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没有挑战，人生便没有意义”
著名数学家、美国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终身教授张益唐 最近5年，张益唐在数学界声誉日隆。 2013年5月之前，他还只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一名普通的数学讲师。当年5月，他以一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论文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并借此一举跻身世界重量级数学家行列。在那篇论文里，他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差值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从而在解决“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百年数论难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也引起广泛关注。对于他不凡的成功之路，人们充满好奇，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一位传奇数学家？ 成功与坚持 在国际权威数学杂志《数学年刊》发表这篇成名论文前，作为一名普通讲师，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了14年书。而在当讲师之前，他曾多年靠打零工谋生。1992年他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工作没有着落，朋友邀他去自己开的餐饮连锁店帮忙，当会计，管管账、报报税。他觉得干这个工作能有大量自由时间想数学，便接受了。7年清贫简单的漂泊生活中，一有时间和条件，他就回到自己的数学思考中。做讲师后，虽然收入微薄，他却知足，因为可以更专注地琢磨他的数学难题了。 记者：你解决了世界级数学难题，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天下，成为一位知名数学家，经历很不一般。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因素，使你成为了现在的你？ 张益唐：主要是我的个性吧。我就是这么一种人，不太喜欢随波逐流，不喜欢外面什么时髦就追赶什么。我喜欢一个人想做什么就一直做下去，是个性引导我走过来的。 记者：但有相当长的阶段，现实拉拽着你，让你与你的数学理想越来越远，你不灰心吗？ 张益唐：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回来的，只要专心去做就是了。这并不是我有多么坚强的内心，多么强大。某种程度上，就是我比较淡定，不管经历什么，不会太在意，就走过来了。而且，想数学的过程本身是一种享受，这一点始终没改变过。 记者：但是，即使年复一年地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后仍然可能无声无息，你想过这一点吗？英国数学家哈代曾说，相比较其他任何艺术与科学，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他说没有见过重大的数学突破来自50岁以上的人。但发表这篇论文时，你已经58岁了。 张益唐：我当然想过可能没有结果，但我觉得即使那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主意。要做成事情，没有坚持肯定不行。如果今天弄这个，明天弄那个，可以一时搞得很热闹，但从长久来讲，没什么意义。 记者：你心里一直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做出来？默默无闻的那些年里，你总体更倾向于哪种状态，是心里真的对名利很淡很淡，平静享受数学带来的乐趣，还是一直心怀大志，希望有朝一日做出成绩？ 张益唐：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淡然与坚持，两方面都有吧。这两者表面是矛盾的，实质是一样的、不矛盾的。无论境遇如何，我一直有这个信念，我将来会做出点什么。我做数学，就是要做最好的。抱有这种信念的话，对一些具体生活上的细节，比如现实中人与人的攀比，反而会淡定，不那么在意。 记者：说到人与人的攀比，当年你是北大数学系公认的佼佼者，而在你沉寂无声的那些年，你的同学校友中有些已经在国际数学界有了一定地位，你在乎过吗？早年有数学追求的人中，有的中途兴趣转移了，有的因各种困难不再坚持。你博士毕业时，数学领域就业难，很多数学系毕业生转向学金融和计算机，你有过动摇吗？ 张益唐：别人的消息，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我对这方面不太计较，不喜欢跟别人比来比去。年轻时优秀，后来没做出什么的例子古今中外有很多。在别人的回忆中，会说我年轻时怎么怎么强；出名后，许多朋友的祝贺语意思差不多：“我们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我想，运气会起作用，但坚持是必不可少的，好在我能坚持下来。但有的人年轻时很强，没有坚持，最后没成功。转专业的念头，不能说没有过，但只是偶尔出现过，而且很快就放弃了，我觉得我还是保持在数学里面比较好。因为很喜欢，而且觉得自己有可能做得好。 记者：优秀数学家中有一些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物质财富不大感兴趣，有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者气质，比如陈景润，还有对庞加莱猜想证明作出决定性贡献、拒领菲尔茨奖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你也被人称为“隐士”，你们是一类人吗？你自己怎么看？有这么一群人是为数学而生的吗？ 张益唐：是有些共同之处，有点像的地方。有一群热爱数学的人，与数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但每个人情况不完全一样，会有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做法。比知，有的人只希望想数学，对教数学兴趣不大。我喜欢教书，也愿意下功夫，把书教好。对佩雷尔曼，我可以理解他，他只喜欢数学，对世俗许多东西看得淡，据说人也很有正义感。他拒绝领奖的细节我不清楚，虽然我觉得他没必要不去领这些奖，但他坚守自己个性这一点，是我佩服的。 发现与乐趣 2012年7月3日，张益唐本打算去观看一场朋友指挥的音乐会排练。出发前他在科罗拉多州朋友家后院踱着步，希望等到朋友曾在院子里见到的小鹿。鹿没来，素数间有界距离难题的解决思路却忽然不期而至。 安静地独处，是张益唐生活的常态。有人问他每周7天愿意拿出多少时间与人交往，张益唐的回答是“半天”。当讲师的14年中，他大多数日子像上了发条，很单调地重复着。他不喜欢开车，在校外几公里外租了间公寓，每天坐学校巴士往返。每周教课约6小时，其他时间，他大多一个人待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有时在走廊或户外散步、思考。他通常只用简单的纸和笔工作，但他的意识却在复杂的世界里恣意徜徉。他说数学非常纯粹，有着很强的、很有内在性的美，这种美，只能身在其中才能体会。 