题化”，对历史深耕细作的同时，也需要广阔的研究视野 包弼德在中国学界大名鼎鼎，但被中国网友所熟知，则是因为一曲“朝代歌”。2013年，哈佛大学在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上发布了一门“中国课”（ChinaX）视频课程。课程中，包弼德和柯伟林两位教授唱起了用《两只老虎》曲子改编的“中国朝代歌”：“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Republic（中华民国），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这段视频被中国多家媒体转发，唱儿歌的“萌萌哒”教授——包弼德和柯伟林名声大噪，在中国一夜间拥有了学术界之外的众多粉丝。 “哈佛中国课”是免费课程，目前已吸引170多个国家的43万名学生注册学习，其中13%来自中国；在中国“学堂在线”上线后，有8万学生选修。包弼德认为，开这门课一方面是想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思考历史”，另一方面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打消他们对中国的疑虑和偏见”。包弼德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理解中国目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做。“同时，我们也想给中国人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历史在美国是怎么教的、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样也有利于消除中国人对美国的偏见。” 在包弼德看来，学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历史“问题化”。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变迁，即使看起来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有其内在的根源和发展过程，因此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宋代最重要的思想变迁就是理学的兴起，“为什么理学成功了，变成那么有影响力的思想？”学界都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认为理学回答了佛教的挑战，因而自然会成功。可包弼德认为这种解释很无力，“我们必须要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行。”由此，包弼德完成了《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国学生善于搜集资料、积累知识。美国学生善于提问，善于把史实‘问题化’。”包弼德摊开双手，“两者都是必须的。善于发现问题，也须要有知识积累，不然还是无法回答问题。” 一些历史学学者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包弼德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贡献。但他认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能给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别样的发现。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他用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各个学科的材料和研究方法，来解释唐宋思想的转变。在“哈佛中国课”中，他尝试从思想、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地域、人文地理、民族、朝代等维度对中国历史文明进行解读，也邀请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教授参与授课。 包弼德对统计学和信息技术也非常感兴趣。15年前，他就开始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最近十年来，他和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建立了大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现在已经收集了37万余人的传记信息。最近，他又和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合作，运用统计学方法整理、分析这些信息。用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搜集、分析信息，他觉得很有意思：“从很多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分析单个样本时很难察觉到的趋向和变迁。”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的数据做研究，有些国家的学者也在尝试建立相似的数据库，这让包弼德很有成就感。 历史的汲取：中国既不该与自己的历史“脱钩”，也不该“窄化”历史 中国正处于飞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自己的历史中，中国应该汲取什么样的营养？ 在包弼德眼中，对中国有误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有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与历史无关。唯一的关系，就是要切断这种联系。”包弼德说。那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大都极力想脱离中国的历史，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发生变化，变成另外一个国家——风俗、思想、文化、文字都应该“西方化”“现代化”。“但几次‘脱钩’的努力都失败了。”包弼德说，“现在，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人恢复了自信，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应该和历史紧密联系。”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容易说清楚的：“这是中国人要决定的，中国人要努力寻找的，不是美国学者的任务。” 令包弼德感到惋惜的是，在阐释历史、向历史汲取营养时，许多中国人对历史、文化进行了“窄化”“简单化”处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国宗教，那么多有趣、那么多丰富的文化，我们怎么不应该学习？”