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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余名孤残儿童一个爸爸
杨建锋和孩子们一起玩拼图游戏。 “爸爸，我也要自行车……”昨日，在市儿童福利院，看到有小朋友骑自行车玩耍，几个孩子就跑到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书记杨建锋跟前，向他要自行车。 “黄园园、陈政……你们再去买几辆，让孩子们好好骑。”杨建锋告诉记者，看着孩子们高兴，他心里就高兴。 150余名孤残儿童的爸爸 杨建锋今年40岁， 2013年2月，刚从部队副团职干部转业到市民政局工作不久的他，被任命为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书记。 “杨书记上任的第三天，有一个叫赵格格的弃婴病情很严重，当地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杨书记一直守在孩子身边。”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吴立君说，后来，杨建锋联系到上海的一家医院，最后又把赵格格转到法国的一家医院进行救治，手术非常成功。如今，法国的一个家庭正在为赵格格办理收养手续。 记者了解到，市儿童福利院是驻马店唯一的专业性儿童福利机构，现收养孤残儿童150余名。杨建锋就像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一样爱护着这些孩子，守护着这个大家庭。 “我要对得起这一声声的爸爸” 杨建锋认为，要教育好这些缺失亲情温暖的孩子，必须拥有超乎寻常人的耐心。 杨建锋每天都提前上班，因为他要把那些喊着爸爸、扑到他怀里的孩子抱个遍。对此，他感慨地说：“我要对得起这一声声的爸爸。” 有一次杨建锋值夜班，接收了一个双脚坏疽叫刘东辰的孩子。看着孩子痛苦的表情，他来不及打120，自己开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 当听到医生说需要截肢时，杨建锋哽咽着央求医生：“孩子才4岁，以后可咋办啊？能不截肢吗？”为了小东辰的生命，医院最终还是采取了截肢方案。手术后，杨建锋来到病房，看着小东辰本该长着小脚丫的地方缠满了白色的纱布，这个刚毅的汉子哭了。为了不让小东辰自卑，每次遇到小东辰坐着扭扭车去教室上课，杨建锋就会问小东辰的学习情况，并逗他开心。 记者问小东辰：“在这里你最喜欢谁呀？” 小东辰笑着说：“杨爸爸。” “福利院的孩子更需要我” 这是一份特殊的工作。 杨建锋无暇顾及家庭，12岁的儿子每到星期天就拉着不让他走。杨建锋对儿子说：“福利院的孩子更需要我。” 当妻子埋怨他：“你就住在福利院吧，家你也别回了。”杨建锋说：“那里的孩子就是咱们的孩子。” 周末，别人都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出去玩，杨建锋则带着妻子、孩子到福利院陪那里的孩子一起玩。 “单位的孩子比家里的孩子更重要，家里的孩子有亲人疼爱，单位的孩子没爹妈，我们要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得到温暖。”杨建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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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长沟，一个人撑起一个教学点
本报报道的安阳58岁教师王平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40年的感人事迹，引起了广泛关注。昨日记者获悉，社会各界纷纷为师生们献爱心，学校正在垒院墙，教室也被粉刷一新，安阳市一家医院现场为王平只诊断后，决定免费为其治疗。 5月5日本报报道后，张贺坨教学点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很多人打电话询问病情，各界爱心人士到教学点捐钱赠物。 当日，安阳市脉管炎医院的专家也到现场，对王平只的病情进行了细致的诊断，并决定免费手术治疗。王平只老师听说连忙摇头，称现在孩子快放假了，不能离开孩子。医院决定在暑假为其手术，这样可彻底根除王平只老师的疾病。 昨日，记者来到现场后发现，原来简陋的学校不见了，工人正在砌围墙、修大门。30多米长、3.5米高崭新的围墙已巍然矗立。 看到记者来了，正好下课的王老师很激动，一颠一拐地走出教室。 原来黑乎乎的教室不见了，现在教室已修缮一新，整洁明亮。 “感谢那些好心人，真的，这些天打电话关心我的，捐钱捐物的就没有断过。学校围墙、大门修起来了，教室办公室的内墙全部粉刷了一遍，黑板全部换成了磁性黑板，还捐了两台电脑，六个风扇，校园广播系统也开始应用，以后上下课我再也不用吹口哨了。感谢这些好心人呀……”见到记者到来，王老师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直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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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高位截瘫培养了大批学术精英
