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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保安 满满的责任和爱
中午，清亮悠扬的放学铃声一响起，安静的校园立刻因鱼贯而出的学生们变得沸腾起来，海普选早早地站在校门口，一边协助巡防队员指挥交通，一边引导学生有序过马路。 海师傅年近六十，是二七区政通路小学的一名保安。在普通人眼里，他的工作除了上学放学时段的秩序维护和校园巡逻，就是熄灯、锁门、车辆停放等一些琐碎事。然而海师傅却说：“我干的事都很小，但是责任很大。” “每天早上7点30分学生开始进校，海师傅不到7点就准时站在工作岗位上了，这么多年来没请过一次假。”政通路小学副校长郭淑红告诉记者，海师傅能叫出几百个孩子的名字，留有几十个家长的电话。 干净整洁的校园保安值班室里，墙上挂着几个粗心孩子落下的校信通卡，桌上放着家长送到学校的水杯、文具等物品。“孩子难免丢三落四的，给我吧，我给他送去，上课期间外人不能随便进出校园。”海师傅总是乐意为家长们效劳，细心地将每件物品写好姓名、班级，并及时将物品送到学生手中。“妈妈下班又晚了吧？我下的面条，你先吃点。”看着家长没来接的孩子，海师傅总是关怀备至。“作为校园保安，既应该保安全，也应该为师生和家长做好服务、提供方便。”海师傅这样说道。 “每次接送孩子到学校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海师傅，遇到下雨天海师傅还会把等父母的孩子叫到值班室做作业，孩子们都喜欢叫他‘海爷爷’。”看到记者采访，学生家长李女士抢过话头说，学校里有这样既负责任又有爱心的保安，作为家长感觉很欣慰，很放心。 到了傍晚，随着“嘀”一声长长的电动车喇叭声，海师傅又开始了放学后的常规巡逻，催促着贪玩的孩子们赶快回家，这是自七年前在这里工作开始，他从未改变的工作习惯。夜深人静了，教学楼里跳动着一束暖黄色的手电光圈，这是海师傅在巡查着学校的角角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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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使命重于生命的钢铁战士
2013年6月18日，河南省郑州市，市区西南郊外殡仪馆1号厅，1000多名军人表情肃穆。 无论是鬓发斑白的将军，还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军校学员，大家怀着悲切的心情向他们的好战友、好同事、好师长刘小明做最后的告别，向他致最后一个军礼…… 49岁的刘小明，生前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主任。从1986年毕业留校参加工作到告别心爱的国防教育事业，他在挚爱的岗位上奋斗了27年。 “老师怎能离开课堂，指挥员怎能离开战场？” 今年4月1日，刘小明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便和参谋王世军一起乘车到距学校40公里的靶场检查学员实弹射击。临近靶场时，车子突然一颠，把经常感到腰椎疼痛的刘小明震得一个趔趄，剧痛瞬间从脊椎到了前胸，汗珠顿时成串地滚落下来。细心的王世军急忙劝他到医院检查，但被刘小明坚决拒绝。 “这个时候，老师怎能离开课堂、指挥员怎能离开战场？”刘小明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到靶场检查实弹射击。这一坚持就是10天！ 在同事、妻子的强烈要求下，4月11日，刘小明来到离学校近在咫尺的解放军153医院。但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心爱的工作岗位。 医院诊断显示，刘小明患多发性骨髓瘤，因钙质流失造成胸椎腰椎多处病理性压缩骨折——病情危在旦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4月15日，刘小明被紧急转送至解放军总医院，被确诊为“三期”多发性骨髓瘤晚期，医院当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由于肺部严重感染，医院决定对刘小明实施切喉手术，当即为他上了呼吸机。刘小明从医护人员的紧张眼神中预感到病情严重，流着泪对大家说：“我真的不能离开部队，我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病重的刘小明，经常陷入昏迷，加上并发性肺功能衰竭，不能开口说话。然而，他念念不忘手头工作，每当意识清醒，他都艰难地用笔把对工作的思考写下来。 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 仲夏时节，嵩山脚下，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一场实兵实装实弹的对抗演练激战正酣。组织和参演的正是该校学员，他们过硬的素质、出色的表现，让前来观摩的部队领导连声叫好，而其中的主要策划者，正是刘小明。 然而几年前，该校毕业学员却在部队频遭“滑铁卢”。2006年，刘小明初任军教系主任时，一次调研让他十分尴尬。一位部队领导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培养的学员，论体能不如战士，论技能不如士官，当指挥员差点儿！” 恰在这一年，总部要求在新学员中组织野外综合演练。刘小明觉得，这正是帮助新学员夯实基础、迈好军旅第一步的大好机会。“因为，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 刘小明先后到5所院校调研取经，专程到部队听取意见和建议。没有现成的演练场，没有可供借鉴的演练方案，他就踏遍驻地周边的山山水水，边勘察边修改完善方案，踩点多条路线，走了上千公里的山路。 最终，代号为“铸剑”的综合演练在远离营区的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展开，14个昼夜，学员摸爬滚打，跋山涉水，数百公里星夜兼程，演练30余个军政科目，在崇山峻岭间，锻造学员钢铁般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素质。 近年来，在总部组织的毕业联考中，该校学员次次通过率都在99%以上，连续蝉联参考院校第一。在全军院校教学评价中，取得了军事体能和技能“双Ａ”的优异成绩，让考核专家连喊“震撼”！ 培养能打胜仗的人才，关键要靠一支勇于担当重任的办学队伍。刘小明担任军教系主任6年，先后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团队中8人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6人被评为教学名师，承担国家和省部委研究课题13项，实现了军队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 他爱党爱国爱部队，视使命重于生命 爱党、爱国、爱部队，刘小明把生命贡献给祖国，把健康置之度外，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军事教育事业。 爱同事、爱家庭、爱妻子，也是人们对这个堂堂七尺西北汉子的由衷评价。 说刘小明爱党、爱国、爱部队，只要是党、国家和部队号召的，他执行起来从不打折扣。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两个字是“党费”。 说刘小明爱同事，教员周林柱不会忘记。那年，他考博士，为了让他安心备考，刘小明专门在中心校区给他协调了一间住房，主动帮他解决工作和生活的矛盾，顺利圆了博士梦。 说起刘小明爱家庭，爱妻子，妻子单小燕感受最深：“每次过马路，他总是牵着我的手；每次散步，他都是让我走在靠右的一侧。他说这样才能够保护我。每年过生日，他都会送我一束鲜花，25年来从未间断。” “爱工作、爱战友、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唯独没有爱护自己的身体！”单小燕这样“点评”丈夫。 2013年6月16日上午8时44分，刘小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该校政委王义说：“刘小明是带着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拳拳深情走进军旅生涯、走进军事高等教育事业的。” 总参谋长房峰辉评价刘小明，视使命重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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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学生心中的偶像