包弼德耸耸肩表示无奈：“可那不是某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是多元的，至少从历史的立场来讲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某一种文化值得学习，我知道，这太可惜了，也会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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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三不”女教师退休获评副教授 评论：聘书来得太迟了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师常萍老师聘任仪式。 1月7日上午，河南大学副校长亲自给一位副教授颁发聘书的消息，刷爆了河大校友的朋友圈。为何这个受聘仪式让河大学子纷纷庆贺，竞相传播？聘一个副教授，为何会专门举行规格等同于特聘教授的聘任仪式？ 这个特别的聘任仪式，是为直到退休时还是讲师的常萍老师专门举行的。这位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专注教学30年的老师，究竟有什么故事，让她的学生称她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课堂上舞蹈？ 例外：一场专门给副教授举行的聘任仪式 1月7日，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在河南大学举行。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这个聘任仪式由校人事处处长主持，教务处副处长致辞，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亲授聘书。专门举行一场如此高规格的聘任仪式，只是为了聘任一个副教授。这样的情况在河南大学从未有过，在其他高校也不多见。 “河南大学从未为某一位教授单独举行聘任仪式，这是第一次，还是为一位副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海峰老师在朋友圈中感慨。确实，以前一般是聘任黄河学者等专家学者，才会由校长或副校长亲自颁发聘书，单独给一个老师举行聘任副教授的仪式，这还是第一次。这场聘任仪式的主人公，就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退休教师常萍老师。 传说：听过课的人说是经受了精神洗礼 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课堂却堂堂爆满，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退休时还是个讲师……多年来，校内外关于常老师的故事和江湖传说从未断过。 “河大有个老师不写论文、不评职称，但是她的课堂堂爆满。这样的老师真是个传说，有机会一定要听听她的课。”很多只闻其名未能亲自听过她的课的人常常这样说。 “听她的课是在接受一种洗礼，一种穿越尘世满身满心污垢踏入圣地进行除尘的洗礼。”听过她的课的人会这样感慨。 这些传说绝非空穴来风。陈小南是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9级的研究生，考研之前，她听到常萍老师的“江湖传说”后，就弄到了课表，去“蹭”常老师的课。 “她课讲得特别好，感觉蹭课的人比本班的学生还多。”陈小南回忆起第一次去蹭课的情况，提前半个小时到，班里已经没位置了，她只好和很多人一样站着听课。 “站着连听了两节课，虽然有点累，但听她讲起课来，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完全沉浸在课堂中。”陈小南说，常老师给她的印象是，微胖的身材，有些稀疏的长发，讲起课来会很飘逸，板书文字也是龙飞凤舞，再加上手臂挥舞的动作，煞是有力度。第一次听课，她就被这位先生震撼了。 “在我进去之前不知道这位老师是谁，在我听完后只觉得如同经历了一次隐秘之旅，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她是常萍老师。现在觉得，这就是一次接受了神示般的经历。”多年前，外语学院的学生张戡误打误撞走进她的课堂，多年后，她犹记得，常先生那堂课讲的是王维的《鹿柴》。 “她把对人生的感受、想法都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中，不只是教授知识，更是在传递人生的感悟。”她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的黄鑫说，她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课堂上舞蹈。 个性：不评职称的她是学生心目中最好的老师 在高校，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是很大的，而常萍却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因为晋升高级职称是一定要有论文和专著的，而常萍却觉得这个没意思，到现在连一篇论文也不肯写。 常萍教她的学生们在当代社会要学会“诗意地生活”，她自己也在用毫无做作的行动守护内心的真实。她在努力实现回归到本然的愿望，她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从而可以不在意论断，自由自在地活着。 “她的每一堂课整理出来都是一篇很好的论文，但是她没有那么做。”很多熟悉她的老师和学生感慨，如果常老师的内心不那么平静，不是把功利看得很淡，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她曾自评：“我的世界里，只不过黑白二色。”曾有很多媒体和记者想要采访她，都被婉拒，记者也曾经试图想直接采访她本人，同样被婉拒，只能用旁人的观感来描述大家心目中的常老师。 她越是低调，江湖中的传说就越是不断。渐渐地，不仅是河南大学的学子和校友，河南大学之外的人们，也对她有无限的好奇和企盼，想要亲耳聆听她那“黑白两色，粗细线条，无彩无色”的讲课。 可惜：学生心中的“口碑教授”退休时仍是讲师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常萍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她从1983年开始在河南大学讲授古代文学课，直到退休，依然只是个讲师。2015年6月19日，她上完了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那堂课，除了她当时教的学生，她多年前的学生和同事也专程去听了她的“最后一课”。 “常萍老师放下粉笔，轻轻拍打双手，来不及擦去脸颊上挂着的汗水，便赶紧向讲台下的学生们鞠躬致意。课堂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常老师只好再鞠躬微笑着示意大家停下来。就这样重复了几次，掌声才慢慢地停了下来。”黄鑫这天也专门去听了这“最后一课”。 2015年10月，常萍以讲师身份正式退休。“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在河大学子的心目中，只有讲师职称的常萍老师，是“口碑教授”，是真正的教授。 “她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说：“文学是什么？学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学是大地通往天空的道路。”她的学生王艳茹说，这句话博得了所有同学的掌声。这样的话不鼓掌，还有什么值得赏析？ 肯定：高级职称不过是“迟来的认可” 2014~2015学年的寒假，主管教学的河南大学副校长刘志军从朋友圈了解到她的事迹。这时，距常萍老师退休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了。 开学后不久，刘校长专门“点名”听了常老师的课。