据新华社电只有食指能动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被誉为“另一个爱因斯坦”。在中国，脖子以下高位瘫痪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被誉为“中国霍金”。16年前，金展鹏突发疾病致瘫，但他以病躯坚守岗位，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创造了中国科技界的奇迹。 金展鹏是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攻相图学。1979年，他得到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出国留学机会，赴瑞典皇家学院做访问研究。 在留学期间，金展鹏潜心钻研，将传统材料科学与现代信息学糅合，首创了三元电子扩散偶——电子探针微区成分分析方法，实现了用一个试样测定出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而在此之前，德国科学家必须用52个试样才能达到同样目的。这一方法，轰动了国际相图界，被誉为“金氏相图测定法”。 正当金展鹏意气风发地走向事业巅峰之际，不幸发生了。1998年，因严重的颈椎病，他全身瘫痪，仅脖子以上部分可以动弹。 除了脑袋能思维，金展鹏吃饭要人喂，衣服要人穿，看书要人翻。然而，这样一位重度残疾者，却以非凡的毅力跟命运作着不屈的抗争。 在轮椅上教书育人、潜心科研16年，金展鹏完成了1项国家863、3项自然科学基金和1项国际合作项目；培养了20多位博士和硕士；撰写了17份关于中国材料科学发展战略的建议书。2003年，金展鹏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6年来，每天10时到12时、16时到18时，金展鹏的夫人胡元英都会推着轮椅，送他来到学校相图室，风雨无阻。 高位截瘫、青光眼、高血压……金展鹏的身体状况让人担心，但他总显得平静而坚强。 “学生是他的止痛药。”胡元英告诉记者，病床上的老伴常被病痛折磨，但只要学生带着论文来和他探讨，“他就立马忘了疼”。 金展鹏培养的50多名弟子，分布在17个国家，活跃在材料科学的国际前沿。“美国相图专业委员会有27名成员，其中6名华裔中的4名是金老师的学生。”学生郑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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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量：不写诗的诗人
王智量 江苏江宁人。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生于1928年6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国语言文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着有专着《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等，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译着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们共同的朋友》等30余部。王剑影 摄 《智量文集》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集中展示了王智量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 译文编： 《莱蒙托夫叙事诗集》 《黑暗的心 死者》 《我们共同的朋友》 《散文诗·帕拉莎》 《德俄四家诗选》 《安娜·卡列宁娜》 《叶甫盖尼·奥涅金》 《上尉的女儿》 《贵族之家 前夜》 创作编： 《饥饿的山村》 《海市蜃楼墨尔本》 《人海漂浮散记》 文论编： 《19世纪俄国文学史讲稿》 《智量文论集》 编者按 伴随着打字机的声音，体育馆中央变成了一个个书房，人们用表演向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等俄罗斯文豪致敬。这是不久前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场景。2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谈及自己的阅读爱好时，同样提到了这些伟大的名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智量日前出版了《智量文集》（14种，1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他突破语言的藩篱，使中国读者得以走进这些伟大的作品。 翻开书，走进文字背后的故事，感受一个人，一本书，一个时代。 ■特约撰稿 肖宇 86岁的王智量取出18卷《智量文集》中的一本，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莱蒙托夫叙事诗》应该叫‘诗体小说’的呀。”他从破旧的小沙发上站起身来，手一挥，声音高了八度：“中国古诗有‘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这难道不是诗体小说吗？” 莱蒙托夫的叙事诗，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叫法。但王智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即开始为此激辩，提出诗体小说是世界文学重要的文学现象，还特地翻译了莱蒙托夫的《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撰写有关论文，在从不发诗歌的《小说界》发表，并推荐刊登中国古诗《木兰辞》佐证。然而，他为此申报的科研课题，因审批者不了解“诗体小说”这一文体而搁浅。20年过去，他收集了新的资料，旧事重提。 他说，爱，就是力排众议，不离不弃。 