教师需要淡泊与坚持，教育需要博爱与信任，教学需要学习与创新，才能使每一个学生每一天都带着灿烂的笑脸接受教育。——刘占良 ■冯丽 本报记者 柯昌万 在陕西商洛中学，刘占良是很多学生的偶像，课讲得好，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板书工整规范。学生们说：“上刘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为了上他的课，有的学生宁愿蹲一级到他带的班。 刘占良现任陕西商洛中学副校长，是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商洛市高中数学学科带头人，曾被评为“陕西省师德标兵”、“全国模范教师”。 “既要言传，更要身教” 30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刘占良一直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和研究。他酷爱研究，勤钻研、善思考，27岁就担任数学教研组长，逐渐形成独具魅力的教学风格，成为学校数学教学的领军人。 “刘老师对教材钻研很深，把学生研究得很透彻，每次听他讲课都能受到很深的启发。经常是其他教师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他反复强调，而这些往往是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数学教研组组长张永良由衷赞叹，“大家从心底里敬重他”。 “刘老师这些年把教学都研究透了。”与他相处了10余年的曹侃良说，每次开备课组会、批阅试卷，刘占良再忙都要参加。别人一学期一本教案，刘占良每个章节都有一本教案，各种笔迹密密麻麻，他多年的教学积累都在上面，有的教案拿出来都发黄了。 刘占良任教研组组长期间，每周的备课会是教师们不愿错过的“大餐”。“刘占良讲的基本上在教材和教参上找不到。”张文老师坦诚地说，他刚从初中调来教高中时，压力很大，不过他很快发现，“只要每周开好备课会，下面上课我就不担心了，因为刘占良都把我教会了”。 每次检测考试，刘占良都要求备课组的教师必须结合学生实际自主命题，每次试卷都是三番五次地研究讨论修改，大家经常会为一两道题目设计得是否合理争得面红耳赤。每次考试后，刘占良都要和教师们一起汇总、分析研究不同层次学生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给学生讲解。在刘占良的带动下，多年来数学教研组形成了各类检测批阅不过夜、分析不过夜的风气，成为学校教研骨干力量。 当校领导后，刘占良把更多精力转向学校群体素质的提高。他组织实施学校新课程，多次带队赴外地考察交流，学习借鉴高效课堂教学和管理模式，主持研究实施方案，积极启动实施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在刘占良的带动和组织协调下，商洛中学新课程实施走在全省前列，得到省教育厅的高度评价。 “心中要有学生，不能只关心知识点” “刚开始我根本不会上课，十几分钟念完教案后就不知该干什么了，都是刘老师手把手带出来的。”皮宇锋是商洛中学首批从“农村高中教育硕士研究生国培计划”招录的教师，没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开始时满腔热情，为上好课费尽心思，可学生就是接受不了，他受到很大打击，甚至一度想改行。 “心中要有学生！课是讲给学生的，只关心知识点，不关注学生，课肯定上不好。”听了皮宇锋的课，刘占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整整一年时间，皮宇锋沉下心每天去听刘占良的课，认真记笔记，用心揣摩。每次皮宇锋写好教案，刘占良都要细细审阅，小到一个提问的设计都帮他详细分析、讲解，修改后让他再给自己说一遍，通过后才上讲台。在刘占良悉心的传帮带下，皮宇锋迅速成长为学校的教学新秀，先后在2009年、2011年成为学校青年教师赛课大奖赛优胜者。 暑期学校安排教师参加新课程培训，皮宇锋意外地看到已是业务副校长的刘占良也坐在教室里，而且笔记比他们青年教师记得还细致。“我们再不努力就会被淘汰了。”刘占良说。 数学组的刘英文是刘占良的学生兼“徒弟”。“刘老师不仅课讲得好，重要的是他真正做到了关爱每一个学生。”刘英文来自农村，性格又内向，刘占良的关注至今让他心存温暖，并影响着他的教育行为。“刘老师眼睛在教室扫一遍，就能看出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是否专心听讲，太厉害了。” 针对初上讲台的教师，刘占良提出“一年上路，两年适应，三年挑大梁”的培训目标，组织老教师与新教师结成“青蓝”对子，举行全校性的教学能手赛教活动，促进新手尽快适应高中教学。他每学期都会安排时间去听课，及时发现并解决新教师成长中的新问题，帮助新教师迅速、健康地成长。 “教会学生思考，能给人成就感” 商洛学院教师王毅梦高中三年的记忆中，刘占良的身影是学校一道永恒的风景线，成为学生心中不敢懈怠的标杆。 作为数学课代表，王毅梦每天中午要把刘占良布置的作业抄到黑板上，“刘老师每次布置的，都是他自己搜集整理、设计的习题”。刘占良每讲完一道题就会总结出好几种解法，还经常把学生作业中的好解法摘抄给大家学习。对此，如今也走上讲台的王毅梦有了更深体会：“讲的题再多，也不如把经典题讲透，举一反三。” “刘老师想得比我们家长都细，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提起刘占良，学生王玺的爸爸王兴田直竖大拇指。性格急躁的他，曾经稍不如意就打孩子。儿子高三时的一个晚上，他又打了儿子，没想到第二天刘老师打电话和他谈了很久，要求他给孩子道歉承认错误。 拗不过刘占良，从没道过歉的王兴田只好跟孩子说自己错了，没想到儿子一听当时就哭了。打那以后，教育孩子王兴田就认一个理：刘老师说咋办就咋办，“王玺能考上河北农业大学，现在又上研究生，多亏了刘老师”。 “我女儿也是刘老师的粉丝，就是因为刘老师才喜欢数学的。”学生黄菲的爸爸说。黄菲以商州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会计专业，又保送了研究生。“刘老师当时鼓励女儿当班干部、做校报主编，孩子发展比较全面，上大学后也很突出。” “都说他书教得好，可是没带过一天自己的孩子，也没时间给孩子辅导。”儿子高考只超过一本线十几分，没能进入理想大学，妻子李小红半抱怨半开玩笑说，刘占良是“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家田”。 “他每天早出晚归的，我们常常一周也说不上几句话。”李小红的娘家在贵州，他们结婚22年就回去看望过老人一次。李小红又理解又心疼地说：“他太累了，刚满50岁头发都花白了，行政上很忙，课也要带，要不就和学生脱节了，他舍不得学生。” 这些年来，李小红已经习惯了刘占良半夜起来送急病的学生去医院，习惯了他冬天挨个检查学生出租屋蜂窝煤炉子，习惯了他给学生垫付生病住院费。她说当年嫁他就是因为媒人说的一件小事：刘占良见一个特困生上大学前没件像样的衣服，就把自己最好的衬衣送给了他。 “我就喜欢上课、喜欢教书、喜欢学生，教会学生思考、解题，能给人一种成就感。”从教30多年，教书育人已融入了刘占良的生命和灵魂，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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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芳朝精神为抗震救灾传递正能量
