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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女孩自制爱心糖霜饼干送福利院儿童 完成男友心愿
90后女孩制作爱心糖霜饼干，欲做圣诞礼物送给福利院儿童。 90后女孩制作爱心糖霜饼干，欲做圣诞礼物送给福利院儿童。 90后女孩制作爱心糖霜饼干，欲做圣诞礼物送给福利院儿童。 圣诞老人、小房子、小花环、小海星……一名90后女孩制作出一套形态各异的糖霜饼干。而她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赶在圣诞节前，满足男朋友帮助一名福利院儿童的愿望。 90后女孩看图片制作糖霜饼干，可以假乱真 圣诞老人、小房子、小花环、小海星、小白兔、小狗熊……这些漂亮的物品，并非图案，也非工艺品，而是秀色可餐的糖霜饼干。 12月23日上午9时许，曼哈顿一栋商住楼的工作室里，桌子上摆放着一些已经制作完成的糖霜饼干。这些糖霜饼干，如同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要不是有人说透，很难猜出这些五彩缤纷的貌似工艺品的物品竟然是美味可口的饼干。 饼干的主人是一名90后女孩，叫马丁楠。她说：“我几年前在一家公司做前台接待，由于长时间坐着，患上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病，后来不得不辞职在家休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家国外网站上的一个圣诞派对看到甜品桌上摆放了好多漂亮的小东西，后来才知道它们并非工艺品，而是美味可口的糖霜饼干，于是便喜欢上了。通过网上搜索，查阅资料，自己买来原材料，尝试制作。经过多次失败，几个月后便能够制作各色各样的糖霜饼干了。现在，只要谁拿来图片，我就能制作出，足以以假乱真。” “这些糖霜饼干由高筋面粉，进口食用香精、食用色素制作而成，如果调整比例和配方，可以把它们当作工艺品长时间存放。当然，既然是食品，保质期外就不可食用了。”马丁楠乐呵呵道。 制作糖霜饼干送福利院女孩，满足男朋友帮助他人的愿望 马丁楠介绍说，她男朋友是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的一名青年志愿者。他多次去郑州儿童福利院做公益活动。有一次，福利院一名小女孩翻看他手机时，看到里边糖霜饼干的图案，非常喜欢。于是男朋友答应送她一套。为了帮助男朋友完成心愿，马丁楠特地制作了一套糖霜饼干，准备作为圣诞礼物送给那名福利院的小女孩。 准备把郑州标志性建筑都做成糖霜模型 据悉，制作糖霜饼干工艺倒并不复杂，但原材料要求高，因此成本不低，制作糖霜饼干大都用来观赏一段时间后才食用。 “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制作一套糖霜饼干，涵盖郑州所有的标志性建筑。比如：二七纪念塔、中原福塔、玉米楼、会展中心、郑州火车站等等，留作纪念，发在朋友圈中向大家展示，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郑州。”马丁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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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风雨16年养大脑瘫女儿: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12月23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刘女士和女儿“小小”在川大校园里观赏冬日银杏之美。 几天前一个午后，我与刘女士母女偶然相遇。前同事发动亲朋募集了一笔钱，我作为华西社区行记者跟随，送到家中。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刘女士的女儿形同“大婴儿”，生活无法自理。坚强的刘女士把她养活，如今女儿已16岁。这位母亲戴着超厚镜片，眼神淡然如水。 临走前，她感叹说：“你看外边银杏黄了好漂亮，但我已经抱不动她，娃娃看不成了。未来怎么办?根本不敢想。”这不经意一句话，却让我难以释怀。几天后，我决定再去找这对特别的母女，听一听她们这16年来的故事。 刘女士至今珍藏着两样东西，一个是小小出生的手环，一个是病危通知书。“它是伤心的回忆，但也是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见证。” 孩子早产 手腕拇指粗，隐约觉得不好 冬至来临，华西都市报记者走进了位于成都郭家桥的川大竹林村刘女士的家中。她的女儿“小小”坐在客厅轮椅上，咿呀了几句，吐字不是很清楚，手脚乱蹦。“她记忆力好得很，说你上星期三来过，衣服穿得不一样。”作为妈妈，刘女士是唯一能听懂女儿说话的人。 小小是一个脑瘫孩子，生活无法自理，因为发育的原因至今只能坐在轮椅上，她也不能吃辛辣食品。急匆匆跑下楼买来饺子，刘女士喂着她吃，这样就算是过冬至。喂完女儿吃的，刘女士再吃自己的饺子，但碗里的饺子已经变冷粘到了一起。 小小的身体情形远比普通脑瘫儿更为复杂，就像一个“大婴儿”。这一切的变故，都要从16年前说起。 刘女士至今珍藏着两样东西，一个是小小出生的手环，一个是病危通知书。“它是伤心的回忆，但也是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见证。” 出生手环很小，刚好套住大人的拇指，而它当时是套在小小的手腕上的，因为她是早产儿。小小出生才2斤多，医生诊断心肺发育不全，是低体重儿。隔壁病床胖乎乎的宝宝放在小格子里，刘女士羡慕得不得了，她隐约觉得，自己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16年后，她平淡地说：没想到，她的人生因此会巨变。 医生看了一眼小小就说：脑瘫。“为什么她享受不到正常的幸福?后来我想，不能钻牛角尖，给自己另外一个思路，要好好活下去。” 随着小小逐渐长大，刘女士带她出门越来越困难。 孩子脑瘫 “换一个思路，好好活下去” 小小实在太小了，连医生都不能肯定养得活，输液的时候，因为血管太细，扎了十几针都扎不进去。出院时医生告知，娃娃以后可能有问题，发育会缓慢，但初为人母的刘女士发誓：无论多苦多难，一定要把孩子养活! 刚开始几个月，刘女士尝尽苦头。因为过于伤心断了奶，她只能用医生给的吸管来喂，小小一顿吃得少，2到3小时就要吃，折腾得她快崩溃了。 快乐带来支撑。小小慢慢长大，开始和她有了交流，10个月的时候，她就会喊妈妈。 刘女士说，她一度认为把女儿养得很好，却没想到不久后迎来的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小小2岁多时，就有亲友嘀咕，娃娃不大对劲。她带着小小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说：这个就是脑瘫。刘女士又气又急，换到另一家医院做了CT，结果显示小小双侧脑室扩大，是脑瘫。 刘女士清楚记得，自己走出医院，便号啕大哭了起来。“为什么她享受不到正常的幸福?后来我想，不能钻牛角尖，给自己另外一个思路，要好好活下去。” 小小说话吐字不清，外人无法听懂在说什么，但她能懂。“女儿的喜怒哀乐，只有我晓得。她完全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 丈夫离家 特殊的情感支撑母女相依16年 小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变，刘女士的丈夫离开了家，直到现在也是分居状态。她说，小小是主要因素，丈夫也在意孩子、疼爱孩子。但是对这种局面，他无法接受。她是城里人，丈夫是农村来的，但丈夫的自尊心太强，认为凭什么自己的孩子不如人家，就选择了逃避，怨天尤人。曾经她恨丈夫不能共苦，但现在也坦然接受了。 刘女士辞掉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小小身上。当年，小小得到残联的免费康复支持，全成都才选了50个，这让陷入经济窘迫的刘女士欣喜不已。 和女儿特殊的情感交流，一路支撑着她。有一次，她载着小小路过菜市场，拐弯时摔倒在地。菜市场路人把她和小小扶起来，小小沾了泥的脸还在笑，她所有的委屈瞬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眼镜大姐，下次骑车要小心啊!”路人提醒说。