怀抱这种爱，他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经典之作译介到中国；怀抱这种爱，他在艰难岁月，也不放弃对诗与美的追求，30年间，他将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了十遍，用笔抄写了十遍。 《智量文集》展示了王智量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但他坚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诗人。他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仿佛都只是为了和诗相遇。那些点燃他的诗句和诗意的镜头，一直在他的心里回响，不分时序地“自动”播放。 藏在诗里的命运 我那春天的黄金般的岁月/你们往哪里，往哪里飞驰/未来给我准备下了什么/我的目光枉然地搜寻着/它还隐藏在浓重的黑暗里……/操劳的白昼固然美好/黑暗的来临也很美妙！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在《智量文集》的“翻译编”中，诗歌占了很大一部分。王智量说，普希金的代表作、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的译稿是写在马粪纸、香烟壳、顶棚纸、小学生作业本上的。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而这本书，则是王智量生命中的“太阳”。从1952年开始背诵、翻译，到2014年文集收入这本书，已经过去了52年，他的译本在全国至少有五家出版社出了五个版本，再版多次，最初的那个版本，是他在30年间翻译了十遍，用笔抄写了十遍的译本。 【镜头一】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王智量坐在中关村中科院文学所的那间研究室里，墙上贴了一幅漫画：他躺在棺材里，抱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棺材盖上写着“白专道路”四个字。他走进厕所，再也忍不住眼泪。这时，着名诗人、当时的所长、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何其芳走了进来，用四川话匆忙地低声对他说了一句：“《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喏！”王智量回到宿舍大哭一场，毅然取出封存的俄文版《叶甫盖尼·奥涅金》，放进了行李。这是他带的唯一一本书。那一年，他28岁。 1958年初，他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河北平山县的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又转到甘肃，从此被“冰封”20年。此前，他已经小有名气，发表的论文和译作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文坛广泛关注。他能用俄文全文背诵400多诗节的《奥涅金》。何其芳最早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了他翻译的片断。何其芳对他说的这句话，成为他日后的精神支柱。 原本可能还有另外三个王智量：他有可能成为法官王智量——他最初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可能成为军人王智量——1949年2月北京刚解放，他就放弃北大法律系的学业，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穿军装，吃供给制。或者成为外交官王智量——这所学校是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其时，他在俄国人开的秋林图书公司买到俄文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也许冥冥中为他与诗歌、与俄罗斯文学结缘埋下了伏笔。 七个月后，他病了，回到北大，转到俄语系继续学业，后来成为俄语系助教、中文系教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镜头二】河北平山县的滹沱河边，王智量一个人静静坐了两个小时。他很想跳下去，但最后，他摘下头上的帽子，大叫一声：你去死吧，我不! 把帽子扔进了滚滚的河水。 在河北、甘肃偏僻的乡村里，春天撒下的种子要用脚踩实才能发芽。蓝天白云下，他一边双脚交替踩着刚刚撒下的稻种，一边在默念中寻找《奥涅金》的韵律和节奏，一句句翻成中文。回到住处，他撕下糊墙纸，找来香烟盒、草纸，从深夜到凌晨，凑着煤油灯如豆的光，记下白天想好的诗句。 《叶甫盖尼·奥涅金》让他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诗人王智量。 1960年年底，一场病，让他侥幸回到了上海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身边。带回的行李除了一套破旧的衣服，就是一本俄文版《奥涅金》，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废纸，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圆珠笔、铅笔、钢笔写满了译文。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病床上重抄译稿。 苦闷的时候，他经常去汾阳路的岳阳路口，那里有他老师余振先生家的灯光，还有普希金铜像。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住红楼，和余振先生的午休室同在一层，他每天中午去向余振先生请教。后来，余振先生也回到了上海，但他不敢去拜访，怕连累老师，直到1962年年底被“摘帽”。 