本报7月22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教坛保尔》后，连日来，甘肃省岷县茶固小学教师樊芳朝扎根山区、身残志坚、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在甘肃岷县漳县地震灾区引起强烈反响。灾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加入到抢险救援、运送物资、开展心理辅导的队伍中，以实际行动开展向樊芳朝同志学习活动。 在受灾严重的岷县禾驮乡拉路村，村小学的6位教师主动承担起全村280多户受灾群众的运水任务，每天近10吨生活用水全靠他们从10多公里外的救助点背扛肩挑上山。“樊芳朝身残志坚，20多年默默奉献，作为一名山村教师，我们也要像樊老师一样为乡亲们、为渴望知识的山里娃尽自己所能，多做些事情。”拉路小学校长董志民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彰显樊芳朝同志的先进事迹，岷县教育局号召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习樊芳朝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严谨笃学，为人师表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抗震救灾一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高尚师德。岷县教育局副局长马尚清表示：“樊芳朝老师是我们全县教育系统的骄傲，也是全县教师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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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毕业生王全明：到西藏当村官 让人生更厚重
来自大城市、毕业于名校，24岁的清华大学天津籍毕业生王全明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意外的就业选择。近日，他来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正式成为一名村官，清华大学校领导专门送他到任。 文质彬彬的王全明家在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2009年以657分的高考成绩从杨村一中理科实验班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据校方介绍，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而且热心公益，曾参加清华紫荆学生志愿者支队，当过学生空手道协会会长，获得过“西南联大奖学金”等多项奖励。 今年夏季，王全明本科毕业，他有机会留在北京，也有机会回家乡发展：天津市重点企事业单位在清华大学举办过专场招聘会；他还报考过北京市的公务员，并进入复试，但放弃了面试，很多人为他感到惋惜。 他最终与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签约，成为了清华大学6年来第18位通过大学生村官项目赴藏工作的毕业生。“相信我的人生会因为这一次的选择而更加厚重。”他说。 王全明说，选择去西藏，实际上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纠结”。得知身边有同学参加甘肃选调生后，他开始考虑去基层工作。他坦言，国家和清华大学的就业导向，决定了他的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多的是“一定要付诸行动”。 今年5月，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熊义志曾带领王全明等一些强烈要求去西藏的学生赴西藏开展就业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王全明感受到当地对人才的渴求，以及青藏高原深厚的文化底蕴。清华的师兄师姐在西藏奋斗成长的真实故事，也打动了他。 虽然他进藏就业实践第一天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输液。但他认为，这点困难难不住自己，“肯定会有个适应过程”。在熊义志看来，王全明来自大城市，是个典型的“阳光男孩”，他到西藏工作，“需要下更大的决心”。 王全明说，他深信“去西藏工作肯定是要吃苦的”，同时深信自己必将得到历练。他说，自己去西藏不是为了“镀金”，一定会耐得住寂寞，把西藏当故乡，多做实事，培养对基层和群众的深厚感情，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敢不敢去西藏是一个重大考验，而去了之后能不能安心留下更是一种抉择。” 得知王全明的毕业去向，清华大学就业中心、天津招生组、天津校友会负责人等曾专门去王全明家中看望。王全明的父母表示，“孩子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就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希望他能闯出自己的事业”。 在进藏之前，王全明获得了清华大学颁发的“启航奖励金”金奖，这个奖项，专门授予那些在就业选择上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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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献红心，教坛保尔人人尊”
7月22日，在一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教坛保尔——记甘肃省岷县茶固村小学教师樊芳朝》，并于当天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与官方微信同步推送，樊芳朝与病魔博斗21年，仍坚守村小讲台的感人事迹，引发网友热议。 腾讯微博网友“王亚峰”在微博发送消息的第一时间阅读了文章内容，并大赞道：“咱甘肃的，牛！”当得知甘肃岷县发生6.6级地震，通讯中断暂时联系不上樊老师时，很多网友纷纷留言祝福：“希望樊老师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人处黄河边”为樊芳朝写了一首诗：“三尺讲台献红心，教坛保尔人人尊。二十六载风和雨，承载明天夕与晨。”网友“茜雅图De梦”留言并转发：“老师，你最美！你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道德的模范！”网友“拓荒者”说：“如果可以，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替他上课。同时我也在想，我们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过好每一天，爱工作，为社会做点贡献。” 教坛保尔的故事也在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微信网友“遇知秋”读完整篇通讯后留言说：“《教坛保尔》一文让我十分感动，樊芳朝老师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内在力量的强大和不屈，人性的朴实与崇高。病魔缠身、风吹雨打都从未打消过他心中的理想，他为山区的儿童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漫漫的人生路。他的事迹告诉我们，内在的力量才是永恒的，要学会爱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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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教子：陪读把孩子变成“终身残废”