“通过课堂教学，验证了寒假期间我在微信平台上看到的文章，不仅是验证，而且是有血有肉地丰满了我对常萍老师的认知。”之后近一年的了解，让他对常老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聘任证书，是个迟来的认可。”在聘任仪式现场，刘志军说，在常老师以讲师职称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常萍老师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这是对常萍老师迟来的认可。“这个聘书不仅仅是发给她个人的，实际上是发给以常萍老师为代表的、长期以来耕耘在教学第一线、长期潜心研究教学、全身心投入教学，同时又得到老师特别是同学们高度认可的老师们的。” “要感谢众多同仁还有学生对我生存选择的尊重，以及对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才华的欣赏，由于有了这种尊重和欣赏，我才敢、才能、才会自由驰骋。”在常老师看来，是学校给她提供了成就教书梦想的舞台，正是河南大学百年老校独有的宽松环境和厚重的人文底蕴，才使她能够坚守梦想。 她依然希望这只是一个聘书，而不是压力，也希望自己不辜负在它背后的所有涵义。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自己还有众多关注她的人，能把它放下，“因为我仍然是也只是一个喜欢在空旷的天地间静悄悄行走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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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收获幸福人生 将孝元素融入教育
【个人档案】 王永民，今年42岁，1992年从教，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现为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曾荣获洛龙区优秀校长、洛阳市业务标兵、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荣誉。其多篇论文获国家级省市级奖，去年9月，参与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组织的重点课题《小学语文教师培育策略研究》荣获一等奖。 在王永民看来，孝顺父母的方式有很多种，让父母晚年不愁吃穿是孝，自己自立自强成就事业也是孝，保持兄弟间和睦更是孝，这些年来，他就是这样践行的。 正是有了如此深刻的心理体验和收获，他将孝心注入了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从培养学生的感恩心开始，让孩子们做最好的自己。 经历成为人生最大财富 王永民出身农村，弟兄两个，哥哥比他大三岁，老家在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中岗村。幼时家庭贫困，父母都是农民，一家人靠着家中的几亩田地过日子，在他的印象中，虽然父母也都整日劳作奔波，但也只是能够勉强维持全家温饱。 过去的日子里，由于贫困，除了吃饭和给孩子们交学费外，王永民的父母会尽量节省家中的每一笔花销。 “我记得小时候，为了省钱，我爸专门买了一个手动推子，给我和哥哥剃头发，我和哥哥从小到大没有去过理发店。”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的状况，王永民记忆犹新。除此之外，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放寒假在家，他准备趁假期读书温习功课，因为住的是老式的旧瓦房，光线昏暗，父母又舍不得开灯，他不得不在飘着雪花的大冬天坐在房檐下，冒着寒风，揣着手读书。 尽管家庭贫困，但在让孩子上学这件事儿上，王永民的父母态度一直很明确，那就是——不管再难也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因为只有上学，人生才会有转机。于是，为了给两个孩子凑学费，除了种地外，王永民的父亲平时还会在路边摆个小摊，给过路的人修自行车，好的时候一天也能有几块钱的收入。 父母为了支撑家庭所付出的辛苦，都一点点地在王永民的心中累积，这让他对父母的感恩之心也不断加深，同时，这些苦日子，也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财富。 自立自强也是孝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正是生活的艰辛磨砺了王永民自强自立的性格，更为他希望通过读书上进，求得不同人生的道路提供了无尽动力。 15岁初中毕业后，王永民以全校第一名、全市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的洛阳市第一师范学校。 “以我的成绩本来可以考高中，然后考大学，但因为家里条件负担不了学费，所以无奈之下上了中专，这样可以早点毕业，然后上班挣钱养家”。 三年后，完成学业的王永民被分配到当时关林镇的一所农村小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而前往这所小学当教师，王永民付出了很大勇气，因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男孩子到小学当教师是没有前途的，将来估计连媳妇也找不到”。支撑王永民留下的动力，除了每个月能够拿到的微薄工资可以贴补家用外，更多是他对教师这份事业的热爱。 提起当初为何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时，王永民提到了他小学三年级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姓肖，他正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教师工作的魅力，以及教育事业的神圣，从而使他愿意为此付诸一生。 进入学校后，年轻的王永民踏实肯干，不断上进，很快就从一线教师成为教导主任，又从教导主任成为副校长，并在第6个年头，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 “做子女的自立自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成绩，父母看到了肯定高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这其实也是孩子孝顺父母的一种方式”。 孝顺父母不攀比 由于工作突出，2010年，王永民被调到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任校长，这些年来，他所在的学校连续被评为洛龙区教育教学质量年度目标考核先进单位，先后获得河南省教育科研实验基地、洛阳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洛阳市教研工作先进单位、洛阳市教师发展学校等荣誉。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王永民，不仅在工作中成绩显著，同时在生活中，他也努力尽心尽力照顾父母尽孝道，以让年迈的父母安享晚年。 王永民的父母今年都已七十多岁，身体都很不错，因为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两位老人在家依旧闲不住，平时还种点菜，时不时还会过来给儿子送点蔬菜、面条。 