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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九十七岁的一线教师——记厦门大学教育
夏夜，在厦门市前埔南区的一个老者家里，十几个人正围坐一室，就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这一话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沙龙的主人——我国著名教育家、厦大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静静地倾听着年轻学生们的观点，不时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只要不出差，32年来的每周六晚，潘懋元的“家庭沙龙”都会在自家客厅上演。来参加沙龙，已成为学生们来厦大教育研究院求学的“固定节目”。沙龙只是潘懋元育人的一个“战场”。潘懋元从15岁开始教书，时至今日，97岁的他依然躬耕在教书、育人、科研的第一线。他常说：“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敢为天下先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完整的理论来支撑。那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潘懋元，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敏锐地认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行不通，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号召“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提出“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首次向人们展示了高等教育科学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1978年5月，我国首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搬上讲台已过去了22个春秋。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民办高校情况的报告后，他眼前一亮，脑中闪出一个想法：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需要一定勇气。那时对于所有制问题的探讨还比较敏感，在教育这个行业里搞“私有制”，怕是很多人会跳起来反对。为了说服反对者，潘懋元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钻研了国家政策和改革倾向，于1987年初发表文章，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以实践检验理论 “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潘懋元有着很清晰的认识。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1980年在湖南大学讲课时，潘懋元正式提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并指出两条规律密切关联，相互作用。直至今日，这一理论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指导。 “实践”也是潘懋元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创建了“自学—研究—教学实习”三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前两个环节，学生不是放任式学习，而是带着潘懋元安排的题目进行学习和研究。“教学实习”环节，则让大家把学习心得拿到课堂上讲，其他同学来评析，并随之展开讨论。由于成效显著，这一教学模式被推广至校外。2001年该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学生的航标和榜样 在厦大教育研究院学生们的眼中，潘懋元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还是自己为人的航标和榜样。大家都记得潘懋元常说的那句话：“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 虽身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泰斗”，但潘懋元从不摆架子。新生入学第一课，听到潘懋元的第一句话就是韩愈《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此主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展开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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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老党员捐万元资助贫困生
郑州的原体华老人一件衬衫穿了十多年，但他“该花的钱从不吝惜” 核心提示在喜迎国庆和党的十九大之际，郑州一位91岁的老党员捐出一万元，想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老人说，他年事已高，实在想不出该如何能再为社会出力，做贡献。唯一能想到的是，他可以捐点钱，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一万元，对于有些人来说并不算多。但捐出这笔钱的这位老人，平日里生活非常简朴、节俭。他脚上每天穿的鞋，再普通不过，是花30元钱买的。一件白衬衫，整整穿了十多年。老人说，该花的钱，他从不吝惜。不该花的钱，他一分都不会多花。 这位老人叫原体华，是一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党员。 国庆前夕郑州91岁老人献出特殊礼物 2017年9月6日下午，阳光明媚。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下称该所）院内的老干部科办公室，走进来一位老人。科长吕淑琛立即起身相迎。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该所离休老干部、老领导，今年91岁的原体华。 老人拿来一万元现金和一篇他亲笔所写的诗歌，郑重地交到吕淑琛的手中。老人此举是何用意？询问后，吕淑琛才了解了缘由。老人说，十一国庆就在眼前，党的十九大也召开在即，我们国家可谓喜讯连连。国家目前的扶贫攻坚战略，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每一位群众，这些新变化，对于每天都在了解新闻的他来说，都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近两个月来，他总在想，自己现在年事已高，很多事也做不了，还有什么办法能再为国家和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呢？终于，办法想出来了。他专门去银行取了一万元现金，想委托组织帮他完成心愿。一来为国庆和党的十九大感到高兴，二来也是想借此为中央的精准扶贫贡献微薄之力。 该所党委书记张艳说，所党委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专门研究如何很好地完成老人的心愿。该所对口扶贫点是邓州市龙堰乡刁河村，驻该村的第一书记推荐了村里一位贫困女大学生，建议对其进行资助。经了解，该女大学生父母双亡，现与奶奶相依为命。目前在福建省某大学读大三。奶奶今年77岁，患有多种疾病，无劳动能力，这一家庭，目前是低保帮扶的对象。 张艳说，经调查属实后，他们和老人商量，想对该女大学生进行资助。老人得知情况后，欣然同意。 生活简朴老人脚上的鞋是花30元钱买的 原体华老人老家山西，出生于一个朴实的农民家庭。自21岁来河南后，目前已在河南工作、生活了整整70年。他1943年参加革命，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担任过河南省药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省直机关改革后，他曾任省防疫站党委书记，1984年年底，他离职休养。 原体华老人1946年3月入的党，至今已有71年党龄。 9月15日下午，记者前去老人家中拜访。 老人所住的房子90平方米左右，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客厅很小，卧室也不大。小客厅内，摆放着几张旧桌子和有些年头的老沙发。桌子上放着报纸和笔。 他的卧室很小，除了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外，还有很多书籍。厨房也很小，橱柜和案板等，都已发黄。参观完老人的家，唯一印象是破旧，但每个角落都十分干净、整洁。对此，老人说，家具不坏就能用，何必要换？ 老人身上，上衣是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裤子是一条运动裤，鞋子也是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运动鞋。“一身加起来不到50块钱。”说起身上穿的衣物，老人笑了。上衣是十多年前花十几块钱买的。裤子是小女儿买给他的。鞋子是一年多前，他花30元钱从一个市场买来的。“衣服都好好的，只要穿不烂，都可以继续穿。”老人说。 原体华老人今年91岁，除了耳朵有些背外，身体十分健康。与他交流，可以感觉到他思维敏捷，话语流畅。老人说，这和他离休后的生活状态关系很大。离休后，他从未闲下来。除了去一些单位做义务服务工作外，空余时间就是锻炼身体、读报看新闻。生活非常健康、规律。 晚年生活老人仍想着为国家为社会分忧 张艳介绍，原老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国家给予的政策优渥，仅医保一项，每年就有6000元的医疗保健费。这一点上，他从未超过核定费用。身体很好的他，很少用到这笔钱。但这笔钱他不用，也不会让家人用一分。老伴为此还埋怨过他。 2008年，原老的小女儿下岗再就业，家人无数次催促他说，到老单位找找人，看有没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个工作，让她有个饭碗。结果都被耿直倔强的原老挡了回去。 奉献余热，晚霞生辉。在扶贫济困、救灾救难面前，原老每次都冲在前面：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等，他都带头捐款，交特殊党费。 “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无法再为社会出力。能做的，只能是把身体锻炼好，给社会减少负担，给组织和国家减少麻烦。同时，也能为退休的老同志们做个标杆！也算是一件快乐有意义的事！”原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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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个需教育” 让教育自然发生——专访二七区政通路小学校长景松峰