记者：你的论文是关于数学史上一个经典难题：孪生素数猜想。这是数论领域的难题。作家徐迟曾引用陈景润高中数学老师的形容：“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你的数学研究之路也经历过方向的转换，但为什么数论对你一直有着最强的吸引力？ 张益唐：从小我的兴趣就在数论方面，我相信有这个兴趣的人很多。因为数论本身的确是比较吸引人的。它的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挑战程度上又非常大，许多历史悠久的难题现在都没有解决。 记者：你似乎更偏爱挑战重大的难题。还是博士生时，你就以著名难题“雅可比猜想”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为什么大的难题对你更有吸引力？ 张益唐：可能跟个性有关吧。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因为没有挑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在你之前，来自美国、匈牙利、土耳其的三位数学家多年合作研究孪生素数猜想，但走到最后一步，却怎么也跨不过去。他们在文章里说，看起来才一根头发丝的距离，却很难解决。其中一名科学家说他以为他这一辈子见不到这个难题的解答了。你不在乎“卡壳”的时间吗？这些超级难题，可能让人搭上一辈子的时间却进展寥寥。 张益唐：我不给自己设置期限，出不来没关系，继续做下去。但选择方向也需要有所判断。我会选择那种有意思又有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我是2010年投入到孪生素数猜想研究的，之前同时思考好几个难题，但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希望做的，自己有跟前人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于是我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了。 数学与教育 读小学时，张益唐花了六角五分钱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第一次读到了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从此迷上了数学。1971年，回上海看望外婆的他在书店买到一本薄薄的书，上海复旦大学夏道行写的《π和e》，这本书又一次强烈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快20岁时，他进了北京制锁厂当工人，开冲床，业余时间看数学和各种书。四年后，23岁的他如愿考上北大数学系。 记者：你受过系统的数学教育，经历过中西方不同的教育环境，这些教育经历对你成为一流数学家有怎样的影响？ 张益唐：正规的数学训练很有必要。好的基础训练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将来思维的习惯，可以帮助克服轻率，至少会很严谨。 记者：离开任教多年的新罕布什尔大学，你提到其中一个原因是那里缺乏好的学生。就数学这一学科而言，好的学生是怎样的学生？ 张益唐：我原来任教的大学虽然也设有博士专业，但不是研究型大学，学生大多读完硕士学位后就去中学教书或做别的工作了。做研究的话，还是研究型学校机会更多点。我现在工作的大学研究条件好，可以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我正在物色我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已物色到一两名，还没有正式开始。我在招学生时，比较强调一个东西：专注。可以长时间专心致志地做数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即便专业的底子有些地方不足，学生都具有可塑性，还有机会补足。 记者：要成为优秀数学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益唐：天分起的作用比较大，如果缺乏这个，可能会难一点。但是，天分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也难有明确的界定。做数学研究，只要有一定基础，天分不足的也能做。相比较天分，专注和坚持更重要。 记者：你成名、获了很多奖之后，工作及生活的状态有什么改变？未来有什么计划？ 张益唐：这几年我每年至少回国一次，有很多大学、科研院所邀请我讲学交流。中国数学总体上迅猛地往前发展，尽管也有些比较浮躁的东西，比如成果没出来先吹得天花乱坠，但整个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势头很猛，挡不住。出名后生活比以前热闹，有时会渴望回到相对安静的状态。在美国这边，我每周讲课6小时，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做研究。最近一直比较关注“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我不会给自己设定时间限制，会一直想下去。
-
胡锦矗：“千万里，追寻你踪迹”
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教授、世界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 1981年，胡锦矗（右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左二）在海拔4000米的卧龙贝母坪考察野生大熊猫。 满头银丝的胡锦矗，依然怀念少年时穿越密林求学的情景。 那时，他每个月都要从老家四川开江县出发，徒步翻越莽莽大巴山，到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念高中。路途虽然艰辛，但他却“饱览了风光，锻炼了身体”。 多年后，他的足迹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遍布岷山、龙门山、邛崃山、相岭。他的团队被称为“胡家军”，他探索的大熊猫研究法被誉为“胡式方法”。 如今，大熊猫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基于大熊猫保护衍生的动植物学、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其间，每逢坎坷争议的关键时刻，偏居川北小城南充的胡锦矗，都会像一位“掌舵人”，牢牢扶住学科发展。 出生于1929年的胡锦矗，现在已经爬不上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但他的人生，就像他翻越过的群山一样，跌宕起伏。 风乎舞雩咏而归 少时胡锦矗家境尚可。他告别了当时农村孩子放牛养猪的命运，背起了书包上学堂。可他生性淘气，一听老师讲课就犯困，上树掏鸟窝，下田捉泥鳅，倒精神头儿十足，逃学、留级是家常便饭。 父亲胡文彬认为儿子不学无术，盛怒之下打算让胡锦矗退学。胡锦矗的堂兄胡锦万在开江县城一所学校教书，他劝阻胡文彬：“老辈迁居下山是为了后辈的出路，而读书就是最好的出路。” 在胡锦万的建议下，胡锦矗被送到开江县城读初中。校长曾孟九是川大毕业的高材生。这位曾校长极为严格，每天让学生出操锻炼好几个小时。青春年少的胡锦矗心生不服，处处作对。 