因为工作的学校和老家离得很近，每逢周末，王永民就会带着爱人和女儿回到家里，给父母带些衣服、营养品等生活必需品，然后陪父母聊聊天，和老人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会开着车带着老人到公园里去转转，让老人散散心。 “孝顺父母不能攀比，我和我哥现在就是这样，自己有能力了，就多承担点，现在的社会条件，一般家庭都不会缺吃少喝，老人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物质享受，更多的是精神需求，此时，做子女的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每次出去跟父母一起逛公园，我都觉得很幸福”。王永民说。 孝心教育 培养孩子感恩心 在王永民看来，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对孩子开展孝心教育非常有必要，也很有现实意义。就拿他自己所在的学校来说，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是寄宿学校，大部分家长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所以才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这样就造成孩子们每周才能回家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孩子和父母团聚、相处的时间，自然而然会使亲子关系显得疏远不少。 “越是薄弱的地方，学校就越有责任去弥补，我们有意从培养孩子的孝心开始”，王永民说，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他一直主张培养学生的感恩心，并在日常教学中重视小学生的感恩教育，因为一个人只有学会感恩，感恩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父母，才会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身边人。 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在洛阳市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每周放假，学校都会给孩子们布置一些力所能及的实践作业，比如帮父母做饭、整理房间，给父母捶背、端茶倒水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沟通，增加亲情，而实践证明，这是非常实用的方式。 “孩子的一些小小的举动，通常会让孩子们的父母非常感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正慢慢长大懂事，自然会觉得很欣慰，进而双方会形成一种非常融洽的亲子关系，而好的家庭环境更利于孩子们的成长，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教育孩子的家校互动”，王永民说，“小学阶段，孩子的德育发展比成绩更重要，而德育不能仅靠学校，也不能单纯地靠说教，要靠家校互动，教育孩子不只是在学校，更在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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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校长张胜辉：孝顺父
人物 档案 张胜辉，今年45岁，1989年从教至今，是一名从教学一线成长起来的“专家型校长”，现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校长。 他是国家级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特级教师，全国优秀珠心算教练，曾被国家教育发展中心授予“中国西部教育顾问”称号，主编和参与编写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20余篇。 在自己童年时期，父母为支撑家庭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张胜辉至今记忆犹新，一直对父母心怀感恩。这些年，成家立业的他不仅用实际行动践行孝道，并立足于校长的本职工作，做好学校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优质教育，以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为社会尽孝。□东方今报记者弯继伟/文 张欢欢/图 工作再忙，每周也要给老父亲做顿饭 上个周末，张胜辉更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时，发了一张自己和妻子、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的合影，写道：周末，姐姐家，看到大女儿、儿子、媳妇，父亲幸福的笑容不止写在脸上。正是这条简短却满含孝心的动态，引来了好友们的集体点赞。 平日里，作为一所学校的管理者，张胜辉工作比较忙碌，但无论多忙，这些年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周日不出差，他一定会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到老家，给老父亲做一顿饭，他把这顿饭称为“孝心餐”，上周也不例外。“我母亲不在了，平时老父亲一个人住，担心老人孤独，周末就回去给老父亲做做饭，陪他聊聊天，感觉可好。” 张胜辉出生在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母亲五年前因病去世，父亲虽然今年已77岁高龄，但身体一直很康健，五年前老伴去世后，平时一个人住在老家，只有到了冬天，才会到二闺女家。“我姐姐和姐夫都是医生，让老人住到那儿，除了姐姐家有暖气外，其实是为了让老人得到更好的护理，我和哥哥姐姐们，到了周末就会过去看望，那个时候应该是老爷子最高兴的时候。”张胜辉说。 父母拼命挣钱供他和哥哥姐姐读书 张胜辉姊妹5个，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他在家里排行老五，因为是家中的老小，从小他也备受父母关爱。他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穷得只有三间破瓦房。“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饱饱地吃一顿黄面馍。”虽然那时候家中经济困难，但父母供应他和哥哥姐姐读书上学的信念非常坚定。 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要想供应孩子读书需要付出更多。为了攒钱给孩子交学费，张胜辉的母亲每天用扁担挑着篮子十里八乡走街串巷收鸡蛋，然后用架子车拉着跑上十几公里，到洛阳市区的集市上卖，挣差价。 在张胜辉童年时光里，每当到了周末，他和哥哥、姐姐就会轮流跟着坐着母亲的架子车去卖鸡蛋，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刻，因为不仅有好吃的，母亲还会给钱让买书看。“我母亲在孩子学习上的花销从不小气，在集上卖了鸡蛋，母亲就给我买羊肉汤喝，当时羊肉汤才两毛钱一碗，但每次她都会给我五毛钱让我去买书”。 埋头干事业为父母尽孝 在父母的拼命维持中，除了大哥当兵退伍后当了村干部，他和姐姐、哥哥，都凭着努力求学，通过读书考学的方式走出了农村。 