最近，以俞敏洪和他的同学创业为蓝本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受到各界关注。作为三次高考从农村考入北大、执掌中国第一家上市教育公司的老板，俞敏洪又有哪些教子方法值得大家借鉴，小编为您梳理了他在多种场合发表的教子观点。 最反感把孩子培养成官二代富二代 我现在想法，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像李嘉诚会想把事业交给孩子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新东方交给我的孩子，我觉得新东方是一个上市公司，我觉得我要交给一个有才能的人去做，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做自己适合的事业。李嘉诚等这些就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让其变成商业中的精英。我看过一个家族企业的小女孩，年纪不大，但是已经培养得很有商业头脑。这个做法不一样，但是你的孩子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品，他的成绩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我们要教育的前途，我最反感的就是把孩子培养成官二代、富二代。我的孩子就最喜欢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 家长要为孩子“造”环境 你要给孩子时间才行。有的家长说俞老师我忙，早上6点出去，晚上12点回家，这么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送他到最好的贵族学校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最好的家长应该做的。 说到给时间，现在城里的家长给孩子的时间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我们还是能够给出来的。有家长说俞老师我给时间了，给完之后孩子还是不理我，或者教育不好，我说你怎么给的时间？他说我不到外面应酬了，我在家里陪着他做作业，我看电视，他做作业。所以有的时候家长是把时间留在家里了，但自说自话，不跟孩子交流。孩子不一定会敢于反抗你，心里肯定会想你看电视，我却写作业。他说我不看电视看报纸总可以了吧？我说不可以，为什么？在孩子心中看报纸和杂志是不正经的事情。他说，难道我就干坐着，其实可以做两件事情，你的水平到了可以帮助孩子做作业，但大多数的家长水平是不太够的，因为孩子学的东西越来越难。我要对家长说，很简单，只要书不拿倒了就行，拿着书想心事不看都没事，过两分钟翻一页，孩子知道你在看书，没有办法，孩子知道他必须认真。 环境是一种气场和氛围，氛围不造出来是不行的，不摆出样子，孩子觉得你都不学我还学干什么呢。有一次我做了一个试验，家里不准打开电视和电脑，要求爱人和女儿一起跟我看书，儿子不看，在那转，最后转着发现特没劲，拿了一本书看，结果还看不懂。这叫环境氛围。所以家长给孩子时间要给出质量，不是在家里陪着就行了。 “海边看月”培养孩子的心情 人的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活个心情，心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有一次我问家长，请问我们这儿有多少家长带着孩子坐在未名湖边看月亮从东方升起，有多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北京郊区躺在地上看满天的星空。我们这儿有多少家长带着孩子去真正看过银河呢？坦白的说我带着孩子看过很多次，还拿着高倍望远镜看。 有一次我带着全家到海边渡假，刚好是十五，看着海边的月亮一点点升起，月光一泻千里。我们坐了一小时，我说有点凉了，我们回宾馆吧，结果女儿说爸爸我不走，我要看到月亮升到那个地方再走，一坐坐了三个小时。你能说孩子内心没有美感吗？没有诗意吗？如果我们不带孩子去看这些东西，他就是没有。孩子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老师的压迫，孩子心理是不会健康的。去农家乐吃饭，有没有带着孩子多花两个小时把各种菜和生长周期讲一讲。有一次我带女儿到农村去，一个一个告诉她。这样使她对我们吃的生物、植物产生了亲切感。我带着儿子露营，搭着帐篷睡了一夜，结果到家里他就不睡床了，现在把帐篷支在屋子里，晚上就睡帐篷里。 不一定考上北大清华就成功 每一位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去上名牌大学，但不知道北大、清华心里有问题的学生比例非常高，达到30%，我个人认为不止30%。我当时在北大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我已经发现周围的很多同学有心理问题，现在北大的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北大的自杀率很高，每年都有。统计数据表明大专学生自杀率几乎没有，所以大家都知道以后把孩子送到什么地方上学了，也就是说不能随便送到北大去。 成绩要不要，我孩子也想去北大、去哈佛、去耶鲁，但一定要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否则没有任何意义，我宁可要孩子一生的幸福，而不要孩子为了成绩拔尖而痛苦。我用了三年的时间考上了北大，北大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否则我做新东方也不会这么自信。但孩子的身心健康更加重要，从成绩本身来说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成绩总在班级第一名，上了清华、北大也不一定有出息。孩子的成长是一辈子的，让他一辈子保持积极性，对所有东西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以及上进心，永远比让孩子得班里的第一名更加好。 孩子上中学成绩决定了能不能上好大学，但好大学不能决定一辈子。阿里巴巴的马云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家知道杭州师范学院是因为有马云，那是一所普通的师范学院。他跟我一样，我们俩互相鼓励很长时间，他高考考了三次，我也考了三次，他学了英语，我也学了英语，但大家看看，马云的财富是我的10倍。人的长相、学历完全不构成他的障碍，马云一直认为他是天底下长得最好看的人，我问马云的爱人你认为马云好看吗？她说不难看，比你好看多了。 “当最后一名多幸福呀” 家长一定要发现孩子身上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的优点，当然不能孩子明明犯了错误还在鼓励。教育孩子要严厉有规矩，但要有鼓励性，而不是侮辱、打击、批判，把孩子说得一无是处。我们家长经常说的是隔壁的孩子怎么又超过你了，严禁在两个孩子之间进行比较，但要发现孩子的优点。爱因斯坦就是被他母亲鼓励出来的，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要他，只有他妈妈对他表示有信心，学校不教我教你，爱因斯坦小学的教育是他妈妈教出来的，最后他成了伟大的科学家。 人的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绝对不是你在小学、大学所得的分数决定的。分数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是不能因为孩子分数低就认为孩子没出息。请家长一定要改一改判断成功的标准。孩子分数高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必然的标准，更不能当做是惟一的标准。否则你的孩子就会受到无数的伤害，因为任何一次考试只有一个第一名。如果一个班里有40名学生，难道除了第一名，其余的39个孩子都是笨蛋吗？都是失败者吗？绝对不是！所以我有一种自我解嘲说法：其实当第一名也确实不容易，因为他走得很辛苦，往前面一看，一个追赶的人都没有，往后面一看，全班都在追自己，追的自己半死不活，所以第一名没有什么好当的。当最后一名多幸福呀，往前一看，都是被自己追的半死不活的人，往后一看，一个追自己的人都没有，你想这种生活多潇洒呀！ 当然这种观点不能和孩子说，你一定要学会怎么鼓励孩子。这次考倒数第一，下次我会鼓励他考倒数第二，这次他考20分，下次我会鼓励他考30分。千万不要说你的孩子，这次考了60分，你告诉他下次不考90分就别进家门。