原本到了该发福的年龄，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小学校长景松峰依然是一幅标准身材。 了解他的人知道，这是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个表现。对他，对同事，甚至对他深爱的教育事业。他说，他的严格要求源于身上的责任，因为那是一个个家庭未来的重托。 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有思路的校长，在他“寻找适合每一个孩子成长的教育方式”办学理念的指引下，他所倡导的“个需教育”，正带领着政通路小学，让孩子自由生长，让教育自然发生。 回归本质做好个需教育 第一次采访，安排在暑假。与其他学校假期中杂草丛生不同，暑期中的政通路小学依然是窗明几净。 “办教育其实并不复杂，只要遵守教育基本规律和原理，遵循人的发展和成长规律，以人为本，就能把教育做好。” 说这段话的主人公就是景松峰，目前就任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小学校长，一位有着17年校长龄的教育工作者。 他认为做教育一不能太功利，二不能搞噱头。如果忘记了教育的初衷，甚至违反了学生的成长规律，那才是最致命的。在政通路小学，他和他的团队提出的理念是“寻找适合每一个孩子成长的教育方式”，努力精铸学校特色品牌－－“个需教育”。 那么，什么是个需教育呢？在学校宣传栏中记者找到了答案：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以二七区“多彩教育”理念为核心，在理解与尊重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承认并认同个体间的差异状况，为学生创设能够满足其内在需求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为学生提供最让学习真正成为学生自觉的行为，实现学生主动学习、教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为理想终极目标。 景校长解释，德国著名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唤醒。” 而个需教育的文化内核是尊重生命，尊重差异，因需施教、因需发展。“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承认并认同个体间的差异状态，给予孩子自我展示的空间与时间，获得更多被认同被肯定的机会，从而发现自身的价值。”景校长说。 在政通路 每一位孩子都是主角 “个需教育”的办学理念中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个体的差异，给孩子自我展示的空间，让其发展自身的价值。围绕这样的理念，学校从校园建设和课程安排以及家长和教师的需求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在校园建设上，已经窒形成“绿树繁花书声琅，两树桂子满园香”的样子，在课程安排上共六大课程，其中包括国家认同类课程、人文素养类课程、科艺实践类课程、生活技能类课程、身心健康类课程和国际理解教育类课程。课程充分调动专业教师力量，开设了足球、舞蹈、合唱、厨艺、手工等学期课程。 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外聘了专职老师入校教学，成立机器人社团、轮滑社团等，实现校本课程专业化，力求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习惯、开朗的性格和灵活的思维。 景校长有句名言：成功是一种习惯。在践行“个需教育”的发展之路上，政通路小学给每位同学创造机会，每位学生都是主角，而不是旁观者。 政通路没有文艺汇演。景校长说，文艺汇演大多是唱歌跳舞，往往能唱歌跳舞的只是个别孩子，大部分没有文艺天赋的孩子只能成为旁观者，“那就是失去了文艺汇演的意义。”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每两年举办一次“学生成长节”，要求学生和家长都要参加，老师们设定了很多环节，这样学生、家长和老师，三方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学生们也在学校特别设定的游戏环节中，将自己的才艺和潜能展示的淋漓尽致，家长也在游戏的环节中，起到陪伴了孩子，见证了孩子的成长，与老师进行了交流的作用，一举多得。 后来，包括“六一儿童节”“春季运动会”“学校合唱节”，都成了学校2300多名孩子展示的舞台，学生们真正成了主角。 打造正文化 培养有生活力的孩子 正文化和生活力，在政通路也是体现在了日常学习中。景校长说，政通路培养的优秀人才，不仅仅是学科优秀，还要具有生活力，具有应对未来生活的能力。 同时，一个优秀学生还应该是有责任心，有国际视野，有民族灵魂，换句话就是有“中国根”的人。 景校长说，学校其中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有了生活力，他不担心学生们以后应对生活的能力，有了民族灵魂和国家认同，也就有了中国根，他相信政通路小学所有走出去的学生一定是有正文化，家国情怀。为此，学校甚至修建了厨房，开设《饭菜飘香》厨艺课，小学毕业，每个人都有几个拿手好菜，这项技能只是众多生活力课程的其中之一。 但求心安，景校长说，政通路的名气越大，他和团队知道肩上的担子就越重，谨记家长和上级领导对学校的这份重托，让教育自然发生，让孩子们在这里都有最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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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大校长张改平： 我是河南走出去的“洋博士” 有义务
他是从河南出去的农村孩子，学成归国，作为“洋博士”的他，毅然选择留在了家乡河南，回报家乡。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 在9月13日举行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六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郑州峰会开幕式上，张改平作了精彩的主旨演讲。□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宋迎迎/文 邱琦/图 留洋博士归来 省农科院院长接机 “我是从河南出来的农村孩子，回国后成为河南省农科院的第一个‘洋博士’，我有责任、有义务回家建设家乡。”谈及自己为什么要回河南时，张改平说。 上世纪90年代，在英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取得多项广泛赞誉的科研成果后，张改平决定返回祖国。“当时，河南农科院听说有个博士后要回中国工作，派了三个人到首都国际机场去接我,其中一个就是河南农科院院长。” 张改平说，有人质疑“用得着这么小题大做吗”，“院长当时就说，他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河南人？人家从国外回来，我们接他们回家有什么不好？” 他回忆说，来到省农科院后，当时的省农科院院长把手中掌管的所有经费都拨给了他，虽然只有9万元，但在那个年代并不算特别少。靠着这笔经费，张改平得以打下了日后科研的基础。 老院长一句话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作为动物免疫学和免疫膜层析快速检测技术专家，张改平院士率先建立了免疫试纸快速检测技术体系，为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快速检测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 不过，起初他从事的也是基础科学研究，在被要到河南省农科院后才改行应用科学，而这，也缘于获得9万元经费时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当时老院长说，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答得好我把我掌管的经费全都给你。”张改平说，老院长问：河南省农科院是做什么的？ “我回答说，是做农业科研的机构。老院长说，你答对了一半，但我还是要把经费给你。河南省农科院是个省级农业科研机构，它要面向全省的农业发展。既然投身这里，就要多做些对生产生活有用的大事。”攻读博士期间，张改平做的是膜蛋白研究，属于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受这番话影响，他开始转向应用科学领域。 做科学研究要既能“思”又会“想” “中国有句俗话，有为才有位。”张改平说，无论在国外取得什么成绩，立身中国社会，还是要趁年轻多做些有用的大事。“你干了大事，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大家，你干了一个小事，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小家。这句话对我后来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 除了要肯干，还要有思想。张改平说，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我想知道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但我对细节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是什么。 “我很喜欢这句话，还把它印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张改平说，“思”和“想”都是一个意思，用一个就行了。直到后来自己有了实践，才发现原来“思”是要有想法、有策划，而“想”是要把事情弄明白。所以，我们做科学研究要既能“思”又会“想”，才能成为好科学工作者，成为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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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学成回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不想成为旁观者