回到家，小小天天学着路人叫她眼镜大姐，“这十几年来，这些就是女儿带给我不一样的快乐。”刘女士说。 “(视网膜)不能掉，我不能害怕，我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如果真掉了，我还有一个‘眼睛’，那就是小小，娃娃以后当我的眼睛。”视力1.0不到已领残疾证。 刘女士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做康复锻炼。 “娃娃以后当我的眼” 16年就这样走了过来，刘女士最远只去过三圣乡，曾经爱美爱旅游的她，已经将这一切全部丢弃。 曾经，不止一人劝她：送到福利院去，你去上班，过自己的生活。孩子有人照顾，看不见孩子，慢慢就适应了。 “也许有人能行，但反正我不行，也没有原因。我没有试过，但不用试我也知道。小小离开我哪怕一天，她就会生病。如果非要离开，我带她一起跳楼，都要好一点。” 小小吃饭、上厕所都得靠她，小小的尿特别多，一天最少十几道。如今，她出门都很慌张，会把需要买的东西提前一天写在本子上，计算好最省时的路线，然后给小小穿上尿不湿，快去快回，天天如此。她说，除了她这个妈妈，谁也做不了。 这些年来，她靠着一点低保和父亲的退休金，艰难度日，连孩子听音乐的手机都是同学送的旧手机。随着小小长大，新的烦恼开始袭来。前几年的时候，康复中心移到城西金雁路，每天早晚都是高峰期的时候，她都是背着小小走一截、赶两趟公交、再走路，长期劳累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痛得无法下床，从那以后再也不能背小小了。 小小最喜欢阳光和银杏，以前每到这个季节，她会背着小小到附近的川大南门看银杏。而现在，凭她一人之力，已经无法将小小背下楼。今年以来，小小只下楼两三次，不可能再看银杏，只能呆在屋内听手机音乐。更严重的问题是刘女士的眼睛。本来就高度近视的她，因为长期过于劳累，加上当年连翻打击天天流泪留下的病根，去年以来看东西会出现黑点，医生检查后说，她的视网膜随时会脱落。如今视力连0.1都不到，不久前领了残疾证。 未来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正在给女儿喂饺子的刘女士停顿下来，“不想远嘛，只想近的，干脆就不想了。”隔了一会儿，她笑了笑，说：“(视网膜)不能掉，我不能害怕，我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如果真掉了，我还有一个‘眼睛’，那就是小小，娃娃以后当我的眼睛。”（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逢春 摄影 吴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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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硕士毕业回老家种果树当农场主
刘丽娟走在刚刚平整出来的小路上，这里以后是农场的入口 今年29岁的刘丽娟，2013年7月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毕业，获得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学位。头上顶着中科院硕士的光环，刚毕业的她就在成都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在朋友亲人眼中，她前途一片光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今年7月，她却递交了辞呈，回到了老家巴中市通江县苟家坝村，拿出全部积蓄并向银行贷款，跟附近乡亲租用了百亩土地，打造起了生态农场。放弃在办公室的舒适工作环境，回老家扛锄头当农民，刘丽娟的行为招来了旁人异样的眼光。对此她却有着自己的坚持：我有一个梦想，拥有自己的农场，自己当农场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创业，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能给老乡带来一些帮助，我会觉得很愉快。 核心提示 “说出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太浮躁，但我其实是个专一的人，我只是想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刘丽娟说，她一直以来喜欢并想达成的愿望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成为一名农场主。 希望生态农场在打造完成后，不仅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能给附近的乡亲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 硕士喜欢大自然 回田间劳作 12月4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了巴中市通江县苟家坝村刘丽娟家的老宅，老宅旁的土地已经平整出来了。 在一个刚挖好的水塘旁站着一位着深色衣服的女子，她就是刘丽娟：头上还粘着几根枯草，皮肤有些黑，手上满是泥土，这个模样，很难将她与中科院女硕士的身份联系起来。闲谈中，记者得知，刘丽娟打算按照自己的规划图来将平整好的土地划分区域。 洗净手上的泥土后，刘丽娟讲述起她的求学经历：从小生活在山村，高考考上了宜宾学院，之后又拿到了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刘丽娟说，自己所学的生态学专业不是实验室内就能提升专业水平的，经常会到一些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里做调研、采集标本做实验、分析附近的一些工业产业是否会对生态造成影响。她还有过不少在深山老林中露营的经历，让她喜欢上了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毕业两年换了三份工 她还是想当农场主 毕业后，刘丽娟想创业，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第一桶金，她决定先找工作提升自己的社会阅历。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一所重点大学，给研究环境工程的老师当科研助理。“看起来专业对口，但要接触各种项目，应酬太多，不是我想要的。”三个月后，刘丽娟选择辞职，但这份工作让她谈生意的能力提升不少。第二份是在一家植物提取物公司，做进口药材方面的工作，但并非她所喜，三个月之后，她又辞职了。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环保公司做项目申报，她干了一年多。刘丽娟表示，这份工作相对而言专业比较对口，薪资加上提成也不低，但她心里似乎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忘了你的梦想么？ “说出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太浮躁，但我其实是个专一的人，我只是想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刘丽娟口中喜欢的事情，就是她从大学以来就有的愿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成为一名农场主。 全家总动员农场已经开工 “刚刚听到娟儿的这个想法，我肯定是一万个不愿意。”刘丽娟的母亲告诉记者，她还记得女儿考上大学时，曾有邻居嘲笑她，女娃娃读那么多书干啥，最终还是要回来“背背篓”（指当农民），后来女儿在成都找到了好工作，自己也感觉很有面子，没想到最后还是应了那句话。 为了做通母亲的工作，刘丽娟打了不少电话，最终搬出了一个法宝。“我弄这个农场是我的专业对口，以后做好了，还能让弟弟也来一起做。”刘丽娟的弟弟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一直是刘母心中的一个结，听到女儿这么说，刘母最终转变了想法，甚至自己也加入进来，成了女儿事业的“后勤主管”。 今年七夕节，刘丽娟结婚了，但幸福的二人世界没过多久，刘丽娟便离开了成都回到老家，办起了自己的农场。