你这么说，有的孩子当然会拼命学，但有的孩子拼了命也到不了90分，那他怎么办呢？难道真的不让他进家门么？你肯定让他进家门，你让他进家门就意味着你说话不算数，孩子以后就知道了，我爸爸妈妈是说话不算数的，那我以后就无所谓了，他反正不会不让我进家门，父母就这么被孩子刺中了。 要培养孩子一种喜欢去帮助别人的能力 所谓正确性，就是孩子不能是一个没有伦理道德的人。他积极开朗的前提条件是，他是一个好人。比如说，我们要培养孩子一种喜欢去帮助别人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当真能够被培养出来，那么孩子基本上一辈子不怎么会受苦；如果他有这样一种能力去主动帮助同学，作为一个小朋友，敬老爱幼，那么孩子一辈子不会孤单。为什么？他只要遇到事情，周围的朋友就会出来帮助；他对周围的人都很好，周围人也都会对他很好。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面镜子，包括我们在座的成年人，如果你发现周围的人一直跟你过不去，静下来想想就会发现其实是你跟周围的人过不去。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定会有跟你过不去的人？一定会有。 就我来说，我已经算是很能帮助别人了，已经算很善于去关注别人的需求了，否则我也不会把新东方做到这么大。即便这样，我的生命中也碰到过六七个就是跟你死磕的人，你对他多好都不管用。你碰到那种有心理问题或是有心理阴暗的人，真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这个世界我们不怕罪犯，就怕小人。可小人是一定会有的，但是这样的小人和你整体认识的人群相比，不会超过1%。你如果碰到这样的小人，你绝对不要像小人学习，最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人。 在大学，一个宿舍里六个人，如果说四个人跟你很好，只有一个人跟你对着干，那可能说明问题不在你，是那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一个宿舍里六个人中有三个人跟你不好，两个人跟你好，那就说明你已经有问题了。因为，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宿舍同时出现三个小人的情况，而中国也不是一个成就小人的国家。所以，在工作中也好，在其他场合也好，如果发现到处都是跟你对着干的人，那么你就一定要反过来想想，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了。 在孩子面前不能议论别人的缺点 从我的经历我想告诉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没出息，问题一定出在家庭教育上。孩子长大后出问题，一定是父母种下的根源。是否把孩子的人品和道德教育好，是孩子一辈子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要他是被尊重的人物，他的一辈子就会活得特别顺利。父母亲可以想一下，你们是想做一个倍受欢迎的人，还是一个处处被防范的人？好多家长无形中都在教孩子小家子气，教孩子占便宜，教孩子怎样想办法超过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最后的结果是，孩子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生存。你给孩子什么东西，孩子未来就是什么样的人。 从孩子一辈子的角度来说，真正能把孩子一辈子距离拉大的，是与他为人处事有关系的人品问题。人品的树立来自于榜样的力量，父母作为孩子的榜样是不能逃避的。我们要求孩子的东西没有效果，是因为父母没有做到。比如说，家长一边打麻将，一边呵斥孩子去学习，孩子当然不愿意学习。 比如说，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喜欢在背后说邻居和同事的坏话，而且说的时候不回避孩子。我跟我老婆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哪个人人品好，哪个人人品不好，哪个人小气，哪个人不小气。结果有一次我女儿从学校回来，跟我讲她们班哪个同学好，哪个同学不好，哪个同学小气，哪个同学势利眼。我跟女儿说不能说同学的坏话，同学天天跟你在一起，她们身上如果有你认为的缺点，你放在心里，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习同学们的优点。我女儿立刻反问一句：“你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也议论很多叔叔阿姨吗？我为什么不能说同学的坏话？”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从此以后我就跟老婆定了一个规矩，在孩子面前不能议论别人的缺点，一定要说对方的好话。 父母陪读把孩子变成“终身残废”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学士到硕士到博士，从中国到美国到英国，有些父母甚至不惜举家搬迁，就为了能继续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殊不知，他们的这种做法正在把孩子们变成一种残废，一种思想、精神和人格上的终身残废。 很多父母很怕孩子吃苦，但是孩子现在不吃苦，将来可能会吃一辈子苦。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有独立意识、热爱劳动、能判断是非、知道与人合作、不怕失败和挫折，一句话，从小就在父母的引导下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基本上不需要父母太操心。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有了健康的体魄，却没有成熟的头脑。所以，中国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真应该向西方的父母好好学一学。西方的父母教导子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在十八岁以后可以独立、自由地生活。 还有一些父母是以爱的名义，行自私之实。他们把孩子当成感情的惟一寄托，孩子一离开身边就痛不欲生。我在新东方寄宿学校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幕：一个孩子本来是兴高采烈地走进新环境，父母却拉着孩子的手号啕大哭，弄得孩子十分尴尬，还遭到了别的孩子的嘲笑。很多父母离开了孩子，自己就先活不下去了，于是就找出种种借口围着孩子转，结果弄得孩子也很痛苦，说出来又怕父母伤心。请听听一个孩子的心声吧：“从小到大一直在爸爸妈妈的唠叨和斥责中生活，之所以报考外地大学，就是想脱离父母的束缚和庇护，过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没想到妈妈非要跟来陪读，我大概永无出头之日了，想起来够恐怖的。”由此可见，父母陪读的做法已经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伤害，长此下去，对双方的感情都是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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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娟：点亮特殊孩子智慧人生