一次，正当数九寒冬，胡锦矗偶然发现曾校长居然钻进刺骨的河里游泳，这让他大感惊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后，胡锦矗常常暗中观察，发现学生锻炼时，曾孟九也在一起锻炼；东方未白，学生酣睡时，曾孟九早已在操场把太极打得行云流水，大有闻鸡起舞的古风。再后来，曾孟九晨练时，身边就多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便是胡锦矗。 胡锦矗成年后才领悟到校长的用意。当年抗日战争正胶着鏖战，曾孟九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担忧，都化作了他的办学思想：“唯有知识武装头脑，运动强健体魄，民族才有希望。” 胡锦矗初中毕业后，徒步一百多公里到万县求学。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很多学校西迁，小小的山城万县，成了思想荟萃之地。其时，同为川东北老乡的晏阳初在重庆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胡锦矗在这里第一次“睁开了双眼”，教育报国的理想由此萌生。 彼时，已是万县中学训导主任的曾孟九对胡锦矗颇为器重，认为他是可雕之才。万县城边，河沟密布。不论酷暑还是寒冬，每到课余，曾孟九常带着学生们搏风击水。他告诉胡锦矗，要“勤运动，均劳力，慎寒暖，节饮食”，既是养身之道，亦为做人之理。 “沐浴寒瀑，身披斜晖，耳闻渔歌，口中轻唱：‘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胡锦矗深情地回忆起万县求学的经历，感慨“经师易遇，人师难求”。 1950年，胡锦矗考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系。不久，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前身），因师范相关专业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考虑将来毕业生分配问题，便鼓励师范专业学生转系，懵懵懂懂的胡锦矗就报了一个与自己专业相去甚远的生物系。区别于生物科班的“甲班”，学校专门给这拨转系生开了个“乙班”。 胡锦矗在生物系学习时又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施白南。施白南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时任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为了能让胡锦矗这一批“零基础”的师范生跟上节奏，施白南提出亲自给“乙班”授课。 施白南授课并非照本宣科。上世纪30年代，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成立西部科学院，施白南担纲动物组领衔专家，走遍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课堂上，施白南用自己在野外考察的案例，给学生解释专业知识，说“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课堂”。那些新奇的见闻，常把胡锦矗听得如痴如醉。 “吃鱼，吐骨头！”就连吃饭，也变成了施白南的课堂，“你们看，青鱼的牙齿比较粗大，草鱼的牙齿比较细，因为青鱼吃螺蛳壳，没有这副‘家伙’，它就‘整’不动。” 直到现在，胡锦矗吃鱼还有收藏鱼骨头的习惯。 “貔友”相交写传奇 师者引领胡锦矗走上了学术之道，而“朋友”却让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精深，同时给了他人生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这位“朋友”就是大熊猫，古称“貔”，又称“豼”“貊”。 尽管现在大熊猫风靡世界，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献却对这种神秘动物的记载极少。三国时期陆玑的《毛诗》中记载“豼似虎，或曰似熊，名叫执夷，又叫白狐”，说大熊猫又像虎又像熊，通体白色；晋代文学家郭璞在《山海经》注中提到：“邛崃山出貊，似熊而黑白驳，亦食铜铁”，他的描述最接近现代人所认识的大熊猫，而“食铜铁”的记录，让人怀疑郭璞是否亲眼见过大熊猫。 大熊猫栖息于高山丛林之中，离群独居，与清风相依、明月为伴，被称为“森林隐士”，世人难睹其真容。它们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人类对它的系统认识仅有几十年。胡锦矗便是我国系统研究大熊猫的第一人。 要说胡锦矗与这位“朋友”的渊源，还得从他的经历说起。 1955年，胡锦矗以超过“甲班”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动物研究班，系统学习脊椎动物理论。采集、制作标本是学生在北师大学习生物学的基本功，胡锦矗儿时上树捉鸟的本事派上了用场。当时，动物研究班的十几个学生在北京城分片采集，胡锦矗负责朝阳门到通县片区，周末闲暇之余，他常常蹬着“二八大杠”到近郊调查鸟类和采集标本。 1957年，胡锦矗毕业，施白南希望他回到四川给自己当助手。而就在前一年，位于四川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迁往成都，剩下的专科部分组建了南充师范专科学校（今西华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南充师专新增设了生物系，急需教师，胡锦矗就跌跌撞撞地到了南充，拖了一口大箱子，里面多半是他自己制作的动物标本。在西华师大，胡锦矗一干就是50多个年头。经常有前来拜访的年轻人感慨：“呀，这么大的专家怎么待在这么个小地方！”胡锦矗总是哈哈大笑：“这里离大熊猫近一点嘞！” 1972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把胡锦矗的命运和大熊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去动物园看熊猫时，尼克松夫人试探性地提出想要熊猫。当年4月26日，大熊猫“玲玲”和“兴兴”抵达华盛顿动物园，一时万人空巷。后来访华的各国政要都想要大熊猫，“熊猫外交”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但中国到底有多少只大熊猫，当时没有人能给出数据。1973年，国务院召集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大熊猫产区召开座谈会，决定弄清野生大熊猫的数量。 胡锦矗当时已是四川省内知名的野生动物专家。1974年，45岁的他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一支30人左右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组织和领导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 上哪儿去调查呢？大熊猫独来独往，嗅觉灵敏，能发现数公里外的异动，往往人还没有靠近，它就一溜烟不见了。胡锦矗决定从粪便着手。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及规律、成长史、发情期等。胡锦矗发明的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熊猫的“胡氏方法”。 