“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国庆节，他过来看我，但没待几天，又不得不回到成都忙工作。”刘丽娟的丈夫在成都市一家保险公司上班。尽管两人相聚的时间不多，但会保持每天都能通上一次电话。丈夫尊重自己的意见，刘丽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希望能在农场完工后，和丈夫在自家的农场中举办一场婚礼。 百亩生态农场已投入30万 获得家人的支持后，刘丽娟邀请她的老师先后2次来到苟家坝村，考察村里的水质、土壤等情况，并确定适宜种植的果树。找老乡租赁土地，以每年四万元的总租金，签了20年的合同，一年一付，租赁了百亩的土地，打造起自己的生态农场。 目前，刘丽娟的生态农场通过自筹和贷款已经投入了30多万元，前期的土地平整工程也已大体完工。 刘丽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庄园，以后将以种植业，如桃子、脆柿、碧根果等果树为主；会有一些较名贵的干果品种，如果全是鲜果的话，万一滞销，可能会赔本。同时，还有生态养殖产业，目前已在规划修建猪舍、鱼塘，刘丽娟表示，自家的猪和鱼都不会喂食饲料；另外，还会有牛、羊、鸡等，都不会圈养，主打原生态，迎合现在的消费倾向。 农场的施工已经开始，刘丽娟也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考勤制度：每天早上7点起床，指导工人按自己的意图施工；午饭后，去联系一些厂商，争取订单；下午继续完善自己的规划设计图。 现实中遇到不少难题 刘丽娟的土地是租赁附近老乡的，在施工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矛盾。“比方说，这里我本来是打算砍掉树，建一个沼气池，但是老乡说这棵树是他留着百年之后来打造棺木的，我当然会尊重他的意见，重新调整规划。”刘丽娟希望有共同志向的年轻人，能够联系她并加入她的团队。 刘丽娟称，如今道路问题也是制约工程进度的一个因素，目前苟家坝村的村道还未修到刘家老宅处，施工所需要的材料，只得请人背来，增加了成本、减慢了进度。前期投入的30余万元，除了土地租赁费用外，最多的便是用在了施工上。最让刘丽娟烦心的是，由于老宅中信号太差，手机时常都没有信号，更不要提电脑网络了。“消息太闭塞了。”现在她每天不得不走上几公里路，到信号好的场镇上用手机上网浏览，获取新的资询，每月的流量费都是一笔开支。 在刘丽娟的理想中，生态农场最终将投资百万，自己手中现在缺乏资金，可以等到第一批产品销售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打造，慢慢累积。等到完工，不仅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能给附近的乡亲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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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好哥哥”李渊：自强不息传递正能量
12月1日，虞城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残联、县民政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带着轮椅、书包等慰问品来到该县闻集乡看望自强不息、背着妹妹去上学、被人们誉为“商丘好哥哥”的李渊兄妹。 今年11岁的少年李渊和6岁的妹妹李念颖，在该县闻集乡高李楼小学分别读五年级和一年级。每天，他都要背着双腿残疾的妹妹，沿着曲折的乡间小路去上学，3个多月来风雨无阻。 2009年的一天，李念颖呱呱落地。然而，她见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比预产期早了两个多月。作为一个早产儿，加上分娩中间的缺氧，她一出生，就开始在生死之间徘徊。抢救一个星期后，医生把父亲李松领叫到办公室，悄悄告诉他，这个孩子救不了了，让尽快办理出院手续。 回到家中，孩子奄奄一息，奶奶高秀云不愿意放弃，熬了米汤，一勺一勺把米汤送进孩子嘴里。最后，奇迹出现了，孩子活了下来。然而，随着慢慢地长大，同龄的孩子都满地跑了，李念颖却只能抱着。 到医院一检查，又是一个晴天霹雳：脑瘫。父亲李松领借来钱，抱着孩子跑遍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医院，得到的结果仍让他很绝望：这个苦命的孩子，有可能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4岁，她再次创造了奇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后来，竟然能慢慢挪动身体了。虽然，走路时歪歪扭扭，每次花上几分钟，只能挪动几米远，但总算站起来了。同龄的孩子，都在父母的呵护下上了幼儿园。有时候，小念颖看到伙伴们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也对着奶奶哭闹起来，想去读书。 农村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私立的，问遍了附近的幼儿园，没有一个愿意接受李念颖的。无奈之下，她只有在奶奶的看护下，在家玩耍。幸亏李念颖有个好哥哥。只要一放学，李渊就会飞奔回家，找到妹妹，两个人在一起做游戏、教妹妹认字。 更多的时候，李渊会背起妹妹，找到小伙伴一起玩耍。可以说，李念颖因为哥哥的爱，童年也是美好的。 今年秋季开学，李念颖到了该读小学的年龄。奶奶高秀云找到了高李楼小学的校长岳增涛，学校研究之后，决定接收这名特殊的孩子入学。 从高李楼小学到李渊的奶奶家中，大概1里多地，说起来并不远。然而，有部分道路是乡间泥泞的小路，特别难走。李渊的父母都在昆山打工，爷爷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奶奶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行动不便。于是，接送李念颖的任务就落在了李渊的身上。 每天放学，一年级教室里的孩子都陆续地跑出教室，唯有李念颖坐在座位上等着哥哥。李渊跑到妹妹身边，先是弯下身子，让妹妹把胳膊搭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扶着妹妹的腰，一下子，妹妹就爬上了哥哥的背。 李渊背着妹妹走出校园……他身上背的，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这位年仅11岁的少年，替父母承担着照看妹妹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的是温暖。 为了照顾李念颖，老师专门让她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双脚不便的她可以靠墙歇息。还有老师把孩子的衣服也拿了出来，穿在了兄妹俩身上…… 11岁少年李渊的事迹令人感动，商丘天恒热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子奇闻讯后，给兄妹俩带去了两身新棉衣、营养品及1000元现金。 11月24日，大雪纷飞，闻集乡党委书记牛子健带领几名乡干部，冒雪赶到李渊家中，给孩子带去了1000元钱和一些营养品。 许多爱心人士表示，将在雪后路况转好后前去看望兄妹俩，并献出一份爱心。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如潮的爱心让兄妹俩心中充满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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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人家出了11个博士