人物简介： 王丽娟，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校长，一位60多岁的老人，投入全部积蓄和精力创办智光特教学校，以寄宿制的方式接受、培养智障孩子，坚持办学15年，培养智障学生1000多人，100多人实现就业，创建探索智障学生教育、就业新模式。今年9月，将由联合国安排赴哈佛大学交流讲学。 每次跟王丽娟校长打电话，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总带着一丝掩不住的疲惫。 怎么可能不累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在郊区办起一所寄宿制的特殊教育学校，70多个智障孩子的吃喝拉撒都要操心，还得教孩子们生活技能、生存技能，还得想法子让孩子成为快乐的人，还请人教孩子们音乐舞蹈，年岁大的孩子还得想法子给安排就业……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从1998年到现在，她已经坚持了15年。 然而年前的一次通话，她疲惫的声音中却带着一种掩不住的兴奋。“有一个好消息，联合国给我们发来了邀请，邀请我过完年后带着孩子们去联合国交流表演。代表中国的智障孩子。” 真的不容易！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刚被送来时有的连厕所都不会上，有的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甚至连妈妈都不会叫……这样的孩子智光特教学校已经接受并培训了1000多个。 还有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她没有对外讲。2012年12月25日，联合国华人友好协会授予王丽娟“和平使者”荣誉称号，并担任联合国华人友好协会主席团副主席兼智障人士康复科技专业委员会主席。 “校长妈妈，爸爸让我上桌吃饭了” 在昌平区西关西侧，有一个普通的小院，院子里有一栋小楼，有两排简陋平房，狭小不平的篮球场上摆放着一些略显陈旧的锻炼设施，院子中间还有一些菜园……这就是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一个专门教育、培训智障儿童的学校。然而，就是在这个普通的小院里，却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大奇迹。下个月，受联合国的邀请，这里的12名智障残疾学生将赴联合国参加表演。 “我们专门准备了一台晚会，共有10多个节目，有集体舞《希望》、《飞吧，天使》、《爱心颂》、智光雨讲故事《带血的哈达》、蒙古族舞《巴特回草原》、手语《感恩的心》、《木兰扇》、男生独唱《从头再来》、《说唱脸谱》、卡通舞《快乐的农庄》等。”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的校长王丽娟讲到这里有些眉飞色舞，“这些节目都是孩子们和老师自创自演的。4月份，我要带着孩子们远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办的世界华人艺术节。” 为了鼓励孩子们，也为了让家长高兴，学校大门口特意书写了几个大字“智光特教——让智障人艺术走进联合国，为国争光。” 2008年12月，王丽娟在智光特教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北京特奥天使艺术团，这是国内首家智障人艺术团。2009年6月1日，艺术团在北京世纪剧院，进行了首次演出。这些小演员们在没有彩排时间的情况下，无任何瑕疵地完成了首演，当孩子们把面具摘下，满脸的汗水伴着他们幸福的微笑谢幕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许多家长泪流满面。 台上表演听到了掌声，收到了鲜花，对这些孩子有特殊的“疗效”。舞台演出改变了孩子对自己的认识，也改变了一些家长对智障孩子的认识。有个孩子放假回来跟王校长说：“校长妈妈，我爸让我上桌吃饭了。” 这一句话听得王丽娟很心酸。“有些家长是不对的，但这说明了孩子的进步，并感动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对孩子有了信心，孩子被接受了。”但这些尝试也让王丽娟欣喜，“孩子们通过表演增强了自信心，看见陌生人也不躲了，走路也是昂首挺胸，还主动跟别人问好。” “这群孩子不能自理，语言功能差、记忆力差，不懂得前后左右，也不知道节奏。能给这些孩子办艺术团就是奇迹。我们老师是常年教、常年磨、不厌其烦。艺术团刚成立时，我们排练《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一个动作练习上千遍，晚上练到11点，大家当时就累得不成了……通过努力，最终，孩子们可以一气呵成演出70多分钟四幕七场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王丽娟回忆道。现在，对智障孩子艺术教育的尝试受到了联合国的关注并受邀表演，这让王校长更欣慰，“这是对我们这些孩子进步的最高褒奖和认可。” 与艺术团的孩子们在一起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的时候，就是王丽娟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刻。 为什么要放弃国外颐养天年的生活？ 一旦接触了这样一个智障孩子群体，王丽娟就再也无法割舍下。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王丽娟说，她觉得此生注定要跟孩子们在一起。而15年前走进智障孩子这个群体，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积蓄投入进去，历经磨难坚持下来，完全缘自一次偶然的接触。 “我是1990年开始在国外教书、讲学，算比较早的访问学者。1997年回国办续签。续签之前，受朋友委托去一所福利机构办事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这个群体。”王丽娟回忆道。由于教师职业的敏感，她询问了残疾人的教育情况，了解到中国当时还没有针对智障人的高等教育。“国内约有千分之一的人口，即13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智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智障人肯定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当时，在北京市100万残疾人中，就有大约10万智障人口，却只有20所学校为智障孩子提供9年义务教育，过了这个阶段，孩子们大多入学无门，就业无路，很快被社会边缘化。还有的孩子，连9年义务教育都没接受。 智障的孩子都是脑子有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语言不行，自理能力不行，越是这样家长越是娇惯，在家里连扣子都是家长帮着系，不会系鞋带不会梳头，小一点的孩子连厕所都不会上。一位家长的一句话让王丽娟终生难忘，“等我死之前，给我几分钟我把孩子先整死，不忍心让他在这世上受罪。”这话是因为家长的无奈和绝望。“因为有的孩子大了后没有地方接收，只能锁在家里，有割脉的，有跳楼的，还有的孩子浪荡街头，丢了的，还有的被坏人欺负。”王丽娟说：“往往是一个孩子拖垮了一个家庭。” 越是了解，越是割舍不下。震惊加上心痛，让50多岁的王丽娟做出了决定，办智障孩子教育培训学校，实施寄宿制，把家长解脱出来，把孩子培养出来，让孩子们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快乐。她立马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打电话，放弃到国外颐养天年的生活。王丽娟的儿子在美国事业有成，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在儿子的全力支持下，拿出自己和家人的百万元积蓄，给智障孩子创办一所职业培训学校。 然而，这毕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她没有预料到，后面的路会那样艰难。 爸爸临终前才告诉她妈妈一年前去世了 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家里人时，亲友们都不理解，这是国家该管的事，个人拿那么多钱去承担社会责任会很辛苦。“我就觉得，第一我很同情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也是孩子，他们也应该是我们的儿女。人生而平等，应该尽量让他们快乐幸福。”王丽娟说，“他们那样的境况，我看不下去。” 1998年春天，王丽娟开始找校舍，大小院看了38个，终于在找到第39个院时下定了决心，这是一所石景山八大处亚视外景基地仓库，荒废了多年。于是她一个人背着行李，装着讲学挣来的钱，开始了第一次拓荒。 