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很难读书，但尽量读书，读同一本书——《叶甫盖尼·奥涅金》。其间，余振先生的镜头不断重叠，闪回。 1962年年底，余振先生来看心爱的弟子，看到黄色草纸上的译稿，心都碎了。他立刻赶回家，拿出家藏的《四部备要》第二编，冒着寒风到福州路卖了300元钱，塞到弟子手里。他带来自己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手稿给弟子看，那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俄文版的全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好几个通宵手抄的。“继续翻吧，我帮你改。”他说。 王智量每次想起这个镜头都忍不住流泪。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每周几次和先生讨论、修改，后来又增加了北大毕业生杜嘉蓁。他们三人字斟句酌，话题只有一个：《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 这一切到“文革”戛然而止。 “文革”中，他重新被监督改造，扛木头，四处做临时工养家。但他仍然早起晚睡，偷偷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 1982年，在前辈着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据理力争下，王智量改了十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他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在国内数个译本中，被誉为“标志性的译作”。同时，他和余振先生，也被誉为国内直译派的代表。 他把印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捧给余振先生看，余振先生说，“太好了！只可惜你没有把诗行搞整齐啊。” 王智量重新出发。他严格遵循老师的教导和观点，既忠实原诗的内容，又忠实原诗的形式，并且结合中国诗歌传统的特点，一遍遍修改。1996年，余振先生去世。他夜以继日，改出了一个每行十个字、整齐押韵的译本，奉献在先生的灵前。这个译本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此后，每次出书，他都要再改一次。这次出版的文集，就选用了这个版本。 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我一生不会写诗，但却因诗获罪，也因诗得福。说罢，像孩子一样放声大笑，像阳光穿透阴霾。 追索失落的诗行 请接受吧，朋友，我友好的誓言/请你接受来自我故乡的歌声/虽然这支歌，很可能，亲爱的朋友，是断裂的琴弦的最后的声音！ ——莱蒙托夫《最后的自由之子》 80岁以后的王智量总想参透自己的人生，可又总有些参不透。逢“8”的这一年，似乎总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1928年出生，1948年考入北大，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1988年退休前，校长突然到家里来，希望他再工作五年。 他总是谦逊地说，其实，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不过就是28岁后的那22年。18卷《智量文集》，绝大多数作品是他在复出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50岁。 他说：“我很拼命，每天只睡几个小时，4点半起床，一分钟都不浪费，就是想把那20年补回来。” 【镜头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二，作为兼职教授，他应邀到苏州大学讲学。上海到苏州的火车只有40分钟，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狭小的茶桌上摊开莱蒙托夫的诗，拿着纸和笔，旁若无人地一会儿摇头晃脑地读俄文，一会儿奋笔疾书。列车员越看越不对，便叫来乘警对他盘问。 复出的第一年，半年不到，他就完成了20万字的论着《论〈爱弥儿〉》，呼吁教育界要用世界名着塑造孩子，超越物欲，不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摆脱平庸和狭隘，学会在冰天雪地和灼热的岩石上也能生活。这是他多年来在非常岁月中对人性扭曲的痛切思考。这本书的手抄译稿交给了有关领导，后来领导去世，稿件不知所终。 更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至今找不到的三本诗集译稿：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德国诗人海涅的《归乡集》、叶赛宁的《抒情长诗》。 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没有合同，没有约稿，在今天的人看来，他自说自话地做这些事，简直就是自讨苦吃。但是他翻译、研究、写作，只有一个理由：“因为爱，因为喜欢，让我心跳，让我有话要说——不译、不研究不足以满足我的情感，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爱它，也不足以表现我的爱可能比别人更深一点。” 正是这种生命的激情，让他锲而不舍。1956年，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首诗无人肯翻，其中一首是关于普希金逝世的《纪念日的诗》。在余振先生指导下，这首译诗被收入我国第一部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他余兴未尽，又连写了四篇论文。