干荣珠 浙江青田一户人家出了11个博士(图)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学习工程学的都知道干毅的大名，这个来自青田，毕业于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和英国剑桥大学，被周恩来称之为“文武全才”的科学家曾经是科学界的泰斗人物。他在文革中经受非人的遭遇，却始终保持豁达的人生态度，在教育上更是将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乐观的精神传递给子女。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们家走出了11个博士，他的大女儿干荣珠是孟菲斯州立大学博士，长子干高雄和次子干小雄都是堪萨斯州立大学博士。 所以干荣珠注定是个不凡的女子，不只是因为她有一个文武全才的父亲，她们家走出了11个博士，更重要的是，她严谨的学术态度、坚定的学术信念和卓越的学术贡献，让她的名字享誉生物医学界。 一步一个脚印，这是信念 从启蒙到成为博士，可以说父亲是干荣珠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却依旧坚持每个周末带着孩子去野炊，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亲近，更是一份豁达的人生态度。尽管父亲言语不多，但他的“身教”足以让每个孩子在潜移默化中铭记。 初中时，受父亲的影响，干荣珠确定了自己此后一生的目标——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因为父亲被划为右派，少年时的干荣珠求学并不容易。尽管她的成绩足够优秀，上清华都绰绰有余，但最后只能投考华中工学院（华工）。 毕业后，她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下乡接受再教育。她在总口农场劳动一年后，又辗转到湖北第一贫困县竹山县做技术员，工资少不说，还要时不时拉出去批斗批斗，然而，她始终谨记父亲的教诲不忘学习。1978年暑假迎来了她的春天，全国各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干荣珠成为华中工学院的力学研究生，她离她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 “我感到生物力学会是以后的潮流、趋势。”于是，40岁的干荣珠开始了自己的出国学习之路。因为不懂外语，只能依靠他人的翻译进行学习。 然而世上的障碍在遇上梦想和毅力后都能迎刃而解，终于在1988年，她获得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应用数学硕士。之后，她拜在冯元桢教授门下，而后顺利获得美国孟菲斯州立大学（Memphis）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如今，干荣珠已是当今生物医学工程界的知名专家，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组织和器官生物力学、听觉可植入式装置、生理系统的理论建模以及血液动力学和生物流体力学等。近年来主要从事可植入式人工中耳及耳蜗的研究，是著名的华人生物科学家。1999年以来，在美国主持20项科研课题，总经费达到380万美元。 她的主要成就包括：建立了目前国际上最精确、最完善的人耳有限元模型，并获得美国专利；领导科研团队研制成功SOUNDTECDirectSystem（部分植入式电磁感应人工中耳），并获FDA认证；领导科研团队研制成功全植入式中耳助听设备THIS，并获得专利；开创耳组织器官的微观生物力学研究。并发表科研论著（SCI收录）50余篇，参编专著5部，会议论文130篇；培养博士研究生20多名。 干荣珠不仅对待自己要求高，对待自己的学生亦然。招生时，她每次亲自面试、考察，并且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规规矩矩，不能三心二意。 故乡，是割不断的根 旅居美国多年，干荣珠依然能够说一口地道的青田话，她喜欢吃糖糕、山粉糊等青田特色的吃食。 她的父母（干毅和项月眉）都是青田人，在家里，青田话是一家人日常交流的常用语言，父亲会经常说起家乡的事，母亲会时常做些家乡菜。如此种种，让他们兄弟姐妹八人也对家乡心生向往和思念。 1955年，10岁的干荣珠第一次踏上了故乡青田的土地，并在青田县城上了一年的学。并成为她童年里美好的回忆。 “父亲、母亲一直都很怀念家乡。常说要回家看看！”干荣珠说，由于母亲思乡心切，2009年，干荣珠带着年迈的母亲回青田。 之后，几乎每一年，干荣珠都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家乡青田。2010年8月8日至9日，干荣珠携女儿季英慧及其亲属回乡。她诚挚地说：“我们深爱这片土地，故乡的变化让人欣慰、令人鼓舞。” 女儿季英慧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及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现为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 在教育上，干荣珠不忘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子女知道根源。而故乡，是一个家族的根源，有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家乡，是我们永远的根。”说着一口流利家乡话的干荣珠坦言，今后，她还将带上自己的女儿及亲友一同回来，让这份“乡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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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走进内蒙古高校 ：聊媒体人如何讲故事
图为活动现场边建平摄 “传播的核心是什么呢？传播的核心恰恰就是讲故事，把你想要传达的东西让人自发地、入心入脑入耳地吸取并信服。还有比这力量更大的么？” 17日下午，央视名嘴白岩松作客“部校共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与在座师生们聊起了媒体人如何讲故事。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系列讲座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建传媒学院、开展深度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讲座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容、历史脉络、精神实质和核心价值开展，旨在提高广大师生和媒体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析现实问题和创新新闻传播的能力。本月央视名嘴康辉也曾做客讲堂，与师生互动。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曾担任多项新闻节目主持人，现主持《新闻周刊》、《新闻1+1》等节目。 白岩松表示，随着当前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人们的习惯也在进行改变。当前所有的媒体都应该重新思考传播规律和如何讲故事。“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你想传播的东西、主流价值观，用能够使人入脑入心的方式，吸引别人选择你。这是正在进行的一场毫无硝烟的、却又非常残酷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洗牌。” 在白岩松看来，相较于刻板的、“硬”的报道，现在的受众更倾向于像电视剧、电影、话剧这样讲故事的表述，更何况人天生是爱听故事的。所以，整个传播写作在发生变化。“为什么会这样？5个W的新闻导语写作模式是由报纸定下来的规矩，而新的写作模式是由网络和电视制定的。新的导语写作越来越强调的关键词是主人公、故事、悬念、戏剧化，这就意味着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在这20、30年已经全方位地向讲故事的模式转变。” “媒体的媒是什么意思？做媒的媒呀。”白岩松表示，由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传媒就应被要求去关注人、说人话，去研究人的心理。传播归根到底也是心理学的过程。 而这其中，记者所干的，就是挖掘新的细节、新的角度、新的表述方式和新的人物故事。