为了省工、省料、省开支，她亲自带领工程队进驻了那个荒草比人还高、有20多间房的小院，老鼠长得如小猫大小，满院子乱窜，门一推，玻璃哗啦掉下来，水管子锈得用钳子夹都打不开，晚上因没电满院漆黑。把院中臭泥坑清理成鱼塘时，她不小心掉下去，在腰部刮了个大口子，鲜血染红了鱼塘。两个月后，房东来院看看，当着王丽娟面喊：“喂，我找王校长。”蹲在他旁边的王丽娟正在拔草，白色的运动鞋用泥裹着，脚指头露在外边，运动服已看不清颜色，戴着草帽的脸已晒得黝黑，脑门已脱了皮，满脸是被蚊子叮的包。她露一口白牙笑着说：“我就是，您怎么不认识我了？”房东倒退两步，这与两个月前谈房子时的那位打扮靓丽、皮肤白净、浓眉大眼的女老师大不一样啊！房东直喊：“王校长，敬佩！敬佩！” “我爸爸去世之前把我叫过去了。我不知道我父亲他快不行了，因为他膀大腰圆的，很壮实。”王丽娟至今无法平静提及这件事，“到家后爸爸说，去年你妈就没了，没告诉你。因为我们商量过了，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善事，我们不能给你财务上的支持，只能把时间都给你。爸爸咽气之前，我说‘爸爸我还怎么做成呢？’但爸爸说‘你怎么做都有理’，我父亲说完后几分钟就咽气了。” 妈妈是在校舍施工期间去世的。当时，父母曾经从老家来京治病，可是王丽娟没时间陪他们,让父母再等等，结果父母等不及先回去，母亲竟然撒手离去……为了一个全新的事业，王丽娟做好了拓荒的种种准备，却没想到这么快就面临亲情与事业的冲突，而且给她留下了终生遗憾。 1998年9月9日，中国民间第一所志愿为智障学生提供系列服务的特教学校宣告成立。开学典礼上，全市14所培智学校的校领导带着礼物，带着学生演出队前来祝贺，市教委、国家教育部基教司、市残联有关负责人均出席剪彩。家长们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智障孩子的“清华”，小院里人声鼎沸。 “虽然我们的孩子都是智障孩子，但走进学校，他们就有机会读书，成为有用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就如同智慧的光芒可以照耀着每一个智障孩子，让孩子有机会康复、读书并且有机会融入社会，所以，学校取名‘智光’。” 办学路上千丘万壑 创办民办特教学校，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学校创建之初，王丽娟就开始为学校的生存问题发愁，每年学校各项开支总共为120余万，收取的学费占25%，经过评审合格后，市残联支持5%，余下大概80万元都需要从社会筹集，否则学校就无法生存。 “现在，老师们的平均工资是800元，教师除了教学之外，还要负责照顾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残疾程度轻的孩子就多照顾几个，重的就少照顾几个，喂饭、洗澡、喂药、上厕所……几乎每个生活细节都需要老师的照顾。”王丽娟说。 每年冬天买煤取暖的费用，是困扰她多年的难题。“因为都是智障孩子，与同龄的孩子们相比他们更需要温暖。所以，每年智光学校都是提前半月供暖，推迟半月停暖。”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忍向家长们多收一分钱。每年五一之前就将煤买好，因为那时候比冬天便宜。之前，就是想方设法争取社会上爱心人士的慈善捐款，为了把学校维持下去四处“化缘”，王丽娟不知道碰了多少回钉子，受了多少人的白眼。即便如此，她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从1998年到现在，学校已无奈四次搬家。每次不得不搬家的时候，都是王丽娟独自一人坐公交车找房子、签合同、带领工程队施工。为了找房子，北京的区县她几乎跑遍了，因为要节约开支，找的地方几乎都是废墟，每次都是从废墟上建起花园式的校园。然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那里，从头开始。每一次王丽娟都要吃住在工地，有时候一顿饭就是一个馒头加一块酱豆腐。 “必须解决智障孩子的就业问题” “有的智障学生接受完培智学校的九年义务教育后，智力水平跟一二年级没什么差别，有的还有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对待他们要因材施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制订不同的计划。”对于如何教育这些智障孩子，王丽娟有着自己的心得和方法。 “要为孩子们做长远打算，将来走出学校大门能谋生，能为社会做贡献。”王丽娟认为，这样他们才能幸福，家庭才能无忧。为此，她改变了传统的特教走读教育方式，首创“全日寄宿式家庭+学校的教学模式”；跳出课堂说教模式，将教学延伸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宿舍、校园、校外、社区和家庭；开展24小时教师与孩子天性合作的个性教学，老师和孩子都住校，从入学为每个学生量身制定个案教学、康复计划，定期评估和调整课程安排和康复进度，只为孩子们能取得点滴的进步；她运用成人职教成功发展了14个关联机构，覆盖了特教、康复、福利“一站式”系列服务。 “我带领这个团队完成了智障人士生涯体系，学前教育、九年教育、成人教育，半工半读到就业，从而形成良性体系。孩子们从什么都不会到走入社会，成为有用的人。”王丽娟说。 “孩子有了自信，孩子懂得礼貌待人、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看到这些，我真的很欣慰，这也正是他们可爱之处。但是2010年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陷入了悲痛中。”王丽娟讲述了另一个“刺激”她的事，2010年，学校一位孩子毕业，正准备进入一个企业就业，但哪知这家企业仅仅是为了利用孩子的残疾证免税，事后就把这孩子辞退了，孩子想不开，就跳楼自杀。每想到此事，王丽娟都难受。当时，她就有了一个想法，决不能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于是毅然决然地把北京的唯一一处房产卖了150万，为孩子创办了智光特奥爱心农庄。 “当时谁都不理解我，亲戚朋友都说我傻。但是我就觉得这些孩子需要的就是我的奋斗目标，只要他们好，我能倾注我的一切。”王丽娟淡然一笑，“自从那时起，我就住在学校原来养羊的羊圈改建的房子里，孩子们都给我的住处起名叫做‘羊别墅’。” 15年来，王丽娟从没有回过老家，房子也卖了，所有的积蓄都捐了……倾注她自己的全部，针对对艺术感兴趣的孩子，她办了艺术团，让有的孩子成为了专业演员；针对对农业种植感兴趣的孩子，她专门办特奥爱心农庄；有的孩子擅长物业管理、有的孩子留校当老师、有的成为工艺品美术师…… “我们学校的孩子个个都是人才。一名孩子名叫智光雨，他是孤儿，不仅智障而且脑瘫，芭蕾舞似的用脚尖走路，膝盖90度弓着，两只手为了找平衡，是向上伸展着……这孩子和我说，校长妈妈，我什么都不能干了，那我就把所有人对我们的爱写成小说，去年他完成15万字小说，今年写成16万字，我准备今年下半年给他出版，书名叫‘生活在爱的世界里’。”王丽娟自豪地说道，“他是世界第一个智障人、脑瘫儿作家。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我想用四种文字出版，中文、英文、俄文，甚至法文，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这种孩子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大家的爱，他们很幸福。我想告诉全世界，中国是一个慈善的国家，是人人都想付出爱的国家。中国人不仅勤劳勇敢，而且非常尊重人权、人道。” 现在，王丽娟为智光特教学校的孩子们打造了三条就业出路：有自办庇护企业，支持性就业与跨国公司订单培训，让孩子们家人介入参股或合作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些智障的孩子现在都能找到工作就业，靠自己的付出挣工资——“这是我最想看到的，最想要的结果。让孩子们有尊严地活着，幸福地活着。”说到这，王校长脸上会洋溢出笑：“所有的苦，都是为了今天的甜，为的就是看到孩子成长。看到孩子们在学校的变化，出学校能工作、能自食其力了，有的还娶了媳妇，有的智障女孩子也出嫁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我感到一切艰难困苦都是享受！” 