她是清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女神，30岁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博导，37岁率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攻克困扰结构生物学界半个世纪的科学难题。她就是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 9月13日，欧美同学会第六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郑州峰会在郑州开幕。当天上午，颜宁发表了主旨报告。□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宋迎迎/文 邱琦/图 曾经有个梦想要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 “我的经历反映的正是很多归国人员的日常，我要讲的也许是过去十年海归大潮的小缩影。”颜宁讲述了自己一路求学的经历，从1996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进行本科学习，2000年至2004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至2007年，又留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后，转移到从来没有涉猎过的领域——膜蛋白。 “再有40天，我就在清华大学工作整整十年了。”颜宁回忆，2007年，她回母校清华大学看望本科的系主任赵南明老师，得知清华大学医学院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阶段，赵老师问她愿不愿意回国工作。“当时是意外之喜，因为我曾经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她说，从2007年到2017年，她一直在做膜蛋白课题。 学成回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为何选择归国做科研？颜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2004年，她当时做普林斯顿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他们给即将回清华大学任教的姚期智先生组织了一个送别餐会，“几乎所有普林斯顿的华裔学者都到了现场，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当时的气氛就让人觉得，学成回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当时施一公老师的一句话‘我不想作为一个旁观者’是大家的心声。”她说。特别有意思的是，颜宁有一个好友生在中国台湾长在美国，“他去了大陆几次，回到普林斯顿就说‘中国发展这么快，我真的不想做旁观者’。当时我很受触动，在海外听到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然说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话。” 今年5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宣布颜宁接受该校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将于年末入职。当天，颜宁也解释了选择普林斯顿的原因。“我的母校一个是清华，一个是普林斯顿。”颜宁说， 她个人认为做科研的条件清华大学无疑是最好的，但是她觉得普林斯顿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可能会让自己退后一步思考一些东西。 高校要做到创新 应有合理的科研管理机制 颜宁是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2016年她被《自然》杂志评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之列。她从事的是基础科研，在她看来，所谓的创新，就是去探究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 “说到创新，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回头看，我觉得很幸运地得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中心的支持。”颜宁说，一旦经过专业评审判断一名科研人员是优秀的，就给他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我所在的这两个研究中心给包括我在内的一批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在颜宁看来，对于高校来说，要做到创新，应该有合理的科研管理机制。“首先是选人要对。其次，一旦选定了就要在课题自由度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 颜宁说：“过去十年我可以说经历、见证了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最好的时期，现在依旧处于上升阶段，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幸运非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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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缅杨绛:坚守“最贤的妻” 无愧＂最才的女＂
1981年与钱鍾书和钱瑗摄于三里河寓所。 1934年杨绛与钱鍾书在北平郊区周游。 无愧"最才的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对北京晨报记者表示，他最后见杨先生是去年，《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出来之后，去给杨先生送书。那时候她身体还好，就是老年有点耳背，精力很好，思维清晰，她还幽默地开了玩笑。 “她是一个真正看透人生本质的人，对于生死，对于名利，她是看开了。钱鍾书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叫《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有一部作品叫《走到人生边上》，后来她又以答问形式发表《坐在人生的边上》。他们夫妇两个，年轻时创作，生命是鲜活的写在人生边上，老年走在人生边上，再往前，她觉得走也走不动了，坐在人生边上思考。可以看出他们对生命理解的过程，他们对名和利看得很透、很淡，不愿意声张、喧哗、吵闹，只想做知识分子本分的事。对于利，多年来房子都是水泥地，没有进行装修，过得简单、清淡，不光把稿费捐了，还把他们家所藏的文物、书画全捐了。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字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人生最终极的追求，其他的他们真是看开了。”周绚隆说道。 另据人文社介绍，杨绛先生把她和钱鍾书的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出版方每年都会直接将稿费寄给清华大学，现在累计已近2000万元。 五十几岁专门去学西班牙文 法国文学翻译家、现年80岁的罗新璋自上世纪80年代来到社科院外文所与杨绛先生成为同事，他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看了杨绛先生翻译的《吉尔·布拉斯》，觉得她翻译得非常活，很流畅，出彩，中文根底好。后来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很有名，那是她五十几岁专门去学西班牙文。《小癞子》是流浪汉体小说的鼻祖，杨先生翻译得也非常流畅、传神。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罗新璋与杨绛先生一家交往比较多，后来年纪大了不便常去打扰她。 罗新璋说道，杨先生与钱先生一样，淡泊名利。他们在南沙沟的寓所，以前都没有电视，后来播《围城》电视剧，他们家才买的电视。90年代时去他们家，冬天暖气还没来，家里已经挺冷，我和他们说已经有电暖器了，他们都顾及不到这些。去年，杨先生生日时罗新璋去看过她，七八个人，那时她已经104岁，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叫出来，记忆力很好，但站起来再坐下有一些困难。罗新璋还提到，杨先生照顾钱先生的生活，支持他的学术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比如钱先生去世后，整理大量的钱先生手稿。 据了解，在2000年，杨绛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鍾书的全部读书笔记汇编为《钱鍾书手稿集》，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个部分，截至去年底，钱鍾书的读书笔记近70卷已全部出齐，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杨译《堂吉诃德》曾经是国礼 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和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等出版以来长销不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她翻译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堂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自西班牙语原文翻译的中文本，译文忠实流畅，神形兼具。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偕皇后索菲亚访问中国，邓小平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在法国文学史上不算经典之作，可是她的译文优美传神，很为读者喜爱。《小癞子》是流浪汉体小说的鼻祖，杨绛先生先后从英法译本和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三次，每个译本都受到欢迎。《斐多》翻译出版于2000年，是杨绛先生90高龄之际，根据勒勃经典丛书版《柏拉图对话集》原文与英文对照本转译的。为了译文的忠实性，她特地参阅了多部重要论著，力求了解文中每个字每句话的原意，进而把这部文辞奥博的对话译成流利畅达的家常话。波恩大学莫芝宜佳教授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称“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耄耋老人独自叩问生命“边缘”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9卷本《杨绛全集》。她创作的散文、小说、戏剧、文论等别具特色，全集可视为一部全面展现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2004年5月出版了《杨绛文集》（八卷本）。《文集》一经出版立即在读书界引起热烈反响，同年9月即获重印。在此后的2009年6月、2010年5月、2013年6月和9月又先后重印4次，总印数达1.6万套，这在同类大型套书中是少见的。 《杨绛文集》2004年出版时，杨绛先生已93岁，令人敬佩的是，此后至今的10年中，杨绛先生又有多篇（部）新作问世。2007年，她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独自在生命的“边缘”，面对死亡，探讨“生、老、病、死”这一人生规律，思索人生价值和灵魂有无的作品。作者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为基础，诚实幽深地自问自答，让读者从中也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悟，被人誉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部著作。 2011年7月，杨绛先生在她百岁寿辰前夕，又以答问形式发表的《坐在人生的边上》，可视为《走到人生边上》的姊妹篇。 