“这也是新闻人每天所焦虑的，我能找到新的细节么？当我找到新的细节后我能不能找到新的角度？”白岩松如是反问道。 在白岩松看来，传媒这碗饭并不“好吃”，“有能力”是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要素。能力强，不能做的选题也能做；能力不强，简单的选题也不敢交给你。“想要干新闻就要明白这一点。选择一份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就得行动，行动要有能力。把自己打磨的更有能力，永远是拓宽新闻空间、和完成党和社会、人民交予你新闻宣传任务的最重要手段。” “一边学着新闻，一边‘不务正业’。”现场提问环节，白岩松也为传媒类专业学生支招。白岩松表示，新闻一定要在学大量新闻实践的同时，对历史、文学、社会、心理等有多方面的了解。“新闻一定是几种因素的混搭。” “尊重规律，学会讲故事，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多聊。”白岩松如是道。（作者：乌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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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6年请学生吃数百顿饭：聊学术知识和人生哲学
张晓玫和学生 张晓玫出名了，以一种她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 无关科研成果，无关教学成绩，也无关与政府或企业合作的学术项目——张晓玫说，这才是衡量一个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让这个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出名的却是：吃午餐。 6年前，她开始一对一和学生“约饭”。“我请的其实是精神食粮。”张晓玫说。如今，她差不多请了数百顿饭。 现在，“晓玫午餐”已经成了一项制度。新学年，张晓玫会安排助教把她带的一年级研究生排好序，一个个约，必须一对一。张晓玫自掏腰包请客，地点一般在教师食堂，经费控制在100元左右。 虽然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但在赴这桌“精神食粮”前，学生多少有些忐忑。 在4月的那次午餐中，研一的王昊刚打完菜坐回饭桌前，张晓玫马上进入正题：“你对研究生生活的规划是什么？”这个问题让王昊措手不及。 “啊——我还没想好。” “那你觉得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张晓玫继续追问。“核心竞争力”是“精神午餐”的“招牌菜”之一，她经常让学生想这个问题。 “研究生的规划，无外乎几种选择……你不要浪费科研方面的潜力，不要变成单纯的金融民工。”即使隔着一副黑框眼镜，王昊也能感到张晓玫盯着自己有力的目光。她说话也是同一种风格：意思分明，声音洪亮，语速很快。 和张晓玫吃饭的好处是，一定不会冷场。“全程基本她在讲。”王昊回忆。 “但有一就有二”，“强制性”的约饭开了个头，以后再找老师深聊学术和个人选择问题，就不会那么拘束了。 其实张晓玫刚开始尝试这种交流方式时，学生对“精神午餐”并不感冒。有些学生因为长期缺乏和师长深入交流的经验而紧张——在张晓玫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曾有女生吓到哭；更多的学生是太忙了，比带着30个研究生、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张晓玫还忙，考证、实习、恋爱，哪一样都不省心，没空赴宴。 而这些大忙人，在张晓玫看来都忙得不得其所。2008年从日本求学回母校任教后，她见到不少学生每天事情没少做，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她发现，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愿互动，或提不出有效的问题；写论文的时候自己找不到题，会追着她问到底该写什么。大多数学生一切围着工作转，工作的目标又十分单一，都想进四大行、最好的投行，人云亦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 在她眼里，缺乏独立思考导致的浮躁、迷茫和不清醒是学生的普遍状态。 张晓玫迫不及待地想和学生聊天，至少要先见到他们，这并不是很容易，因为研究生不怎么在校园出没，“三年一晃就过去了”。 那就吃饭吧，“反正你们都是要吃饭的吧，我们谁也不耽误谁。”张晓玫想出了约饭这招。到2009年，张晓玫把午餐搞成了一项制度，提前排表，告知学生吃饭日期，保证和每个学生至少能吃上一次。 其实吃饭只是一种手段，张晓玫真正想做的，是尽自己的可能，培养学生的思考、思辨能力。 她给大三年级教授一门必修课“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不算旁听生，这门专业课一学期选课人数有400多名。 “必须提前去抢位子。”金融学院的学生说。但张晓玫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是和蔼可亲，不是仁慈。在本科课堂上，不必以“物质食粮”作“诱饵”，地道的成都人张晓玫，给同学们端上了原汁原味的川味“精神食粮”，够辣、够呛——她的课以“虐”出名。 课程的重要环节是“自由讨论”，采取文献精读加“打擂台”的模式。“自由”和“讨论”，都是很好的词，真正做起来却让同学苦不堪言。 张晓玫会在一星期前布置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两篇，总篇幅在30页左右，然后由小组共同依文献形成自己的报告。讨论当天，报告小组上台发言，台下的其他同学可以反驳，而且反驳有加分，发表小组守卫不住观点就可能失分。在成绩得失的刺激下，张晓玫的课上从来是唇枪舌剑。 “身心俱疲！”在课后给张晓玫的小纸条中，有学生这样表达上完课的感受。 “就要这个效果，大学不可能来混的。”张晓玫很满意自己把学生“虐”到了。 而被“虐”过后，有些学生在期末论文后面附上给张晓玫的信，他们告诉她，自己真的学到了东西，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在她的课堂上，学生经常会听到一些“大道理”，比如每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第一节课，张晓玫会送给学生一句话：“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段梁启超在115年前写下的文字，看起来和“商业银行”毫无关系，但张晓玫觉得很有关系——学金融的人必须有社会担当和自我警惕：“我的学生以后不能学到监狱里去！” 她的一些告诫，也许对官员和行业人更合适，而不是20几岁的学生，但她还是说了：“要服务实体经济，不要做泡沫，不要自己跟自己玩，特别是经济下行的时期……为什么小微企业借贷这么难？” 相应的，谈到未来的选择，她会劝学生：“不要都想着去四大行、去投行，自己一定要清醒。未来是双赢社会，只有在给社会添砖加瓦时，才能成就自己。” 这让已经习惯埋首各类知识点和考试的学生感到耳目一新。“犀利”“干练”“有思想”“有责任感”，是学生对她的印象。 上过她课的学生大多对她又恨又爱，一方面累，一方面觉得有收获。上周五，去食堂的路上，有个男生专门跑过马路，从刚买的一袋橘子里挑了个给她。在那几分钟前，另外两个女生在电梯口碰见张晓玫，笑着向她问好。 但当规则和公平被蔑视的时候，她会露出真正的强硬，一点也不讲情面。 如果她发现谁作弊，或长期旷课，一定给不及格。有家长纠缠过，上海的长途电话打到成都，翻来覆去说：“我们都读过大学的啦，大学怎样我们不知道吗？哪有不及格的啦。”还说中秋节要来成都“看她”。 张晓玫觉得这件事“特别搞笑”：“当然不可能改成绩，对别的学生太不公平了！” 她记得前两年面试一个研究生，专业问题没说几句，那个学生开始哭诉悲惨身世：父亲遭遇矿难早逝，母亲弱视，他考研已经考了两年，如果再不成功，没脸见母亲。 但张晓玫一点都不同情这个示弱者，“搞得像选秀节目一样。”她感到整个面试流程被冒犯了，“不成功就可以讲故事吗？这对别的学生公平吗？” 她也不认可“成功”这个目标本身。曾有个学生要加她QQ好友，签名让她心里一惊：“成功对我来讲如同空气一样重要，但我现在头被摁在水里，不能呼吸。” 