历时4年，行程9万公里，一份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出炉，确认野生大熊猫约有2400只。 9万公里，全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来。一次，胡锦矗在青川县摩天岭独自追踪熊猫，突遇暴风雪，从早晨到深夜，他连续走了14个小时。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举起步枪朝天射击，“砰”的一声，七八里外的同事们循声赶来，找到一个冻僵的“雪人”。等他从昏迷中醒来，看见所有的人都围着他哭泣…… 当然也有填补空白的发现。在宝兴县盐井汪家沟，胡锦矗听老乡说有一只熊猫死在丛林里，他立即带上手术工具，找到已高度腐烂的熊猫尸体，剖开一看，肚子里全是蛔虫。他用镊子把蛔虫一条条地拣出来数，一直数到2336条。于是，大熊猫研究史上有了第一个关于蛔虫病的详细记录。 基于胡锦矗科研团队的调查情况，国务院批准将卧龙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2万公顷扩建为20万公顷，同时批准建立唐家河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等多种濒危野生动物得到拯救。 但愿人间绿常在 如今，在全球大熊猫研究者的心中，“五一棚”已经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在野外调查期间，胡锦矗在四川卧龙的一座小山上搭起帐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因为观察站的帐篷距离水源地有51步台阶，于是取名“五一棚”。三十多年来，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他们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熊猫保护事业。 从1979年开始，胡锦矗带了31年研究生，当他的学生并不容易，必须上观察站，睡窝棚。白天跋山涉水采集样本，晚上就在窝棚里上理论课，或是在炉火旁记录野生大熊猫的生态习性。 众所周知，野外工作虽然充满乐趣，但也伴随着难以想象的艰辛。1980年，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卧龙建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带领着许多外国专家正式进驻“五一棚”。 在夏勒所著的《最后的大熊猫》一书中，收录了他妻子凯依写的日记：“我的空气垫一直在漏气，所以我整晚都要把它重新吹涨。我们整天整夜都待在睡袋里，我把手套、毛靴、毛裤全套在身上，毛外套里我穿了三层卫生衣和卫生裤、长袖尼龙高领衫，还有羊毛衣。可是我还是冷……” 多年以后，夏勒回忆起当时中国的大熊猫研究人员，依然心酸：“他们打了厚实的羊毛绑腿，用来防水和防寒，脚上却只穿单薄的球鞋，我在心里记下，要设法替他们争取到靴子。” 如此艰辛，为什么还要执着地开展大熊猫科研呢？ 胡锦矗常说，他一直行走在古地中海的边缘追踪大熊猫。他们野外调查的高山上，生长着许多叫高山栎的带刺矮小灌木，“这些小树一棵挨一棵，是古地中海岸边标志性的植物。两亿多年前，喜马拉雅山地区还是汪洋大海，大约一百五十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升高了3000米，才有现在这样的地貌。”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万年前，大熊猫的直系祖先始熊猫还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沧海桑田，星移斗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同时期的剑齿虎、乳齿象、三趾马都已灭绝，大熊猫的栖息地也缩小到曾经是古地中海边缘的崇山峻岭当中，并分隔成秦岭、岷山、邛崃山—相岭—凉山三个种群。 “为了适应环境变化，大熊猫变成了狭食性动物，主要吃竹子，当周边环境发生细微变化时，它生存的危险就会增加。”在胡锦矗看来，大熊猫对生存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就像是自然环境的“监测器”。 1985年—1988年，胡锦矗再次挂帅，开启了我国第二次熊猫调查，结果让人们捏了一把汗。1988年，我国野生大熊猫仅存1100余只，与10年前相比，减少达一半以上。 “竹子开花啰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从这首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歌曲《熊猫咪咪》可以看出，食物的匮乏是熊猫数量锐减的首要原因。1974年和1983年，岷山山系和邛崃山系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箭竹开花，受灾最为严重的平武县，有饥不择食的大熊猫扑咬牧民的山羊。1983年—1988年间，人们在野外发现饿死大熊猫尸体108具。 按理说，竹子开花本是自然规律，另外，大熊猫栖息地至少会有两种以上的竹子，不同竹子的花期不同，即使一种开花，熊猫也不至于食物匮乏。胡锦矗的调研结果却发现，大熊猫栖息地以海拔2500米为界，2500米以下已都是农耕区，2500米以上又仅有一种竹子可以生长，这实际上是把竹子的多样性破坏了，大熊猫的食物来源越发单一。 如今，国家对于大熊猫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陆续推行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大熊猫栖息地保护范围也成倍扩张，但其中仍有隐忧。 “大熊猫生存的原始森林层次非常丰富，有乔木层、灌木层、地被层，还有真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胡锦矗说，现在许多保护区看上去是一片绿色，但多是林木品种单一的经济林，“这些树林里面没有苔藓，没有真菌，也没有竹子，静悄悄的，当然也不适宜大熊猫的生存。” 有人说，每个物种都要经历兴起、兴盛与衰败，大熊猫这种古老的动物，正处于衰败期，终将走向灭亡。胡锦矗却认为：“如果我们能保护好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环境，它们将和人类长期共存。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也是在保护该区域的其他动物，保护水源，保护人类的家园。”
-
萨本栋：为中国争气