98岁后续写长篇小说《洗澡》 小说《洗澡之后》，是作者98岁后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人物依旧，事情不同，读者可看到小说《洗澡》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洗澡》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人物众多，故事曲折，其中尤以姚宓和许彦成之间的纯洁感情为人所称道。杨先生在前言中说，她“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4.5万字的续作，就是她对她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的交代和分配。 除了上述新出版作品，《全集》中还有《文集》尚未收入的作品多篇，如《〈宋诗纪事〉补订手稿影印本说明》、诗作、书信，以及本世纪初同西班牙语文学研究界就翻译理论问题讨论的相关文章等。尤为重要的是，找到了作者于40年代创作的剧本《风絮》和翻译的理论专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这两个孤本。 坚守“最贤的妻” 钱鍾书眼中的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先生的书中确实写到不少家庭生活的内容，但并不仅仅是写网上流传的标题“人间最理想的婚姻”。她的一些散文名著中，可见杨绛一家人的命运在整个中国大历史中的起起伏伏，了解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所追求所坚守，也了解他们一家三口的温馨的日常与无尽的悲欢。 《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是杨绛先生最为读者熟知的散文作品。《干校六记》自1981年出版以来，现在仍然不断再版，堪称“干校”文学中的经典。这部作品记述了1970至1972年间作者夫妇在河南干校的种种“琐细的旧闻和飘忽的感受”，虽说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作者用温婉淡然、近乎白描的手法为那个时代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剪影。当年胡乔木曾托钱书转达他对此书的十六字评价：“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 《我们仨》是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以情感见长。1998年，钱鍾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4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该书最初出版于2003年。 ■生活点滴 为钱鍾书守门挡客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鍾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鍾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鍾书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家中仨人“失散了” 《我们仨》中还写道，“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鍾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鍾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鍾书去世。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后期作品思索命运 到了2007年的《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开始在书中进行生命本来意义的思考。生死、命运、灵魂在书中都有涉及。书中有这样一段：“命造”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性格”（character）；“运途”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命运”（destiny）。一般星命家把“命造”譬喻“船”，“运途”譬喻“河”。“船”只在“河”里走。十年一运，分两步走。命有好坏，运亦有好坏。命造不好而运途通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命好而运不好，就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受排挤、受忌妒，一生困顿不遇。命劣运劣，就是一生贫贱。但“运途”总是曲曲弯弯的，经常转向。一步运，一拐弯。而且大运之外还有岁运，讲究很多。连续二、三十年好运的不多，一辈子好运的更不多。我无意学算命，以上只是偶尔听到的一些皮毛之学。记者刘婷 ■杨绛笔下的钱鍾书 爱情故事 我第一次和鍾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鍾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鍾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他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笨”丈夫 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鍾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鍾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鍾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鍾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鍾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共缅杨绛仙逝 同愿先生走好 @李清照的清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自由的灵魂不需要被祝走好，他们本就飞得比常人轻盈。只是一个时代终究还是过去了。 @我是小太阳的大太阳啊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今日，你们仨相聚，先生好走。 @豆糖真菌 杨绛先生的文字是扎扎实实的真真切切的，听到消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走好。 @糊涂点吧嗯就这样 先生走好，天堂团聚，感谢先生带给这世间无比珍贵的作品，感谢先生给世人留下淡然的身影与纯粹的灵魂，永生铭记。 @沙_墨_沙 前几天辟谣说没有病危内心还窃喜，今日消息一出像心里落空一般，愿先生一路走好，天堂再见先生心心念念的人。 @迷鹿Suri 特别羡慕钱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爱情，在钱书先生和他们的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先生曾说：“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现在也好，您终于“回家”了。这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性了。 @初心悦 寒假刚刚读完《我们仨》，为那与世无争的一家三口和先生的从容淡定所感动。而今天他们仨终于团聚了，愿安好。 @Miranda_等等等 在西班牙，前天做演讲，讲到《百年孤独》，老师说《百年孤独》是西班牙语文学史上排名第二的作品，然后我傻乎乎地问第一是哪个，被瞪了，第一毋庸置疑是《堂吉诃德》。先生走好，从此世间再无一女子称“先生”。 @早餐佳糖 可能我终究还是学识薄浅，竟然不认识您。但是我听说过您一些经典的句子，等到高中学业结束了，有机会就去读读您的书。没听说过您是我的愚蠢和遗憾。先生，一路走好。 @兀蔺澈 今天在课上突然听到杨绛先生病逝的消息，心中不禁感伤。那个可以被称作“先生”的女子居然走了。为杨绛先生感怀。 @CadaDiaConCN 杨先生自学西语三年，在文革时期翻译出了《堂吉诃德》，实在佩服。先生一走，才恍然觉得那个时代的才子佳人们真的是都已经离开了。小时候看《我们仨》看不懂只觉得通篇碎碎话，长大后再看，才觉得是通篇萧肃，满纸悲怆。先生一路好走。 @RY-34 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也给那个美好的时代画上了句号。走好，先生。 @Zi色的杰奏 我是一个不太有文学修养的人，但看着从史铁生到杨绛，从小到大语文课本里的那些名家陆陆续续地走了，还是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七成熟刚刚好 上次在书店还看到杨绛先生的专栏，先生是女性中的模范，把日子过得简单而恬淡，年过百岁仍笔耕不辍，可敬可佩。“人生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愿在与家人团聚的路上一路走好。 @Gthvzmfij 惭愧于对杨绛先生的了解只停留在《我们仨》，在图书馆一字一句抄下她对钱鍾书先生的感情：“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白开1杯 《我们仨》，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却还记得那层细细密密的感情。她总自己喃喃：“我自己一个人，怀念我们仨。钟书和钱瑗走后，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回家了，先生。 @Hannah寒君 至今看到这个消息还是会不禁泪目。还记得几年前电视上采访杨绛先生，她还能一个人上凳子换电灯泡，如今斯人已逝。回国定要重新好好拜读《我们仨》和杨绛先生96岁写作的《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走好，再也不用一个人怀念“我们仨”了，从今以后没有死别，不再生离。 @thriller_appal 前几日看到别人摘抄先生的百岁感言，那时便想着去读一读。但直到今天得知先生病逝，才找来读了。似乎再说什么都不够妥当，先生一路走好。 @阿汤的猫猫 先生走好！此生不敢奢求有先生般美好的爱情，唯愿有先生般的处世态度，得以遇见美好的人生。 @MorningFiona 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我有限的见识中，觉得就应该是钱鍾书和杨绛那样，志趣相投，心性相契，平淡相守，共度一生。 @心若明镜台 悼杨绛先生——曼妙人生若流泉，蜿蜒纵横任自然。才高堪将天真绎，情浓尤为良妻范。慧眼识破炎凉事，慈悲化作笔底澜。我酹清溪一抔泪，汇入江海万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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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雨：磨出基因编辑“新剪刀”