58年后的今天，这四篇论文被收入文集第一次发表。此外，20多首海涅和叶赛宁的诗歌译稿，也是因友人的喜爱保存至今，被收入文集的《德俄四家诗选》，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点燃年轻的诗心 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强大。只是靠了它，只是靠了爱，生命才得以维持，得以发展啊。 ——屠格涅夫《散文诗·麻雀》 王智量说，诗歌如果仅仅是小圈子的个人专利，是诗的悲哀。 《智量文集》独具特色的是单设“教学编”，收入一部1979年的讲稿。 1979年，王智量再次走上大学讲台，给经过十年动乱的少男少女们讲俄国文学，讲诗，讲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并用俄文朗读。而在“文革”中，外国文学几乎全是禁书。 【镜头四】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会青年。阴冷的冬天，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望着窗外的滂沱大雨，默然无语。地上全是粉笔灰，整整一分钟，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 来自云南、内蒙古的进修教师杨正先、王梅，用砖头大小的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课，参照课堂笔记，逐字逐句地整理出十万多字的讲稿。 听说王老师要出文集，杨正先寄来了保存35年的手抄原稿，圆珠笔的字迹已经褪色。口语化的讲稿需要重新整理，此时，王智量生病住院。 王智量的一位编外学生整理了第二稿：山西晋中学院退休的外国文学教授马彰铭主动请缨。他在昆明短期进修班听过王智量的课，从此走上外国文学教师的路。 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接手整理了第三稿。1984年暑假，他在苏州大学的全国青年教师讲习班上听了王智量关于俄国文学的讲座，第二年便成为王智量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现在，他已经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感动于学生们的热情，王智量在病床上一边打点滴，一边整理了第四稿。 【镜头五】2003年，当年听课的大学生查建渝从美国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他和另外一位从国外归来的同学漫步校园，说起想念的老师，第一个就是王智量。夜里11点，两个人去敲老教授家的门。从被窝里爬起来的老教授披着棉袄，看到归来的学生就像看到回家的孩子，马上叫出了两人的名字，一把将他们拉进家门。谈起诗歌和普希金，王智量再次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激动地用俄语朗诵。 2012年王智量生日这天，查建渝和多位同学发起，为他组织了“文学生涯60年”纪念和庆祝活动。一百多名学生和着音乐，围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拍手高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腹的知心话儿没法讲出来……” 当年丽娃河畔浓郁的文学氛围，使华东师范大学被誉为诗人和作家的摇篮。纪念活动中，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徐芳等文坛名人，都抢着登台讲述记忆里王老师的故事和讲过的诗歌，和王智量紧紧拥抱。他每次都站起身来深深鞠躬。 王小鹰特地请求朗诵《叶甫盖尼·奥涅金》。她说，恋爱中的女孩子都应该去读一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她参观普希金故居时发现，那里每一个女孩子都像达吉雅娜一样美。 在美丑莫辨的年代，他的课点燃了年轻的心。 这次名人荟萃的活动之后，一群“小人物”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活动——他们是当年上海黄浦江边一所不知名的初级中学学生。“文革”中，被监督改造的王智量给这些学生当过四个月的语文代课教师。他们辗转找到王智量，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家排成一排，齐声背诵《木兰辞》全文。他们不是诗人，而是企业家、会计、城管、下岗女工，有的人已经退休，头发花白。 王智量热泪横流。 诗人气质，书生本色，王智量先生似乎一直活在20岁。《智量文集》中有两三百万字是他65岁退休后写的，包括三本小说，以及80多万字的译作《安娜·卡列宁娜》、《上尉的女儿》等。 记者为他拍照，他费力地爬上沙发，努力蹲下身子，凑到屠格涅夫的画像前，叫道：“我要和屠格涅夫在一起，不能把我拍得比他高啊！” 他一生四次接到邀请，但一次也没能到俄罗斯访问。 他曾经代表中国到德国慕尼黑参加学术会议，一位法国女学者用俄文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立刻站起身来和她一起朗诵。背完后，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生命和诗相遇，就像怒放的迎春花，跨越轮回，永远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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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教授张兴栋获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日前，美国国家工程学院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评选出的2014年院士名单，四川大学教授张兴栋院士因在“对肌肉骨骼的临床实验以及发展生物材料上的贡献”而榜上有名。