萨本栋本有机会离开中国。 他1922年5月从清华毕业，7月赴美留学，两年后就读完工学本科，又过了三年，便拿下了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的工作也很牛——在大名鼎鼎的西屋电气做研究员。 但1928年，他的精神偶像叶企孙亲自聘他，要他回国当清华的物理教授，萨本栋二话不说，整装回国。 他心里一直憋着气。那时美国排华严重，他求学时就默默隐忍，和其他留学生一道组成西部中国留学会，要以自尊自爱的风范“改换西人看不起中国人之谬见”。后来他攻下理学博士，又进了西屋拿高薪，已经是美国人眼中的佼佼者，但是心里还是念着一句，“为贫穷的中国争气”。 回国后他果然争气。他课讲得好，年纪轻轻就在名师云集的清华物理系崭露头角，学生评价他是“站在本系第一道大门上的人”，不到两年，他就入选清华教授评议会，是14位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也正是他年轻有为，一腔热忱，陈嘉庚的厦门大学办不下去移交公办之时，国民政府找到他，要他接任厦大校长。他那时正值学术研究黄金年龄，但又不忍弃国不顾，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心情，临危受命，国民政府教育部遂下了聘书。 下聘书那天又是什么时候呢？1937年7月6日。 35岁，顶着全国最年轻大学校长的名号，萨本栋这一去厦大，就面临着全面抗战爆发的严峻形势，人还没认全，就立刻要准备迁校。他进入校长角色极快。战火9月刚烧至厦门，他便将厦大先行迁入时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并立下誓言：“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就要上课！”随后为彻底解决安全问题，他力排众议，亲自选定长汀为厦大迁校最终目的地。在他的周密策划和组织下，仅用20多天，厦大就将全部家当搬至长汀，师生也流失甚少。 那时长汀不过一山区小镇，满目荒凉。悲鸣声中，萨本栋不为所动，说：“本校遭此劫后，更下最大决心，共同奋斗以期克敌制胜，再图复兴，重加建设。”此后8年，他励精图治，以身作则，在长汀办起一所一流大学。他的人格在这8年里充分体现。国民党特务来抓进步学生，他怼回去：“我为一校之长，家长把子女交付于我，我自当全力保护！”汪精卫要投敌，他携全体教授发通电：“汪氏此举，实属丧心病狂，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他要学生时时谨记：“我们对暴日只能‘抗’战而不能作‘惩罚’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术至今尚未独立，我们民众技能的水准，几百年来未曾提高。” 在萨本栋任内，厦大由迁入长汀时的全校师生不过200余人，发展到1945年已成为拥有4个学院15个系的综合大学，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1044人，成为南方高等教育的重镇。 很难想象，萨本栋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怀念中，居然会出现这样的悲叹：“他是被活活累死的。” 从过往的经历看，萨本栋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因累辞世。他身体很好，1913年11岁考入清华，受益于清华体育宗师马约翰的教导，成为清华不可多得的体育尖子，不仅入选网球校队，还多次捧回荣誉。即便在毕业多年后回归清华担任教职，他和哥哥萨本铁的网球对抗，也因精彩纷呈，时常吸引人们的观看。 但他真的就过劳辞世。他长期患有胃病，为办好厦门大学忍痛不治，直到1948年病情恶化才赴美求医，却已是胃癌晚期。1949年1月，不到47岁的萨本栋与世长辞。 他逝世后，叶企孙极为惋惜。敬佩萨本栋爱国情怀的叶企孙叹息道：“尤其令人伤心的是他刚刚死在中国逢到大转变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没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秋天，厦门大学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校园内，永留纪念。
-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万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
2月6日消息。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今天凌晨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天丧斯文、国失重宝！选堂教授，一路走好！”噩耗传来，韩山师范学院原院长林伦伦在朋友圈发布了悼词。 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80余年。他与钱钟书并称为“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季”。他达古通今，学贯东西，在学问的天地里，硕果累累。 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考上金中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他在学校总有“吃不饱”的感觉。因不愿浪费时光，他仅读一年便辍学回家自修，朝夕沉浸在家里数以十万计的藏书楼“天啸楼”中。“做学问是文化的大事，是从古人的智慧里学习东西。”饶宗颐说。 “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饶宗颐曾在《我的家学经历》里自述。中学都未毕业的他，后来却当上了大学教授。 1935年，饶宗颐19岁时，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两年后，受文学家詹安泰委托，饶宗颐开始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由于当时的学生年龄大多比饶宗颐大，他们对这位年仅21岁的老师十分怀疑，纷纷向校长抗议，要求换老师。结果一堂课过后，所有学生都为之倾倒，没人再提换老师之事。饶宗颐开始了他的大学执教之路。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饶宗颐说，1939年8月，中山大学聘饶宗颐为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学校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1979年后，饶宗颐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该校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在饶宗颐先生眼中，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说，饶宗颐多次表示，这样百家争鸣、不局限于一人一派的学术氛围对师生都非常有益。 饶宗颐与深圳大学同样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1984年，饶宗颐应邀参加深圳大学中文系、国学所的成立会议，担任国学所顾问，并为学生授课。1995年6月，受聘深圳大学名誉教授。去年7月，百岁的饶宗颐专程来校出席见证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仪式。 关于人生哲学，饶宗颐曾提出“安顿说”。他认为，“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为此，应做好三件事：一是“天人互益”；二是“物物而不物于物”；三是“慈悲喜舍”。 饶宗颐曾写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诗，“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追求。“我是弹古琴的。有一次，我和学生在海上弹琴，作了这两句诗。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对于饶宗颐的一生，有人说：“他有三颗心，第一颗叫好奇心，第二颗叫孩童心，第三颗叫自在心，一颗比一颗高。”持着这“三心”，饶宗颐在智慧的求索中执着，而不为执着所累。