高峰（韩春雨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陈鹏摄 韩春雨(前）在实验室。陈鹏摄 河北科技大学官网截图。 利用凝结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的恐龙血液，科学家提取出了恐龙的遗传基因。绝迹6500万年的庞然大物开始复生，整个努布拉岛也由此成为恐龙的乐园…… 当年坐在电影院里，韩春雨津津有味地看完了电影《侏罗纪公园》。这个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取得基因编辑技术的重大突破，成为一位“磨出基因编辑新剪刀”的科学家。 土博士放的“核弹” 初夏，河北省药用分子化学重点实验室楼的外墙上，爬山虎又开始了一年的生长。这栋位于河北科技大学老校区的四层小楼，再一次被绿色和生机所覆盖。 一楼门厅的成果展示栏里，还没来得及添上基因编辑技术的相关内容。但是，这座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人”——韩春雨，已带着他的科研成果一夜之间成为“名人”。 5月2日，韩春雨研发出基因编辑新技术NgAgo－gDNA的成果发表在英国《自然·生物技术》上。论文刊发几小时后，学术圈里的朋友开始打电话向他祝贺。没多久，千里之外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BBS上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而零星的报道也逐渐见诸“生物通”等国内专业网站。 从业内到行外，人们对于韩春雨的“一鸣惊人”充满了好奇，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惊呼：“这会是中国‘土博士’放的一颗‘核弹’么？” “一鸣惊人”“世界一流”……一大串“高端”词，预构起了记者脑海中的那个科学家形象。但是，见到韩春雨本人的一刹那，此前的设想却被一一推翻。 鼻梁高耸、皮肤白皙、圆寸发型、一身运动装的韩春雨，看起来更像一位活力迸发的文艺青年。 从黑色挎包中拿出钥匙，打开铁门，韩春雨领着记者走进实验室。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摆放着各种仪器和设备。门口的空气浴振荡器和离心机依然在工作，像平时一样传出低频噪音。两个撕去标签的大可乐瓶立在墙边，一个上面贴着块白胶布，写着“银染固定液”，另一个则是“PBS”。桌上的便签纸上，还列着几项未完成的事项…… “我平常喜欢喝茶。”进门后，韩春雨就张罗着烧水，一张脱了漆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套颇为讲究的旧茶具。 实验室的试剂散发着各种味道，一缕茶香夹杂其中。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问答谈话间，韩春雨的电话不时响起。研究成果发表后，索要这套技术系统的来电和邮件接连不断，还有许多直接登门造访的研究者，“在科学圈里大家都很友善，我当然也不会吝啬与大家分享。”因为实验室人手少，韩春雨正在加紧向Addgene（一个非营利性分子生物学科研工具平台）上传相关研究数据。 韩春雨团队发明的新一代“基因剪刀”NgAgo-gDNA，向此前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被认为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的CRISPR-Cas9，一直以来是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而韩春雨团队的发现被看作是“第四代”。 CRISPR-Cas9造价昂贵、精准性不够。因此，让各路研究者看中的是，NgAgo-gDNA具有更大的优势：它规避了原有技术令人头痛的“脱靶效应”。向导设计制作简便的NgAgo-gDNA，几乎可以做到如六脉神剑般“指哪打哪”，能有效针对基因组内的任何位置进行定位并改造，对游离于细胞核内的DNA具有更高的切割效率，让基因编辑技术实现“精准、简单操作”，大幅降低了基因编辑门槛。 “如果说，此前的技术是‘一个菜市场’，那我们就是发现了‘另一个菜市场’，而这个‘菜市场’到底好不好，有待全世界的科学家去验证。”打破了外国基因编辑技术专利垄断的韩春雨认为，“至少，它提供了一种基因编辑的新途径。” 《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尼克·坎贝尔评论说：“虽然这项新技术还处于初期，但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与现在普遍使用的CRISPR-Cas9技术相比有多种优势，特别是在更精准的基因编辑方面。”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生物学家饶毅教授如此评论：“韩春雨的工作是国际一流的技术推进。” “胆小”的科学家 即便现在去网上搜索“韩春雨”，首先跳出来的页面还只是一位同名的书法爱好者，而后才是记者眼前的“韩春雨”。科学家韩春雨的页面上，个人介绍、求学经历、研究方向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甚至连头像图片都没有。以至于这个科研成果刚出现时，都没人知道他是谁？土博士、非名校、副教授，当各类信息拼凑起来后，人们好奇的胃口被吊得更高了。 事实上，在河北省的知识分子圈中，韩家小有名气。韩春雨的父亲韩进廉是河北师范大学以研究明清小说见长的文学教授；母亲是医生。 熟悉韩家的人都知道，他家的书柜中、角落里到处都是书，且文学类的居多。韩进廉是家族历经几代才培养出的第一个文化人，他把研究中文的希望寄托在长子韩田鹿，也就是韩春雨的哥哥身上。 作为家中长子，原本喜欢金融的韩田鹿服从了父亲的决定，并渐渐地走进了古代文学的世界，成为河北大学中文系的知名教授，还登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 同样是在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弟弟韩春雨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轨迹，与科学的结缘似乎命中注定。 因为父母的精力全部集中在管教哥哥上，韩春雨有着更为宽松的成长环境。“我哥是被管大的，而我是看着他被管长大的。” 跟哥哥相比，韩春雨能够自由地玩耍和成长。在家捣鼓自行车、拆装钟表，或者是和小伙伴在煤堆里待上一整天，为的是从煤矸石里找化石。直到太阳落山时，一些“黑宝贝”——蕨类植物的化石，总被他悄悄地带回家。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对待新鲜世界留有的好奇心，那么，渐渐长大的韩春雨慢慢发现自己是“真正热爱科学”。 高中时，韩春雨和几个同学在走廊里成立了“走廊沙龙”。一到课间，他们就围在一起讨论“宇宙弦理论”等科学理论。而对于这些别的同学看起来枯燥、抽象的话题，几个小伙伴却能争论得面红耳赤。 只是没过多久，就连班主任也嫌他们在走廊上的“奇谈怪论”声音太大，太聒噪。“沙龙”无奈地被赶进了厕所，“走廊沙龙”也变成了“厕所沙龙”。说到这里，韩春雨面露苦笑。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韩春雨当年的生物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为此，父亲还专门找了同事的儿子帮他辅导。就这样，同住在师大院内的杨凯成为他的“老师”，每隔几天就会给他补一次课。 一次无意的交流，为韩春雨日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那天，补课快结束了。杨凯想考考韩春雨，给他出了一道超出书本范围的题：大肠杆菌酶数量翻一倍的时间是8分钟，但是其DNA完全复制一次需要24分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只有十来岁的韩春雨开始试着在纸上画起树状图，琢磨了不一会儿，他就找到了答案——“多个位点同时开始”。 韩春雨的机智受到了凯哥“极大的夸赞”，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有研究生物学的天赋”。20多年过去了，再提起这件事，韩春雨仍是满脸骄傲。 1992年，韩春雨以高出一本线两分的成绩进入河北师范大学，选择了自己喜爱的生物学专业。在大学里，他除了体育90分以上，没有哪一门科目成绩突出，“大多都是60多分，上70分的科目都很少”。熟悉韩春雨的人知道，除了足球，他还喜欢长跑。 韩春雨总说：“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与其去真正的大自然里冒险，他还是更乐意在科学的海洋里探寻。” 1997年，韩春雨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三年后获得硕士学位；2003年，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化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强伯勤院士和袁建刚教授。博士期间，他主要研究神经系统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的功能。 2005年底，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期间，作为第一作者，韩春雨曾在《核酸研究》NAR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科研成果。 在协和医科大学，韩春雨受到了良好而专业的科研训练。同样是在那里，他也见识到了科研院所里人才的迅速流动，一波波人来了，又走了。韩春雨坚持了下来。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出乎所有人意料，博士毕业后，也曾希望出国深造的韩春雨因为家庭原因，选择回到了老家石家庄。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是韩春雨最喜欢的名言。接受采访时，他四次提到了这句出自《论语》的语句，他的每一个重大决定也都暗含着这句话的思想精髓。 在韩春雨看来，5月2日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的科研成果，只是他学术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篇论文。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论文还是博士期间发表的那篇。他的科研由此被更多人熟知，也得到了河北科技大学的认可，并于2006年顺利进入该校任教。而十年前的1996年，河北科技大学刚由河北轻化工学院、河北机电学院和河北省纺织职工大学合并组建而成。 此后的十年里，韩春雨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他解释道，“那只是为了学生有需要而发表的论文。”尽管如此，他至今仍是学校里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分值最高的教师。 韩春雨一向个性鲜明，进入高校后，依然我行我素，从不迎合一项项考核指标，他把别人用来写论文、评职称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在别人看来，这位“特立独行”的副教授一直在“原地踏步”。 有学生笑称，韩春雨的实验室就是少林寺的“藏经阁”，而他本人就是那个轻易不出手的武林高手——扫地僧。这条冷板凳，他一坐就是十年。 幸运的是，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为有创新意识的青年教师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和谐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宽宏、积极”的校风，大概最能准确表达这种宽松的含义。