据了解，今年美国工程院评选的11名外籍院士中，张兴栋是唯一一名中国人。 张兴栋196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固体物理专业，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长。1983年于国内率先开展生物活性人工骨（牙）及涂层植入体研究。1991年于国际率先提出并确证无生命的多孔磷酸钙陶瓷可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特有的诱导骨再生的作用，提出“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即通过材料自身因素的控制和优化设计，而不是外加活体细胞或生长因子，可赋予材料诱导组织形成或再生的生物功能，开拓了生物材料发展的新途径，获国家、部省级和国际科技奖10余项。 张兴栋说，骨诱导性人工骨生物材料具有独家性。这个材料通俗地说，就是人体组织器官损坏后，可以通过该材料植入人体，调动人体自身的康复功能，形成新的组织，既无异物反应，又可实现人体的永久性康复。该材料2013年临床应用至今已逾数万例，疗效良好。此外，他的人工关节的羟基磷灰石涂层技术成果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临床应用近10万例。 张兴栋说，一个人要在科研上取得成功，一是要顺应国家科研发展战略需求，二是要与产学研相结合，三是要有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兴栋就在实验中发现了“生物材料诱导骨形成”现象，并建立和提出相关的理论见解，但在行业内外受到质疑，甚至被人否定，被有些人称为“怪异想法”。但张兴栋对自己充满信心，他坚持不懈地探索。2000年，机遇终于到来。科技部批准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四川大学组建。中心立足生物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国际前沿和发展方向，围绕国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以组织再生和功能重建的生物医学材料及医用植入人体的应用基础工程化研究为总体目标，组建优秀研发团队，集科、工、贸、产、学、研于一体，依托国家“973”、“863”、科技攻关和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等数十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支持，张兴栋和他的团队在生物材料领域中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美国国家工程院是美国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成立于1964年12月，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工程院之一。截至目前美籍院士总数2250人，外籍院士214人，包括中国籍院士9人，分别是宋健、徐匡迪、周济、王淀佐、谢克昌、姚熹、郑哲敏、曹湘洪、张兴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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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捐安徽古建筑给新加坡高校
2013年4月8日电 香港知名演员成龙近日连发4条微博，表示将其收藏的部分安徽的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一高校。连日来，网友热议捐赠之事，并引发对安徽皖南古民居保护的关注。 4日晚间，香港知名演员成龙连发4条微博称，原本计划将20年前在中国国内买的十栋安徽的古建筑，择地修建好让父母住，不料父母都在十多年内相继离开。成龙表示，收藏的这些老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髓，如果不摆出来让人欣赏实在浪费。后经新加坡朋友牵线，答应把十栋安徽古建筑中的四栋捐给新加坡一高校。有媒体报道，成龙准备捐给新加坡方面的四栋徽派古建筑，市值过亿元人民币。 一石激起千层浪。捐赠消息一出，引发社会各界争议，仅成龙个人微博上的评论就超过5000条，网友们认为捐赠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有利有弊，但更希望徽派古建筑能留在中国。 网友管筱馨则认为，今后让此间安徽人去新加坡看那些精美的青砖黛瓦马头墙，情何以堪！ 网友小璐爱喝露露说，只希望能够将中华的灿烂瑰宝保存下来、但个人还是希望古建筑可以留在中国、妥善保护。在网友的热议中，这一观点占多数。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据了解，安徽省黄山市，是徽派建筑的发源地，青砖黛瓦马头墙的百年老屋，砖雕石雕木雕的精美绝伦，被誉为传承徽州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其中代表西递、宏村的古民居，则在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以来，为保护好古村落、古民居的文化遗产，黄山市实施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对101个古村落和1065幢古民居加以保护和利用，建成了湖边古村落、黎阳故邸等一批集中保护地。