-
川大涂铭旌院士：两次“西迁”的时代担当与家国情怀
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奉献报国精神的建议。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为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点赞。 回首当年，在一列列开往西安的列车上，有耄耋老者，也有弱冠青年，离开繁华的上海滩，等待他们的是兴庆宫旁边的“大工地”——还没有成型的西安交通大学。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建设紧密相连，在抒写壮美爱国篇章的同时，更有着极大的牺牲与奉献精神。 你可能不知道，四川大学的涂铭旌院士当时也在其中，而他的“西迁”故事远不止个人与西安交大。今天回顾，满含的都是大时代里学者们的情怀。 首次“西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涂铭旌，1928年11月15日出生于原四川省巴县。195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系后留校任教，不久因院系调整，从同济大学调整到交通大学机械系。此时的他，应该未想到几年后会从上海奔赴大西北，并从此扎根西部。 1951年涂铭旌获同济大学学士学位。 1958年3月，涂铭旌的大女儿涂红在上海出生了。暑假，交通大学动力系的全部，机、电各系大部分开始陆续西迁。10月，半岁的涂红也坐上了西行的火车。 其实，涂铭旌离开上海前，迁校的“大军”基本已走完，只剩下了二三十个老师和家属没有启程。当时上海非常缺中学老师，他的爱人唐昭莼要谋一份中学老师的工作很容易。当时学校已决定在上海和西安两地同时发展交通大学的工学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机械系重点培养的涂铭旌要留在上海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却坚持要服从安排去西安。 1959年7月，顺应办学实际，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校区独立办校，成立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至此，已在西安的涂铭旌彻底扎了根。 1959年涂铭旌（前排左三）与上海交通大学1957届毕业生分配到西安的同学合影 从青年到老年，他人生中最黄金的三十年与西安交通大学紧紧相连，现在回看，这份答卷就算自己摆摆手觉得不足称道，却满满都是辉煌。 今天，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它的建成，前期历经几十年交大金属材料学科人的集体智慧，其中任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所工作多年、后期担任所长的涂铭旌同样功不可没。 在国家经济举步艰难的岁月，涂铭旌与师生们多次到工厂“锤炼”，在实践中找规律，不但和同事们在百废待兴的年月里成就关于“金属材料强度问题”三篇重磅研究文章，还协助工厂企业解决了不少生产实际问题。既有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鼓励，也有普通工人的支持，彻底打响了西安交大金属材料专业的名声。 在做科研的同时，涂铭旌还做了不少事：被看作“书呆子”的他，竟靠“多跑”为研究所申请到了一个6000平方米的材料强度大楼；为去工厂提供技术支持的老师要到“顾问”头衔，方便双方工作；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的设备，以充实研究所的实力……操了操不完的心，似乎都不足以评价他在西安交大的三十年。 等到这些都做完了，涂铭旌60岁了。他主动从研究所所长退下来，提出“让更年轻的人来接替”。在应该享受退休生活时，他却再次收拾好了行囊。 再度“西迁”：科教报国一生许 1988年，一心回报桑梓的涂铭旌来到了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任高新技术研究院院长。年满六旬的他带领成都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学科勇闯“二次创业关”——转向功能材料的研究。 花甲开新业，说来容易做起难。相比西安交通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的金属材料学科基础非常薄弱。回顾那时的情形，涂铭旌说：“那时我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挑战，并将面临新的‘生存能力’的巨大考验”。 刚来学校，由于学科建设不完备，涂铭旌甚至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他找到五教学楼（现在的“西五教”）里靠近厕所的杂物间，腾出一间27平方米的空房做实验室。没有科研项目也没有科研经费，除了自己“掏腰包”，他主动“走出去”，寻找和校外企业、科研单位合作，硬是从27平米“起家”，为学校的磁性材料研究奠定了基础。 2014年10月涂铭旌在当年刚到四川大学起步时的实验室 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涂铭旌还一手创办了“稀土及纳米材料研究所”。从金属材料到稀土及纳米材料，涂铭旌要翻越的不只是研究方向的巨大差异，能否做出成绩？成绩有多大？科研经费怎么来？学科怎样健康地成长下去…… 他用着本来颐养天年的时间和不顾高龄扎在研究所的态度，再次交出一份辉煌的答卷：如今的稀土及纳米材料拥有近2000平方米的实验室，下设四川省稀土材料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四川省纳米科技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功能材料物理化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金属功能材料）、后续能源材料与器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四川大学纳米材料技术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先后承担了一大批国家“985”和“211”工程建设项目、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项目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因在材料学领域的突出贡献，1995年涂铭旌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27平方米杂物间到国家重点学科，许多人经过工学图书馆旁、人称“纳米楼”的那栋浅红色小楼，可能从没意识到这是退休之年的涂院士为学校创造的宝贵财富。 奋蹄疾行，成就传奇 在西安交大时的“白手起家”，涂铭旌正值壮年。而来到川大，他已经年至花甲。 因耗费太多精力在学科的前期建设，1993年，涂铭旌发现自己便中带血。不放心的夫人陪着他去医院，最终得到确证病因——“直肠癌”。获悉此消息，他的同事、朋友、学生纷纷来函来电慰问病情，许多人直言“拼命三郎”般的工作热情压垮了“涂老师”。 