学校给了韩春雨低职高聘的待遇。韩春雨虽然是副教授，在校内却享受教授津贴、三级岗的工资。在地方院校，申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跟发论文的效果差不多，这也帮他减轻了一些压力。 最让韩春雨满意的是，一个副教授能拥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这在全国高校恐怕都不多见”。 韩春雨指着实验室说，学校提供的自由支配的资金，可以满足实验室日常运转。2007年，他作为杰出引进人才，获得了学校第一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的28万元；2011年，再次获得学科建设项目重点资助经费15万元，“这些钱，全部用来添置实验室的设备。” 其间，学校分配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却被韩春雨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让常人很难理解——“人要跟着实验走，家离学校远的话，不方便做实验。”最后，他选了离实验室不到5分钟自行车车程的一套58平方米的房子，在他看来，“这已经足够了”。 这些年，韩春雨一直全情投入跟踪基因编辑的主流技术——CRISPR/Cas9的进展，也曾使用这一技术变异了一些植物。但在准备将这一过程梳理成型时，国外顶级学术杂志连续推出了两篇同类论文，这让他们的原有计划彻底作废。 于是，韩春雨团队转向探索一种改进CRISPR的新技术。可是，这回他们又当了一次跟随者。一位基因编辑领域的先驱科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列出几十种技术改进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他们当时的想法。 花了精力和物力，又一次的失败让整个团队都十分沮丧。韩春雨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原创者，不能再做跟随者。 2014年2月，韩春雨看到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的关于TtAgo的文章。因为此前一直在观察和考虑这个题目，这次得知了一些研究者的实验接连失败。在下功夫看了很多文章后，他猜测温度可能是一个被人忽视的敏感因素，他打算采用排除高温菌，只留下常温菌的做法进行试验。 不是技术困难，也不是人手问题，韩春雨担忧的还是经费问题，“因为一动手，就意味着要花钱”。 预测、设计、验证，“胆小”的副教授又开工了。 传代细胞六七个小时后，一定得来实验室做转染，繁杂的研究过程，几乎让韩春雨每天都得干到凌晨两三点。 不到三个月时间，2014年5月，韩春雨团队就做出了主结果，发现了Ago可以切割基因组。结果出现的那天，整个团队的人员都“特别兴奋”。回家时都凌晨两点多了，校门也锁了，韩春雨是跳墙头出去的，“跳得特轻松”，他的学生高峰也是一夜没睡。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比做出实验结果更让人煎熬的是投稿过程。 这篇论文被充满期待地传给SCI审稿，然而9个月之后却被退了回来，也未收到任何退稿说明。韩春雨的心一下就凉了下来，但是，他马上找了一个要好的合作伙伴——沈啸。 沈啸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研究员。此前，在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前一年，他与韩春雨合作发表了在《核酸研究》上的论文。在国外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他，有经验应对这种审稿阵势。 遭到拒稿后，韩春雨一边和学生继续补充实验，发现了更多关于NgAgo的特性；另一边，在沈啸的建议下，论文被赶紧投给了《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原本实验室经费刚够花，因为论文审查周期拖了几个月，把实验室经费“拖光”了。当收到《自然·生物技术》让其再修改完善实验的建议时，韩春雨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担心，“可能没钱来做这个项目了”。 所幸，论文迅速发表并得到了预期结果，韩春雨松了一口气。拖欠试剂公司的30万元试剂费也能正常还清了，“如果实在不行就得动用家里的存款了”。 比起科研上的大方投入，韩春雨在自己生活的花费上，严格地“量入为出”。他现在开的车还是一辆2008年购买的富康，“因为没钱，所以没有换车计划”。 这么多年，家人对韩春雨的支持和理解让他十分感动。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而分心。他指着身上的衣服说，这都是老婆在网上买的，“她买啥，我就穿啥”。 事实上，韩春雨还留有一手准备，还有着另一个课题，“如果这篇论文再被拒绝的话，至少还有项目让我可以还清债务。”说完他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 科学家的“自我修养” 要不是三个月前为了论文刊发的沟通需要，才第一次注册了QQ和微信，时至今日，韩春雨都不会知道网友们用来了解和谈论他的微信和朋友圈是什么东西。 这位低调的科学家似乎刻意地在跟这个热闹的世界保持着距离。心烦时，喜欢古琴的他更愿意抚上一曲，求得内心的平静。 韩春雨深知，如果在其他“985”“211”高校里，他也许会和今天一样安静地生活，但很有可能因为各种考核被淘汰。在河北科技大学，他度过了十个春秋，走到了不惑之年。还好，这样的安静生活，给他带来的是惊喜，而不是麻烦。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明白的人，如果万一研究不出结果，我还能在这所普通高校里当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教好生物课。”现在的韩春雨，每周还要给大四的学生上一堂生物信息课。 中科院院士、北京生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撰文提到，韩春雨的这种“小人物”、非主流身份和他所处的不知名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NgAgo这种“小作坊”模式，特别适合探索性研究——你不确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这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 事实上，绝大部分诺贝尔奖级的工作也都诞生于这样的“小作坊”和单个实验室之中。 直到今天，韩春雨所在的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还没有博士点，实验室的学生都是硕士研究生。 理论上，韩春雨每年可以招五六个硕士研究生，但是真正能够跟他一起专注科研的，也只有一两个人。此次论文的第一作者高峰就是其中一个。 除了人品好，“不与别人争高低”是韩春雨看中高峰的原因。在韩春雨看来，他本人和其他三个团队成员的关系介于“师兄和老师之间”。 如今，已经毕业一年的高峰在实验室里隔了个房间，打了两年地铺。他每天睡醒走两步就能到进行实验操作的超净台。 枯燥、繁复的研究，对于高峰来说，却是新鲜、好玩儿。“每次实验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证明一个新的猜测的时候，那种感受没法形容。” 韩春雨每月给高峰2000元当作“工资”，已经吃了七年食堂的高峰的小屋里还放着韩春雨给他买的一台面包机，“师傅对我特别好”。 在韩春雨居住的家属楼前，总有一群老人聚在那儿下象棋。即便是在冬天，老人家们也能下到凌晨一点多。尽管没有交流过，但是，韩春雨却与他们有着心灵的默契。每当别人问起科研苦不苦时，韩春雨总会想到这群下棋的老人，“苦，但是乐在其中，搞科研，也可以拿出这种精神。” 然而，韩春雨说，跟很多人相比，自己其实没那么刻苦，“只不过想得特别仔细，思考也是勤奋的一部分啊，人最大的懒惰是思想的懒惰。”如果每天拿18个小时工作的话，那什么时候思考呢？ 在这座普通的省会城市，韩春雨接触网络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阅读外国文献。“别人发表的文章，不仅有知识、实验的条件，更有聪明的思维和哲学。”他喜欢研究这些文章中的聪明之处，“这是科研最大的乐趣。” 除了科研带来的乐趣，韩春雨还有另一个乐趣，就是看电影。 大海涌动着波涛，一个年轻人走近它，对着那片巨大的空旷大声喊道：“努力，奋斗！”然后缓缓退出……这是电影《喜剧之王》的开篇。周星驰在里面出演一个小人物，一个饱尝辛酸却仍时时捧着《演员的自我修养》的演员。 这样的片段好像在生活中真实上演。周星驰的铁杆影迷韩春雨经常会套用《喜剧之王》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其实，我只是个科学家。” 在韩春雨看来，“比成功更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科学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外在头衔，这就是科学家的自我修养。” 以前，“几乎收不到”高级学术活动邀请的韩副教授，作为首个“中国创造”的尖端生物技术的发明人，这几天收到了中日韩三国基因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即使在这次成果发表前，大家不知道韩春雨是谁，他也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科学家。 在每天近百封邮件中，除了学术探讨和活动邀请之外，“也有挖墙脚的”。但是，韩春雨坚定地说：“我会一直留在河北科技大学，因为当初它接纳了我。”说到这里，他指了指窗外，“只是希望以后石家庄的雾霾天少一点。”（本报记者 陈鹏 耿建扩 史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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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忘了使命