在张晓玫看来，精英主义的教育方式，告诫每个人都要成功，这正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择手段也要成功，而一旦失败，又不知如何自处。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科学家、工程师？ 30多年前，当还在上幼儿园的张晓玫碰到“你将来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时，她也会回答“想当科学家”。 但现在，她更喜欢另一种可能性：有个女孩说想开花店，喜欢她的男孩说那我就做花店的送货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起来很平凡，却发自真心的愿望。 “做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这是除了“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外，张晓玫给学生的另一道“招牌菜”。平凡是接受自己可以“不成功”，不平庸，是不放弃思考。 在一次次“晓玫午餐”中，张晓玫也发现，学生的确比较羡慕“有捷径可走的人”。这种捷径可能是爹、是颜、是超越规则的潜规则，而捷径的另一端就是人云亦云的“成功”。“马云”、“王思聪”，在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中，著名的投胎能手、成功人士是学生的羡慕对象。 刚回国时，她一度发现有学生比她还“苍老”，一位主动找她吃饭的本科生，抢着埋单，还对坚决不同意的张晓玫说：“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是学生请老师啊。” 她看不惯有些车辆在学校门口看见红灯不停，就当面去和司机对峙。学生劝她还是不要“太直”为好。 但她渐渐也能理解学生了：“社会是浮躁的，教育是受害者。”曾有学生告诉她，去某大行面试，直接要求脱了鞋量身高，长相和身高是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能力。 十几年前，当张晓玫自己还是一个财大金融系的本科生时，她的学习状态，更像进阶版的高中。她顺利进入了日本经济学排名第一的一桥大学。在日本这所大学，她学会了质疑、辩论。 当年读本科的时候，她认为老师、书本说的都是对的。她现在会在课上对学生说：“老师的观点，你们都可以怀疑。” 从一个心思简单的乖学生，到被问题“困扰”的“胡思乱想”的学生，张晓玫觉得后者是可取的。转变的过程中，迷茫和焦虑不可避免，但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张晓玫想告诉学生这一点。 她的种种努力——午餐、讨论课、鼓励怀疑以及早早地给学生说一些似乎超越其年龄和地位的“大道理”，这到底有多少作用，张晓玫自己也拿不准。多年来，她坚持一个教育理念：“我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能尽可能改变我教的学生。” 10年前，她20多岁，也是个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博士学位的学生(张晓玫后来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一桥大学建校123年来颁发的第52个)。她跟着导师满欧洲做项目，有一次在意大利，访谈对象临时有事。突然空下来，她就买了张票，从西西里登船，驶往地中海的一座小岛。这是一片游客稀少的古迹，历经千年的断壁残垣默然矗立。 目睹这种景象，一种人看到繁华虚无，另一种人看到人类的努力终究还是能留下些什么。张晓玫说自己是后一种。 “想做的事情，能做一点是一点。”那天，在那座不知名字的岛上，张晓玫突然有了这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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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女教师刘芳，“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整整十年，刘芳从光明走向黑暗。 一年毕业典礼上，一个腼腆的女生红着脸问她：“是不是我把一只角膜捐给您，您就能看得见？” “谢谢你，好孩子，老师的病不是角膜的问题。” 小女孩想了想，又抬头说：“那我就把一只眼球给您吧。” 说起这件事，一直微笑面对记者的刘芳突然红了眼圈。 她只是贵州农村中学一名普通女教师，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在她平凡的人生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平凡的故事？ 从光明到黑暗 2007年，刘芳曾反复做一个梦：夜晚，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抬头，忽见满天繁星。她抓住身旁的人，奔走相告，说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那时，她刚失明。 十年前她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原来她有点夜盲，到1997年，眼前晃起了“水波纹”，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宛如一朵“恶之花”，层层花瓣不断绽开。她看世界像是隔了一只鱼缸。 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不治之症。 医生说，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腿一软，刘芳险些瘫倒。 那年她26岁，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刚工作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 夜深人静时，她咬着被角，在黑暗中哭泣。 她曾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苹果脸，身材娇小，人还没见先听到笑声，绘画、写诗、书法、唱歌、跳舞样样都行。 她喜欢教书，而且教得别出心裁。批改作文，写评语前先画个卡通脸谱表明整体印象，笑容灿烂的、一般微笑的、嘴角紧绷的、瘪着脸的、痛苦扭曲的，有的还顶着鸡冠子、留着羊角辫……这样的轻松幽默，学生们看得笑逐颜开。 失明了，还怎样画出一个笑脸？ 她专门去学了两年绘画，希望用画笔留住这个缤纷的世界。画得最用心的是一只猫头鹰：黄褐相间的羽毛，站在枯枝上，背景是湛蓝的天空，最动人的是那对眼睛——又圆又大，仿佛能看穿一切黑暗。 视野一天比一天变窄，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 2006年，她看到的最后两个字，是课本封面上的“语文”。 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当年一段录像保存至今：学生都放学了，刘芳从讲台上拎起包，摸索到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她已看不到的空荡荡的教室，缓缓带上了门。 在黑暗中抓住光明 初见刘芳，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个盲人。 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走近百米，下两层楼，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2008年初冰雪灾害时，小区停水停电，她拎着大桶，摸索着下6楼去提水。巨大的冰坨子在头顶摇摇欲坠，天寒地冻，一步一滑，最后她累得晕倒在地…… 不知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烫出水泡、碰碎杯子，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绝望、沮丧、灰心，她想过放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有人建议她病退或休息，她婉拒了：“那样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 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写板书，她有时会写歪，有时重叠到一起。