但在此前，有很多老宅或被整体卖到外地，或被拆解出售，使得很多徽派古建筑“流失”。黄山市政府官员曾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表示，自《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正式实施，黄山市的古民居一律不给“外出”，部分曾经流出的古民居、古构件正在“回流”。 黄山市文化局胡荣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黄山市相关方面正想办法与成龙本人联系，希望能以恰当的方式让其回归本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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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在山里孩子身边
他是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中心小学的数学教研组长，在数学高级职称考试中得了全区第一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他32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主动请缨到到一所僻远高山小学当一名普通教师。面对大山学生提出的“郑老师，您明年能不走吗”的挽留，郑福龙微笑且坚定地告诉他们：“老师不走了。”这一承诺就是四年。 “我知道一名好老师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有多重要” 2009年暑假的一天，郑福龙无意中得知鄞州区横街镇爱中小学只剩下一群平均年龄53岁的老教师，由于教师年龄老化，学校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第二天，他就主动向所在的横街镇中心小学和横街镇教辅室提出要到爱中小学任教。 “人家都从边缘地区往城镇调，只有你往山区调！”“好好的中心学校不待，为什么去山里教书”？”在得知郑福龙要调去山区学校时，妻子和朋友非常疑惑。 面对诸多不解，郑福龙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2009年9月1日，32岁的郑福龙成了爱中小学最年轻的教师。 到了爱中小学后，郑福龙发现许多老教师普通话说得不标准，教语文有点吃力，再加上近几年语文教师退休得比较多，语文教师存在缺口。为了让山里娃能像城里孩子一样接受优质教育，郑福龙拿起了语文课本，从一名数学老师变成了语文老师，还担任了毕业班的班主任。 在郑福龙的努力下，孩子们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执教语文，郑福龙还执教信息课。除此之外，他还身兼多职，出纳、人事、司机、修理工…… 刚来山里的头一年，许多学生会问郑福龙一个问题。“郑老师，你明年还教我们吗？”“老师，我们大家很喜欢你，明年你能不走吗？”原来，横街镇中心小学以前每年都会派年轻教师到爱中小学支教，但支教老师都是留一学期或一年就走了。面对孩子们的担忧，郑福龙每次都微笑着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老师不走了，就留在这里。” “作为老师，我唯一能给学生的，除了知识就是爱”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外迁，爱中小学生源逐步缩减。到2009年，全校只有150名学生。而到今年，这座高山上的学校只剩下35名学生和8名教师，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和外来孩子。 这里的学生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心理较敏感脆弱。郑福龙刚做班主任不久，就发现有个单亲学生是学校里有名的“小霸王”。为了教育他，郑福龙想了许多办法。郑福龙从班主任手册中查到他的生日，偷偷地买了一个蛋糕，亲自把蛋糕送到他家里，还为他唱起了生日歌。就在这个学生生日的后一周，郑福龙收到了他写的第一篇周记：我真没想到郑老师会来我家，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来向爸爸告状的。看到他手里的蛋糕我明白了。我很想当面跟郑老师说声谢谢，因为我好几个生日都没有吃过蛋糕了。这个孩子从此在学校里表现不错，成绩也不断提高。 郑福龙说，凡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人，都深知农民打工的辛苦和无奈，作为老师，我唯一能给学生的，除了知识就是爱。 “孩子们的一点点小进步，就是我的大幸福” 冬天里的大山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凛冽的寒风和不便的交通。 因为下雪，平常用于出行的公交车全部停运。由老师护送学生回家。郑福龙护送的学生最远的有七八公里路，直到把学生安全送到家，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 四年山里任教，郑福龙最觉亏欠的是对家庭的吝啬付出，错过了儿子在成长过程中许多的“第一次”。因为上班路途遥远，而妻子的上班时间又比一般的单位要早些，郑福龙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刚满两周岁的儿子送到了一个全托的幼儿园就读，只有周末一家人才能团聚，他的心里十分愧疚。郑福龙说，每当我回到爱中小学，看到学生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我告诉自己，你的“舍得”是值得的。 