4月4日，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左）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新华社发 “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点评道。 IBBY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说，当前儿童文学十分繁荣，题材种类丰富多彩，但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坚持写实风格的作家中，曹文轩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不仅打动了无数中国小读者，且感染了国外读者，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 在IBBY官网上有关他的介绍中，提到他在中国农村长大，童年时虽然物质贫穷，但丰富的情感和审美，让他在1997年写出了第一部成功之作《草房子》，他流畅、充满诗意的笔调，描写了诚实的甚至是忧郁的生命瞬间。 谈获奖 “独一无二”是奖项最看重的品质 记者：作为国内获得安徒生奖的第一人，心情如何？ 曹文轩：比较平静，没有周边的同胞激动。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得也好，如果没得也不会失落。 记者：对于此次获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曹文轩：这个奖项不是颁发给我个人的，而是颁发给文学的。 记者：对个人而言，本次获奖具有怎样的意义？ 曹文轩：十多年前，我就给中国文学和中国的儿童文学下过结论：它最优秀的部分，就是国际水准的文学作品。可是我们没办法去验证，因为我们相信一些国际大奖对这个事情做的判断。 安徒生奖对我个人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我得了奖，而是验证了我此前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判断。这也是我获这个奖最高兴的一点。 记者：能够获此殊荣，与其他几位入围者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曹文轩：进入短名单（决选名单）的五位作家，都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作家。其中两位作家都曾进入过短名单，地位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最终这个奖项选择了我，而且据悉，这是安徒生奖项史上并不常见的情况——评委们看法高度统一，理由是国学作品的独创性。“独一无二”，是安徒生奖最看重的品质。 另外，就是我的作品高度契合了它的评奖标准，这就是高度的文学性，艺术性。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奖项，安徒生奖是比较纯粹的文学奖，它反对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谈创作 “童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记者：从事儿童写作是什么样的契机？ 曹文轩：由许多偶然原因造成的。当时我在农村进行业余创作，指导我的是文化馆的一个馆员，也是业余创作的一个老师，他是做儿童文学的，自然而然把我带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记者：为儿童写作可能更多时候要与他们有一个相似的视角，这么多年来，如何保持童心？ 曹文轩：也不需要保持，童心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有，也不会失去。它自然就在那个地方。 记者：评委会说你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 曹文轩：美国作家福克纳讲过：我最大的财富在于我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对我也实用。童年苦难在的时候你是从内心拒绝的，可是它在多少年之后转换为财富，你是想象不到的，因为你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对于作家来讲，童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记者：如何看待儿童文学创作的“悲伤和苦痛”？ 曹文轩：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比如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给人带来忧伤和痛苦的。当我们在说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谈发展 不能拿世界最优秀的作品来比较 记者：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有哪些变化？ 曹文轩：最大进展是，越来越多儿童文学作家认识到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品质是文学性和艺术性。当然也有部分作家在这个语境里头迷途，反而离它越来越远，遵循的是商业化原则。这两个走向都有。 记者：国外儿童文学创作有何启发？ 曹文轩：他们真的很纯粹，想着在做一份文学的事业。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多的考虑，哪怕他的书卖得并不好，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还是坚守那份文学信念，对我启发很大。 记者：国内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如何，有哪些问题？ 曹文轩：中国的童话市场是全世界最大、也是最具活力的。但这个市场的质量并不令人十分满意，甚至令人担忧。因为巨大的商业利润的诱惑，我们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把太多心思用到获得商业利润上，忘记了文学的根本使命，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对民族、对人类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 中国儿童文学体量巨大，相对而言，质量可能有些问题。但从绝对值而言，它的质量并不低。我们不能拿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作品，合在一起，来比较我们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这不公平。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儿童文学。 记者：如何看待它的前景？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应有足够的自信心，因为中国为它的文学提供了丰富而优质的写作资源。多灾多难的历史，留给中国作家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这是一种补偿。中国作家要珍惜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矿藏，以一个又一个别具一格的、品质优良的中国故事亮相世界，这也是世界的、人类的财富。记得英国独立报在谈及《青铜葵花》时说，这是英国人需要读一读的英国人不知道的故事。 记者：未来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曹文轩：一个是在2016年完成两个长篇。另外还有一些系列，比如说从《萌萌鸟》系列，我还要做下去，原来已经出版了五种，还要再出五种。还有可能把丁丁当当继续写下去，也正在考虑。 ■对话动机 4月4日下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据悉，这是该奖创设6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作家折桂。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56年创设，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授奖对象是作家而非作品，一人一生只能获奖一次，成为其终身荣誉。 此前，中国作家和画家孙幼军/裘兆明（1990）、金波/杨永青（1992）、秦文君/吴带生（2002）、曹文轩/王晓明（2004）、张之路/陶文杰（2006）曾获得过该奖项提名。 ■对话人物 曹文轩1954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盐都的一个乡村。他的童年在物质的窘迫中度过，“苦难”是其童年记忆中的一个关键词。 苦难最终转化为他巨大的精神和文学财富。这个坚持以个人经验为写作资源的作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一直倾向于表现这些与自己历史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生活。 1974年，曹文轩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既具有丰富的中国经验，又有着开阔的国际性视野。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被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读者所理解。有作品《草房子》、《青铜葵花》、《大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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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最美医生”张效房仍坐诊 年轻时“秒杀”都教授
2015年2月28日，大河报记者历时一个月，跟踪采访“眼科泰斗”张效房，并最终刊出《“先生”张效房》一文，在河南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时光流转，不变的是先生日复一日地继续为师、为医。不过也有新变化，今天，96岁的老先生出现在央视一套节目中，因为他获得全国“最美医生”称号。 获奖96岁医生成“最美医生” 从1945年他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算起，张效房在眼科医学这条历史长河中，已行走了整整70年，并终成眼科学界一代宗师——我国眼外伤和眼内异物摘出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生于1920年的张效房，求学于“河南大学在潭头”的艰难抗战时期，受教于“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的诸位学术大家，磨砺于风雨如磐的动荡年代，收获于新中国的蓬勃发展时期。 他的人生只有两个章节：“先生”与“先生”。一为师，一为医。 去年2月28日，大河报《“先生”张效房》报道后，迅速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央视就是其中之一。 据负责采访张效房专题的一名记者称，她就是在看到《大河报》报道的《“先生”张效房》后，才决定对他进行专题报道的。 去年12月，央视启动了2015“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目的是通过投票等方式，推选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道德引领、彰显时代精神的10名“最美医生”和10名“特别关注医生”。 追溯12次跟踪采访，刊发7篇报道 昨天，当记者再次走进郑大一附院门诊18楼《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编辑部时，一切静悄悄。一张摆满书籍的书桌前，一个头发几乎全白，带着老花镜的老人，正在认真地修改论文，他就是张效房。 从去年2月初开始到昨天，这已是大河报记者第12次采访老人。 最初和老人结识，是因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偶然发现。 去年底，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到郑大一附院体检时偶然发现，30年前他刚上班时已经名满医学江湖的张效房教授，居然还在坐门诊。老先生的年龄，应该有90多岁了吧。这让他震惊。我们一打听，也觉得震撼，因为，一家医院一家医院问过去，基本确定张效房是目前省会医院中还在医院内例行坐诊的最高龄的“先生”。 随后的一个月内，记者5次前去采访，从门诊到病房到编辑部到他家里，甚至，还偷偷跟拍过他。