她为智障孩子设计了更长远的保障 15年的疲惫、15年的坚持，没有白费。自1998年创办智光特教学校以来，王丽娟已经接受、培训了1000多位智障孩子，100多位孩子实现就业，其中有些孩子直接就在学校就业。 “有时我也觉得力不从心，自身的力量有限。现在社会和企业捐赠多了，但智障孩子的需求太大。”王丽娟说，目前，学校在校学生70多人，教职工有30多人，这已经达到学校承受最大极限。但受场地、师资等各方面因素限制，每年尚有200余学生登记，但无法接受入学。这些年来，成教部已有100多个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和健全人一样同工同酬，保险、福利一个都不少。王丽娟说：“虽然挣得不多，但是自食其力，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用劳动赢得平等远远比钱重要得多。” 国内特教界这样评价王丽娟，说她用15年的时间探索出一条让智障人就业的出路，享受同工同酬、保险、福利等待遇，这在国内特教史上是空前的。这与国际上由国家全养起来的高福利模式相比其意义不同，通过教育，他们能自食其力，不成为社会或家庭的负担，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他人的尊重比祈求来的怜悯和施舍更让他们感到尊严和喜悦。 “智光学校不是家的家，不是学校的学校，不是医院的医院。我们这有很多奇迹。除了教育方面的手段外，我们还给孩子自尊、爱、机会……”王丽娟说，她还要继续为这些孩子努力探索，直到干不动为止。 “截至目前，共有69个国家专家代表团来我人学校交流访问学习。我想创办首家智障大学，给杰出的智障人提供大学体验并发展此行业的师资培训。”谈到对未来的规划，王丽娟扬起眉梢，自豪地说：“帮助这些智障孩子改善生存状态，使他们从无望中走入课堂，从无助中走上工作岗位，让他们学会如何去生存、去爱和被爱。” 这些年，她获得了国家教育部的嘉奖，并承接了三项国家级课题。特教学校的生态校园文化建设、把电影引进特教教学体系、心理技术在特教教学中的应用。其中，将电影引进特教体系获得国家特别奖。2013年9月，经联合国组织，王丽娟将带领她的教学团队去哈佛大学讲学，讲述特殊教育，讲述中国的慈善事业。 记者问她，“这么多年付出，您觉得值得么？有没有后悔过？”王丽娟坚定地说：“值得，无怨无悔，既然选择了，我就会勇敢地干、坚定地干。孩子有需要，我就得干，为他们家庭分担，为国家分忧解愁，促进社会和谐。我调查过，以前，学校智障孩子父母的离婚率为60%多，现在已经下降到40%。我帮助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帮助一个家庭就是帮助一个家族，就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出一分力，这就是我能坚持下去的原因。” 王丽娟还有一个心愿，她还要进行智障人养老问题的探索，让“智光”成为智障孩子教育、就业、养老一体化的公益机构，让智障人在“智光”可以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文/陈敏姬彭维 供图/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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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雄定:笔耕不辍的英语教育家
百年河大名人印记 （一零九） 胡雄定（1904～2001），字宇庆，浙江鄞县人，英语语言文学教授。 年轻时的胡雄定，是一位热血沸腾、以中华兴亡为己任的有志青年，1924年他由中法通惠工商学校转学至上海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在上海发起并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宣扬三民主义，寻求救国存亡之道，1926年毕业后赴广州拟参加大革命。1927年，胡雄定担任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交际科科长，以其流利的英语兼扎实的法语功底，参与了许多当时的外事活动。 胡雄定1928年在同义公学教书，兼职做《民众日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为日后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29年起，他历任上海国立交通大学训导、贵阳大厦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国立中法大学外语系教授。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训导期间，他编写了《EnglishIdiomsinCurrentUse》（《英语习惯用语的日常应用》）。此书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业界反响非常强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于贵州、昆明、香港、青岛等地，在抗战大后方开展一系列经济建设事业，支援抗战，救国救民。1949年秋，胡雄定应王新元（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之邀，前往北京到中国人民银行兑外部工作。 胡雄定1957年调入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外语系任教，主要讲授英语语言文学的相关课程,直至1990年离休。他精通英语，兼通法语和俄语，教学认真，精益求精，并把早年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融入教学当中，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治学严谨，敢于创新，也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王宝童回忆：胡雄定常说，“一本书再厚，无新意一文不值；一篇文再短，是创见价值连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创新的科研精神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胡雄定在事业上追求恒远，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老骥伏枥。他87岁写成《英语一千常用单词用法详解》，93岁出版《英语相关词语辨异词典》，94岁完成巨著《英语短语动词用法词典》，95岁完成力作《莎士比亚诗作鉴赏辞典》。其中《英语一千常用单词用法详解》一书至今再版六次仍供不应求，成为几代外语学习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英语相关词语辨异词典》是胡雄定花费20年时间精心编撰而成。书中收编2096对成对词语，其中单词898对，词组1198对，配以释义与辨析。众所周知，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相关词语的辨异是比较难掌握的。它们在意蕴含蓄、修辞色彩、语法结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本词典就是把这类成对的单词和词组，一一加以阐释和辨析并说明用法，此外还有参考条目以供借鉴与引证。其工作量之大完全已经超越了一位古稀老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但胡雄定坚持了20年，为外语学习者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不仅震撼了世人，也激励了青年人只争朝夕、奋发向上的学习热情。 2001年12月6日,胡雄定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享年98岁。（张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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