一次，没留意走到了讲台边缘，一脚踏空，摔在垃圾桶上。学生奔过去扶她，说：“最后两个字都写到墙上去了。” 多年以后，她的学生说：“刘老师歪斜叠加的板书，是我们青春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眼睛沉入了黑暗，唯有心能抓住光明。 她尚未全盲时，有一次学生们发现，刘老师把课本拿倒了，照样侃侃而谈，这才知道，她根本没有看书，而是在背诵课文。 为了教好书，刘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 她用耳朵批改作文。学生朗读，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 “感情再充沛一点！”“他这个角度大家想到没有？”她像个乐队指挥一样调动着全班。 “该我了！”“我有不同看法！”学生们热烈响应。 听、说、读、写，多种训练同时进行，比单向的教师批阅效果更好。 学生越来越喜欢她。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学生们跑去求校长，哭着说：“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啊！”毕业了，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妹妹牵到刘芳手上，点名要进她的班。 原标题：盲人女教师刘芳，“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打开一扇心之门 2009年的一天，年轻老师章玉嘉向刘芳求助，声音都颤了：“我们班有个女生想自杀。” 找到那个女生，刘芳一伸手，摸到了纤细手腕上厚厚的纱布。这个平常很文静的小姑娘来自一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刘芳用一块布蒙上她的眼睛，说：“你就这样跟着我一天，试试我是怎样生活的。” 一天之后，刘芳问：“容易吗？” “不容易。” “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 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落在刘芳手上。 刘芳又去姑娘家家访。她看不见路，只能让章玉嘉牵着自己。天黑了，她们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深一脚浅一脚走过狭窄的乡间小道，数着电线杆，才找到那个偏远的村子。 刘芳告诉家长，孩子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点爱。她把母亲的手拉到了女儿手腕的伤疤上：“你不爱女儿吗？” “爱。”质朴的农家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感情，而当“爱”字出口，尘封已久的心门终于打开了，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从2008年起，校长何代乾交给刘芳一份开创性工作——心理咨询。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结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 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我无法克制住对她的好感。我的心总是上下浮沉，不知如何是好。”或者，“今天，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我想坚强一点，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泪水。”还有，“现在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我渐渐长大，突然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 让一个盲人去宽慰明眼人，这的确很少见。不过，任何人面对一个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柔弱女子，再难的事也该想通了吧？ 一次，一个陌生人因感情挫折想自杀，错把短信发给了刘芳。电话打通了，她劝导得小心翼翼：“你只是一朵早开的花。有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你，其实不是你自己？” 前后三个月，刘芳一次次跟这个不曾谋面的姑娘通话，终于，姑娘有了笑声：“刘老师，我答应你，好好活着。” 刘芳不止一次收到这样的留言：“是您，在我心里点亮了一盏灯。” 那些穷孩子，那点滴的爱 记者采访时刚过中秋节，刘芳讲了一个月饼的故事。 有一年，她布置的作文是《中秋感怀》，男生陈祥写道：“中秋节到了，每个人都在吃着月饼。而我却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滋味，甜的？酸的？看到很多人不爱吃，把月饼丢在了垃圾桶里，我好想捡起来吃了。” 刘芳读得心酸，就去他家家访。父母在外打工，他跟老人住在破旧的农家小屋里。刘芳听到窗户上的声音有点奇怪，一摸，连玻璃都没有，几片塑料纸在风中飘摇。第二天，她带给陈祥一块大月饼。 男生咬了一口，噙着泪花说：“刘老师，月饼是甜的。” 很多年后，陈祥工作了，打电话要请老师吃饭。刘芳笑了：“你喜欢吃什么就带我吃什么吧。” 停顿了一秒钟，陈祥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月饼。”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大省。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和进城务工家庭的白云三中，贫困生很多。对穷孩子，刘芳总会多尽一分心力。 有个自幼失去一条腿的残疾男生，刘芳承担了他初中三年的学杂费，又攒钱帮他安假肢。一个中档假肢相当于刘芳半年的工资。没料到，这引发了“爱心接力”。一位干部听说此事，要求共担费用。没多久，假肢厂厂长来了：“我免费给孩子量身订做一个高级假肢。” 终于能双脚走路了，男生跑来找刘芳：“我能不能叫您妈妈？” 叫她“妈妈”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 不久前的教师节，已大学毕业也成了一名老师的袁凤梅发来短信：“刘妈，感谢命运中出现了您。” 读初三时，袁凤梅的父亲病逝，刘芳把她当女儿来照顾。袁凤梅回忆：“我最难的时候，刘妈始终陪在身边。她很少触碰我的伤心事，像阳光一样包容着我。” 中考前，刘芳抱着袁凤梅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相信女儿。”袁凤梅说，“你眼睛看不到了，还把我们教得这么好。我有什么理由学不好？” 那一点一滴的爱，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温暖。 一个孤儿在日记里写道：“刘老师，初中三年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全班四十几个同学看着您的一切，可是您却看不见我们的脸。您只能用心去体会我们对您的爱，用声音来辨别我们是谁。我好想为您做点什么，但是我一个孤儿想做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您祈祷，希望有朝一日，您能复明。” 原标题：盲人女教师刘芳，“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有遗憾，更有爱和力量 曾祥雷，刘芳的一个终生遗憾。 那是个有梦想的男生，喜欢音乐和美术，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有人说，人生是一片大海。我认为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是一片音乐的海洋，它在唱着生命的交响曲。” 但他初二时辍学了。在这片贫困的大山里，学生常常很小就跟着大人出去打工。刘芳和同事们家访的一个经常内容，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 刘芳把曾祥雷找回来，对他说：“先把书读好，才能更好地追逐梦想。” 