医院为涂铭旌进行了肠道改道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顺利，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术后恢复却很痛苦。周围人都劝他好好休养，涂铭旌却相当乐观，自嘲“已去阎王那里报过到，判官说生死簿里没有我，我还早着呐！” 从能自由活动开始，涂铭旌的身影又再次出现在了工作岗位。直到去年身体不适入院调养，年近九旬的他仍没有退居二线。2014年的暑假，天气炎热，他还带着课题组前去江西开展项目相关工作。家人看了不忍，他却觉得“应该”。直到今天，年近九旬的他仍没有退居二线。 涂院士近照 66岁时，涂铭旌曾经给自己写过两句话，“老马已觉黄昏至，不待扬鞭自奋蹄”。当时的他，刚患癌不久，却豁达接受，还等着“奋蹄疾行”。 时代倒转，重回1958年西行的列车，涂铭旌响应的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召唤，重回1988年西行的列车，回应的是内心对人生追求的思考。 人的一生，很难有第二个60年，涂铭旌却用60年的时间奉献给了两片急需发展建设的热土。他一个人的两次“西迁”，成就的是不朽的传奇。
-
陶晓明：开启“无线”新可能
作为国际上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无线通信的研究者之一，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研究员陶晓明主攻复杂移动环境大容量多媒体通信难题。“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但却仍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未来通信技术航向已经转向了宽带化和多媒体化，而通信频谱资源却面临日益短缺。”陶晓明说，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满足人们对更高容量、更高带宽的通信需求成了棘手的国际性难题。 她解释，传统通信领域中解决带宽的方法，是通过对多媒体信息压缩编码，以达到提高传输效率的目的。但是受制于率失真性能，当多媒体信息一旦达到失真的临界点，就很难再压缩了。面对传统方法的掣肘，陶晓明另辟蹊径，选择了一个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新思路：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无线通信领域。 “人们之间的交往一回生、二回熟，在一些信息上不需要重复交流。通信技术如果能把已知的信息在收发端预存，就可以做到不重复传输，就能有效实现节省通信传输带宽的目的。”陶晓明说。 立足于模型与方法的理论创新，十余年来，陶晓明在无线多媒体可靠传输、移动网络资源优化和多媒体信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同时，她还十分注重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研究，并和团队发现了在无线网络中提升视频通信业务服务能力的新方法，取得了多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技术创新，核心成果被国际、国内标准采纳，达到相关领域国际最好水平。 面对成绩，陶晓明很谦虚。“首先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陶晓明说，“这个时代充满机遇，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资助计划投向年轻人，让年轻人在科研领域能迅速占领一席之地。同时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挑战，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应对这些挑战。” 作为一个女科学家，从事通信研究，陶晓明从不觉得枯燥，因为“无线世界蕴含无穷的可能”。而这里埋藏着她在18岁就种下的“初心。” 1999年，陶晓明还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的大一新生。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电影《黑客帝国》，里面的场景让陶晓明感到酷炫：在一个带宽无限制的世界中，人们的所有联络都能以无线通信的方式随时传输。 “未来科技能否发展成这样？如果能由自己亲手来实现这样的未来就好了。”带着这样的想法，19年来，陶晓明一直在通信领域深耕细作。“一旦认准了方向，我就会坚持不懈，希望有一天我的研究可以改变通信技术的发展轨迹。”陶晓明说。
-
张研：用青春照亮“夕阳”
“一个人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研在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的一席话，被她的弟子戏称为最朴实的获奖感言。 张研对科研的追求也是这般朴实。18岁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跨出国门，先后在卡尔顿大学、麦吉尔大学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和神经内科及神经外科学系博士学位后，200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研接过母校抛来的橄榄枝。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973”项目等的资助下，她长期从事神经退行性疾病，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中神经元凋亡及淀粉样沉积的代谢途径的研究工作。 阿尔茨海默病，因其老年性痴呆症的俗称被人们所熟知。张研的实验室一直致力于探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理，她率领团队利用人类原代神经元为模型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建立了细胞内显微注射系统；首次在人类神经元中发现胞内淀粉样沉积毒性及其作用通路，成为近期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中淀粉样沉积学说的重要修正和发展；首次发现并纯化内源性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因子。近10年来，张研团队在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先后被引用1000余次，其中单篇论文最高他引超过300次。 张研有一名特殊的学生，她没有任何生物学背景，却执着地热爱着生命科学。因为一次选修“神经生物学”课的机缘，学生跟张研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和迷茫。 “人最困难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想明白这件事都不晚。而生物学领域大部分都是事实性的东西，只要你肯下决心学，能够踏踏实实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肯定能做出点什么的。”张研鼓励她。 “可是，我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商科，是不是需要有比常人更高的天赋，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呢？”学生充满忧虑。 “我并不认为这个领域做得好的科学家一定都是天赋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否享受这个过程，是否能在重重压力下找到突破口，能否在科研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并享受科研带给自己的乐趣。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或许正是源自于张研的这份信任与支持，跟着张研在实验室浸润了一年半以后，这名学生将正式师从张研攻读生理学博士学位，张研的团队里也从此多了一份以照亮夕阳为底色的青春年华。