最终，大河报在2015年2月28日A09版、A10、A11版，以三个版的篇幅重磅推出了《“先生”张效房》。 之后，大河报对老先生的关注就没再停息：陪着老先生一起坐门诊、和他一起出席全国学术会等。今年2月底，当记者得知张效房入围“全国十大最美医生”时，又专程陪着他一起赶往央视进行节目录播。 攀登学术医术进无止境 张效房堪称河南眼科医学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在了解他的年轻人心中，其形象却是一枚“萌萌哒”新青年。 青少年时，他是著名爱国音乐家冼星海“黄河歌咏队”队员，学校话剧社社长，篮球队队长；年轻时，他剑眉星眸的帅照，分分钟“秒杀”今天的“都教授”；95岁高龄了，他不仅会上网，还有自己的QQ、微信、飞信，同时还在用纯熟的英文查房、为研究生批改英文病例、修改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科论文…… 张效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他和克林顿的合影，1980年拍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州长办公室。这张照片，见证着张效房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医生的成就。 张效房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眼内异物和白内障简化手术，此外还有沙眼、角膜移植、钩端螺旋体病眼并发症等。 1945年他刚上班时，开封沙眼的发病率，成年人几乎是100%，是致盲首因。他和同事组成医疗队，得空就到乡下为老百姓看病。 1955年，新中国工业生产蓬勃发展，但工人眼外伤非常普遍。张效房和同事开始系统地进行眼内异物的定位和摘出的研究。他所设计的薄骨定位法、垂直位校正法、方格定位法、电子计算机定位校正法等，被眼科学界称为“张效房法”。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做长篇报告。会上表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果。眼科方面的全国只有两项——一是北京医学院汤非凡教授和同仁医院张晓楼教授联合完成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另一项就是我们河南的“眼内异物定位和摘出”。 “这被认为是我国眼科学对世界眼科学的两大贡献。”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说。 1979年，年近花甲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张效房因为这些成就而被世界眼科基金会邀请赴美参加美国眼科学会年会。学术活动结束后，世界眼科基金会主席罗伊陪同他去参加克林顿的接见。 1982年，他带着《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的体会》再赴美国，参加第24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他讲英文，还有四种语言同步翻译他的报告，引起轰动。张老刚走下讲台，就有两所大学现场邀请他去做学术报告。当地报纸还以《来自中国的经验》为题进行报道。之后，他在8所美国大学、2所日本大学做了学术报告。 在很多人看来，张效房已经达到事业巅峰，但他向上攀登的步伐却并未停止。 在发现白内障成为致盲首因后，已经古稀之年的张效房，经过反复试验，引进和改进了“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并被“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推广应用，造福数百万白内障病人。 正是因为张效房等一大批医学人士这种近乎痴狂跟学问较真的劲头，才有了河南眼科医学的发展。 “河南的眼科水平在全国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眼科界都知道河南省眼科发展比较均衡，省、市、县三级都有不少的眼科医院或眼科研究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教授说。 医德 大医精诚光明使者 张效房珍藏着一条挂毯，每次搬家，他总会精心地保留着它。因为这条挂毯见证了中原眼科医生与西藏眼科医生的情谊。挂毯上面绣着布达拉宫，还有“张效房”这个名字。 怎么回事?原来，2007年，为支持“西藏白内障无障碍区”建设，中国残联委托郑大一附院举办进修班，培训了5名西藏眼科医师。 进修班结业典礼上，5位医师托人用特快专递寄到郑州的这条挂毯，让张效房深深感动。 从1972年至今，除因年龄原因没去过西藏外，张效房在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多座城市办过学习班，做过200多场次学术报告或学术表演，跟随多支医疗队送医上门。 对于现在的年轻医生，张效房寄予了很高期望，“大部分医护人员还是很积极上进、一心为患者的，当然也有个别医生败坏医生的名誉，比如拿红包拿回扣等。” 谈及红包现象，张效房显得有点激动，“我坚持一辈子不收红包，更不会拿回扣，一是不会，二是不忍，三是不能。如果让红包遮住了眼睛，心灵之窗有了灰尘，还能把手术做好吗?还能把科研搞上去吗?笑话!” 在张效房看来，这个世上就没有退不回去的红包，“穿上白大褂，就要让白衣裹着红心，绝不能让白衣裹着黑心。如果让红包装进了白大褂，就玷污了这身神圣的白大褂!” 这些年，张效房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但他每次都事先声明，不接受任何馈赠。出外会诊、手术演示，他也从来不要患者或医院的报酬。 不仅不拿报酬，早在十几年前，张效房还开始主动从家中往外拿钱。 1998年3月30日，因为眼内异物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张效房被评选为“河南省科技功臣”，拿到了政府奖励的5万元。他不仅全部捐了出来，同时又拿出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15万元，其中5万元作为捐款，10万元购买医疗器械，无偿提供给基层医院开展手术。 这一义举，让诸多同行深受感染，纷纷捐款，建立了“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2008年，张效房又捐出自己的积蓄100万元，使基金达到了130多万元。 捐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一个是我吃穿很节俭，花钱很少;二来，1991年时，经学校领导同意，我们曾经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在郑州建立中美合资人工晶状体研究生产公司，后来我退出，公司退给了我一部分‘股金’。”张效房说，目前“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资助的主要范围，一个是国外留学，到国外学习;一个是进行眼科医学学术研究。 求学 颠沛流离中扎下根基 一个人在学问上能否有成，大多取决于他早年求学时奠定的根基。正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张效房在他的自传中，曾多次饱含深情地提及自己的“嵩县求学”。 1939年到1944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高教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随着日寇入侵，中国的大学纷纷迁徙。比如，北大、清华、南开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往南阳镇平，后又迁至洛阳嵩县潭头(潭头今属栾川县)。 河大在潭头流亡办学五年，又先后搬迁到南阳淅川、陕西宝鸡。数度迁徙中，河大师生饱经磨难，颠沛流离。但学校在艰难中坚持进取，薪火相传，弦歌不绝。 1939年夏天，张效房“嵩县赶考”。他和同学搭货车，骑毛驴，过河，爬山，背着行李赶到嵩县参加考试。放榜时，他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录取。 河大西迁嵩县时，有文理农医4个学院。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留驻在嵩县县城。校本部和其他三个学院落脚在距县城50公里的潭头。 嵩县5年，张效房半工半读，努力完成学业。每一个露水盈盈的清晨，他和同学们在宿舍门外的叠翠峰早读;每一个星光灿灿的夜晚，他们仍在柴油灯下苦学。于艰难竭蹶中，为自己找到一张暂时安静的书桌。 河大由于早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历史，因此校园内多有留学欧美归来的教师，可谓大家云集。 河大医学院更是当时北方最好的医学院，拥有一批一流教授，这在战时十分难得。如全国著名的解剖学家李赋京、微生物学家张效宗、眼科学家张季平、神经内科的张静吾、外科的闫仲彝、皮肤科的刘蔚同、病理科的鲁章甫、内科的朱德明等教授。他们大多留德归来，是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 张效房所在的班级，有60人，最后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比如，郑大一附院去年刚刚去世的96岁老教授魏太星，20世纪50年代即被选为全国劳模，是我省心血管的权威、心电图学鼻祖;常泰吉，曾任安徽省人民医院院长，小儿科权威;郑效文，骨科权威，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岳阳医院院长等。 “一是有一批出身名校、师从名家、学识渊博、讲课认真的教授;二是有一群受国家耻、民族恨激励，发愤读书的同学;三是学校和医院各种教学硬件完整齐全;四是小县城中幽静、不被干扰的学习环境。”张效房分析道。 这一切，正如张清平在《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一书中描述的一样—— “‘济济多士，风雨一堂’。一个优秀的学术群体，必定会发散出相互作用的学术精神。如同群星璀璨投射出辉光，映照在寥廓的夜空。” “先生”名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国际著名眼外伤和眼内异物专家、医学教育家。 1945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1950年任该院眼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1980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外伤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名誉所长；1988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医院，任名誉院长；1983年至今担任世界眼科基金会理事、中国分会会长等。 1978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8年，获河南省政府科技功臣荣誉称号。随后，获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等二十几项荣誉。 2016年，获得全国“最美医生”称号。 记者 董林 王鲁峰 李晓敏 文 平伟 摄影 全媒体采写 孙贝 于赛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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