学校里有个学生意外丧生，刘芳特意选曾祥雷代表班级去送花圈。这个敏感的男生懂得她的良苦用心，在另一篇随笔中写道：“刘老师是为了让我珍惜生命，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初中毕业后，曾祥雷又读职高，如愿找到了工作。 刘芳没想到，她可以扭转青春期的任性，却无法战胜根深蒂固的贫穷。 2011年的一天，刘芳的手机响了，听到的是一位母亲的哽咽—— 曾祥雷死了。 他去架桥工地打工，在一场事故中，从40米高处跌落下来。 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两页纸，写于他死前一周，是写给刘芳的：“我一次次逃课，您一次次把我叫回来，一句都没有骂过我。现在工作了，很开心。但每次想到您眼睛不好，我就很难过。等我挣了钱，一定帮您治好病。我就是您的儿子。有什么事情，您喊一声，我就会来的……” 这，是人们所知的他最后一个愿望。 刘芳的另一个遗憾是儿子。 她最后一次看清儿子阿牛的脸，他才七八岁，现在都读大学了。尽管能摸到儿子的鼻子、嘴巴、胡茬儿，她却只能想像，他长得帅不？黑不？她遗憾没能亲眼看到儿子的成长，更遗憾没能给儿子像其他妈妈那样的照顾。十多年来，关于儿子的每一缕记忆，都伴着甜美与刺痛。 才3岁，阿牛就会说：“妈妈不抱，宝宝自己走。” 从五六岁起，他每天早上都是先送妈妈上班，自己再上学，风雨无阻。 那时在白云区，常有人看到这个场景：一个小不点的孩子牵着妈妈的手，左右张望着过斑马线。有车，他就说：“妈妈不要动。”可以过了，就喊：“妈妈快跑快跑快跑！” 刘芳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在母亲搬来同住之前那些年，刘芳都是独自带孩子。因磨砺而早熟的孩子，对妈妈有着更深的爱。 “我妈妈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做了很不平凡的事。”在小学作文中，阿牛写道，“她的眼睛看世界是黑暗的，可她的心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自打刘芳坚持站在讲台上，就非议不断：“一个盲人，还教什么书啊？”但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压力越大，越要站得直！而来自身边的爱和支持，则是她的力量源泉。 很多同事都当过刘芳的“秘书”，帮她打印资料、整理教案，领着她去吃饭、逛街、聊天。学生们都争着去搀扶她，把她牵到讲台上，还把粉笔、黑板擦放在固定位置，这样她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的善良、乐观与坚强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有个同事的女儿要做手术，血浆不够，她第一个报名献血。全校师生都知道她的存折密码，谁有急需都可以借用。 “刘芳给我们很多力量。”同事毛艳红说，“她都认真地活，我们有什么理由随便过？” 一条河流奔腾不息 刘芳爱读书。 甚至失明之后，她也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胸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如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她小学五年级写了第一首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作品。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一部已经出版。 2011年7月，她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同事去外地参加培训，闲谈间，大家谈起了共同的青春岁月。有人随口建议：“你也写写我们的青春呗。” 那一晚，她失眠了，十几年人生风雨如海啸般涌上心头。一张张远去或变老的面孔，一群群来了又走的学生，校园里每个角落，大山里的偏远村庄，那些欢笑，那些泪水……一桩桩、一件件，像是得到召唤一样浮现脑海，让她心潮澎湃，血脉贲张。 回到家，她打开电脑，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此后，在教课、做家务、督促孩子写作业的间隙，她每天坚持写作，顺畅时一天能写5000字。 万籁俱寂的夜晚，她盘腿坐在小桌前，手指轻触贴着特殊标记的键盘，听着读字的机械之声，一路敲下去。黑暗里似乎打开了一个舞台，故事轮番上演，如河水般奔流不息。她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部历时8个月写成的《石榴青青》，80%以上的内容是真事——一群“70后”年轻教师坚守西部农村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这本书色彩明丽、幽默风趣，很多细微观察比其他作家更敏锐。 海伦凯勒曾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记述，一位明眼朋友在树林中穿行了一个小时，却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而对她来说，一块树皮、一朵花、一只小鸟的跳跃、一股小溪的清凉，都那么美，像“一场极其动人而且演不完的戏剧”。 刘芳深感共鸣：“明眼人总以为世界的千姿百态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失明之后才懂得珍惜。” “比如灰尘。”她说，“很多人抖被子、拍枕头，都抱怨‘好大的灰呀！’对我来说，每一颗灰尘都是有生命的，跳跃在记忆之中。以前在阳光中看见灰尘，从没注意过它们，现在灰尘随风飘动的样子却令我神往。” 很多曾被忽视的细节，写作时竟历历在目。 那些搞怪、尴尬的场景，让她忍俊不禁；那些求知若渴又困苦无助的孩子、那些美景与贫穷交织的山村、那些因生活重压无奈离去的同事，让她笔重千钧。 2011年4月的一天晚上，敲完最后一个字，刘芳仰面瘫倒在沙发上。心绪从主人公感伤的世界里缓缓退潮，归于平静，像漂在一片平缓的河面上随波逐流。她仿佛重过了一遍人生，如今只剩灰色“水波纹”还在眼前晃动。而顶灯在眼皮上照出的光晕，像新的希望在远远地召唤。 在小说的前言中，她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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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语文教学要回归本真
语文课上“唱歌跳舞”，变成热闹的音乐课；过度使用PPT课件，反而忽略对字、词、句、段、篇和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解读……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11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妙笔名家论坛上批评当下课堂流行的“假语文”，提倡“真语文”，主张语文教学回归“语”和“文”的本真，注重内涵质量，不装、不演、不做作。 论坛上，王旭明讲述了他听到的一堂《怒吼吧，黄河》的公开课：听音乐、词曲作者介绍、朗诵，一节课过去了大半却还没讲到课文。在音乐和画面的烘托下，课堂热闹极了，却脱离了语文课“语言”和“文字”的本真。 王旭明认为，目前语文课堂教学充斥“假”元素：贴标签式地生硬拔高，一味渲染“思想性”和“人生意义”；对字、词、句、段、篇和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解读欠缺；语文课成为表演课，教师成为主角，学生成为群众演员…… 母语教育非常重要，对语文的重视还应加强。王旭明说，语文就是要做好最基本的“听说读写”，培养学生自然、健康的表达习惯，让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引导学生写真文、说真话、诉真情、做真人。能把学生表达的欲望撩拨起来，才是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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