完成学业后，张胜辉于1989年正式参加工作，先后获得“洛阳市中小学十佳青年教师”、“洛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并成为最年轻的洛阳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5年，他从一线教师成为李楼镇桃园小学校长，四年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洛龙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教学副校长。 虽然走上了管理岗位，但他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一直在语文教学这条道路上，进行探索和尝试，2001年他又获国家级骨干教师，被国家教育发展中心授予“中国西部教育顾问”称号，基于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诸多成就，当年当地政府在老家奖励了他一处宅基地。就在自己用努力赢得的这块宅基地上，张胜辉凑钱给父母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让父母在宽敞的大房子里安度晚年。 “孩子们有出息，父母也跟着高兴，父母住进大房子别提有多高兴，他们高兴了，我也高兴，这也是孝顺的一种方式，同时我也为我的孩子做了榜样，这就是言传身教。”每每提到这些，张胜辉总是难掩满脸的幸福。 办好教育是为社会尽孝 “百善孝为先，孝乃人之本。这就要求一个人不仅要在家孝顺自己的父母，更要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做贡献，对于我从事的教育事业来说，就是努力办好教育，为孩子们提供优质教育，为整个社会尽孝。”张胜辉说。 多年校园管理工作经历，张胜辉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学校里的年轻教师越来越多，在学校他们的职业是老师，到了家里还都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大孩子，正因为此，他深深意识到，要想教好孩子，首先得让老师们学会做人、做事，而这一切需要从培育感恩心做起。 所以，从在洛龙区第二实验小学任校长起，张胜辉就开始为每位老师的母亲过母亲节，在节日当天，学校会给每位教师的母亲送上一束鲜花，到了父亲节，学校也会给每个教师的父亲送上一个电动剃须刀，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教师对父母的感恩，同时让老师们感觉到学校时刻都想着他们，想着他们的家人。如今，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每当到了元旦和春节，学校还会推选出优秀教师，然后由学校领导带领前往老师家中对老人进行慰问，以让老师体会到学校对自己的认可，以及对其父母的尊重，进而带着一颗感恩心投入到日常教学中。 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张胜辉除了注重培育老师们的感恩心外，对学生们也是一样。从十余年前开始，他就让教师为孩子们布置为父母洗脚、做饭、扫地等课外作业，并将这些作为一门校本课程开展。 “学生、老师每个人都带着一颗感恩心，将成为他们人生的最大收获。”张胜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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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新晋院士有俩河南老乡 两院4院士出自郑大化学系
核心提示|12月7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分别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选举产生的70名新工程院院士中，我省两位本土专家荣誉当选。那么，新晋的61位科学院院士里，有没有河南人呢？ 大河报记者梳理发现，新晋的化学部院士中，有两人生于河南。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所长张锁江和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席振峰。此外，令人吃惊的是，盘点历年两院院士，有4人竟出自河南同一高校同一院系。 发现|61名新晋中科院院士里，有俩是咱河南人 河南人，中！ 2015年两院院士，又添两位“老乡”。他们为何能当选？曾获得哪些主要成就？ 张锁江：男，1964年11月生，河南林州人，河南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博士，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首席科学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现任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所长。199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北京化工大学做博士后，1995年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与小岛和夫教授合作开展研究，1997年受聘于日本三菱化学公司，2001年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人才到过程工程研究所工作。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张锁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离子液体的应用基础研究及绿色过程集成。在离子液体的基础、应用及绿色集成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致力于发展离子液体的DPPAI平台，包括离子液体的分子设计(Design)、结构-性质(Property)、规模化制备(Preparation)、工业应用(Ap-plication)及绿色过程集成（Integration）。张锁江院士编写专著4本；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其中授权15项、PCT专利1项。获2007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07-2008年度中国化学会-BASF公司青年知识创新奖、2008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第一）。主持973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 席振峰：男，生于1963年，河南人，1987年至1989年就读于郑州大学化学系，获配位化学硕士。 现为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化学会有机化学学科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大学兼职教授。 席振峰教授从事的科研方向主要是利用金属有机化合物研究高选择性有机合成新反应、新方法。致力于研究碳-氢键、碳-碳键以及碳-杂原子键的选择性切断与重组反应规律，探索新一代物质转化的途径。 