-
王沛芳：一生愿做“护水人”
“70后”学者王沛芳，看起来有点纤弱，但学术上很强，屡获国家级大奖。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仅有8个，她领衔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就在其中。 如今，国家三大科技奖榜单上都有她的名字：除领衔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外，她参与的研究成果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此次她获得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亦属实至名归。 1973年出生的王沛芳，本科就读于河北农业大学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工作两年后又考取了河海大学硕士、博士，直至成长为河海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研究所所长。其间，32岁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5岁又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名主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的专家，王沛芳有着浓厚的护水之情。 我国水资源丰富，水面面积大于1.0平方千米的湖泊有2900多个，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更是多达5万余条。但由于人口的增长、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江河湖库水环境质量受到巨大威胁。为获得详细的基础资料，王沛芳经常和研究团队冒着夏季的烈日、冬季的寒风，在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50多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研究范围内的每个湖泊、每条河道。 全国各地水污染情况各不相同，必须深入一线才能确保因地制宜。在探究太湖水污染严重、蓝藻暴发频繁机理时，她带领团队多次到现场考察。一次在太湖上采集样品时，突然刮起大风，惊浪拍打着船舷，船在湖水中剧烈摇晃。她没有因此退却，而是让人把缆绳系在腰间，从而采集到了大风浪作用下太湖底泥中污染物悬浮释放的样品，获得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经过潜心调查与研究，王沛芳和她的团队不仅发现了太湖入湖河流及沉积物对湖泊水环境质量影响的规律，同时还获得了30多项河流氮磷净化发明专利，为有效降低太湖水体中氮磷浓度、改善太湖入湖河流水质、进而减少藻类暴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至今日，她的辛勤与奔波也获得了广泛认可。她参与起草的《城市水系规划导则》，被作为国家水利行业标准在全国600多座城市推广应用，为我国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她领衔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的关键技术及应用”，针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水资源节约重大需求，创建了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理论方法体系，构筑起了节水减污和面源污染防控四道防线关键技术系统，取得了重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
-
中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徐家福在南京逝世
记者1月17日从南京大学获悉，中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徐家福于2018年1月16日10时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他是中国第一个ALGOL系统的研制者，也是中国软件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徐家福1924年出生在南京，1944年，徐家福从位于四川三台的国立第十八中学毕业，考取了重庆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1948年自前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今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徐家福进入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师从计算数学教研室的舒拉布拉教授。1981年任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苏联回国后，徐家福一直致力于软件自动化研究，成为中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他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六十余载，在计算机高级语言、新型程序设计与软件自动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先后研制出中国第一个ALGOL系统、系统程序设计语言XCY、多种规约语言等，同时率先在中国研制出数据驱动计算机模型FPMND、兼顾函数式和逻辑式风格的核心语言KLND及相应的并行推理系统。 多年来，徐家福还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是中国最早的两位计算机软件博士生导师之一，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位软件学博士。2011年，徐家福获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