说起未来，郑福龙说，他将依然坚守那座青山绿水间的爱中小学，坚守儿时的理想和人生的方向，坚守一颗平凡的心做些平凡的事，坚守在每一个山里孩子的身旁直到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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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秀忠：特教生的“校长妈妈”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智障孩子充满快乐。 今秋新学年开学，广西灵山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邓秀忠站在新学校门前，看着她的82个“孩子”陆续返校，心里感慨万千。一年前，这所占地10.26亩的新校园投入使用，12间宽敞明亮的教室，18间舒适整齐的宿舍，各种教学设备、设施一应俱全。偌大的操场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天堂。 15年前，学校成立之初，这里仅有一间教室、一间宿舍、2名教师和6名学生。那时，邓秀忠刚从普通学校来到特教学校，从此就在这里默默耕耘了15个年头。 学校刚成立时只招来了5名学生，这些孩子最小的12岁，最大的已经18岁，都是聋哑人。学生入校之初，由于对新环境不适应，情绪很不稳定，抢饭吃，争凳坐，随地大小便，在教室里打架是常有的事。邓秀忠每天从早到晚跟着他们，从最基本的洗澡穿衣教起，慢慢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和与人交往的兴趣。 邓秀忠就像一位妈妈，学生感冒发烧，她陪着打针直到深夜；学生放假走失了，她比谁都急，在大街小巷苦苦寻找…… 为了让学生能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工作，邓秀忠根据学生们的不同特点开设了劳动技能课。如今，邓秀忠的学生大多已在各行各业找到各自的岗位。 近年来，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加，原有的校舍已满足不了学生们的教学和生活需求，在筹备学校的改扩建工作期间，邓秀忠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到社会上发动热心人士捐款，筹集到资金20万元。新校园落成那天，她自己却因劳累过度病倒在床上。 邓秀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即使是智商有缺陷的孩子，一样可以传递爱和温暖。”15年，她用爱撑起了残疾孩子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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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5名校卫队保安考取国内知名大学研究生
日前，郑州大学保卫处举办朴实、隆重的仪式，欢送自学考取国内知名大学研究生的王强强、张前进、赵威、冯阳、白鹏飞等5名校卫队员。 王强强是这5名考上重点大学研究生的队员中的一员，在我校完成了自己从高中生、高校保安到知名大学研究生的励志人生。2009年高中毕业后，王强强从农村老家来到我校保卫处当上了一名校卫队员，几年来，在完成保卫处繁重、辛苦的值班、巡逻工作之余，他没有一天放弃过学习，靠自学考试先后获得了大学专科、本科学历，并于今年6月份以高分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强强接到西南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仍然坚持保卫处暑期值班工作，一直到9月初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张前进、赵威、冯阳、白鹏飞4人均是河南某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慕名来到郑州大学保卫处校卫队，边工作边学习，努力实现他们自立自强的“中国梦”。张前进，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控制专业录取;赵威，被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录取;冯阳，被河海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录取;白鹏飞，被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录取。 我校保卫处始终坚持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理念，不仅在维护校园安全，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方面做出了应尽的贡献，而且不断强化自身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校卫队员综合素质，在校卫队员的招收、培训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严格要求，同时注重素质教育和人性化管理，积极创造条件，为校卫队员业余自学深造提供帮助。十几年来，保卫处有多名队员通过自学获得大学本专科学历，考取国家公务员，有的甚至考取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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