北大新闻网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席振峰：他喜欢把“chemistry”（化学）这个词拆为“chemistry”来理解：“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总是在不断地试验中失败，然后又不断地去发现。”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愚钝”：35岁才拿到博士；在昔日同窗纷纷转行，选择社会上更加精彩的领域的时候，自己因为“笨”，只能坚守化学研究；在学术上，他也一直坚持做基础理论中金属有机化学领域，而没有聪明地跟着潮流走。 统计|两院院士有4人出自我省同一高校同一院系 随着新增院士名单的公布，在豫工作及河南籍的两院院士人数也随之更新。记者从河南省科技厅院士办了解到，目前，在豫“两院”院士共有23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7人，外籍院士1人。 尽管2009年至今，我省连续四届有8人当选两院院士，其中7人是“中原学者”，但院士总数跟全省庞大的人口对比，还是少之又少。 而记者梳理历年两院院士名单时发现，这些名单中居然有4人曾“师出同门”——郑州大学化学系。他们分别是，2003年河南培养的第一位本土院士吴养洁，47岁就成中科院院士的丁奎岭，以及今年新晋院士席振峰、刘中民。 更令人惊讶的是，丁奎岭跟吴养洁院士有直接的师生关系。记者从郑州大学核实了解到，丁奎岭是吴养洁院士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他于1990年回母校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5年后便受聘为郑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年仅29岁。 刘中民则是1979年至1983年就读于郑州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现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作为一所地方重点院校，仅一个院系就能先后培养4名两院院士，这不仅比较少见，而且从侧面说明了我省高校水平的整体提升。”一位从事多年高校教学工作的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声音|郑大校长：众多校友当选院士在郑大前所未有 在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看来，今年的两院院士增选，郑州大学可谓是“大丰收”——不仅有多位校友当选，王复明也成为郑大培养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 “刘中民、阎锡蕴是郑大的本科校友，席振峰获得郑大的硕士学位。一所大学，能有如此多校友同时当选两院院士，这对于郑大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昨天下午6点，刘炯天在电话中高兴地说，特别是王复明，他在郑大工作了几十年，非常努力、辛苦，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 刘炯天认为，这些校友在国内、业界都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当选院士是实至名归。这从侧面也是对郑大办学质量、人才培养的肯定和认可，给郑大这样一所地方重点高校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更强信心。 针对该校化学系走出4位两院院士，刘炯天评价说：“这证明了国内化学界的‘郑大现象’，说明了我们的化学系是很有实力的，有能力冲击一流学科。” 刘炯天说，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郑大的支持，近年来，郑大的办学地位、办学质量以及生源质量都得到了提升，这也离不开众多校友带来的荣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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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奖典礼举行 河南农大教授获奖
近日，被誉为我国生命科学“诺贝尔奖”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云南大学举行，12位学界业界翘楚荣膺这一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高奖项。河南农业大学田克恭教授凭借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治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成为本届“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唯一获奖科学家。 田克恭教授是动物疫病诊断检测与防治技术研究工作专家。他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并确诊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率先研制成功灭活疫苗、活疫苗及诊断试剂，在我国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广泛应用，及时控制了疫情，解决了严重危害国内外养猪业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世界性难题，得到我国农业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及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 截至2014年底，以其核心专利产品技术生产的疫苗在我国及越南等亚洲国家推广应用65.3亿头份，销售收入71.2亿元，对及时稳定控制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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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曲家王黎光出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11月12日，著名作曲家王黎光出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为中国当代成就突出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作品涉及交响乐、室内乐、电影、电视剧、原创歌曲等各个领域。代表作品《宰相刘罗锅》《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分别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作曲家”奖。现为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中国电影音乐研究院院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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