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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20次参加高考 “高考最牛钉子户”首次上二本线
梁实在绵阳学习备战高考（资料图） 22日晚，四川的2016年高考成绩陆续出炉，被广大网友称为“最牛考生”、“高考最牛钉子户”的梁实考了453分，这是他在20次的高考中，首次达到二本线。梁实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个成绩对他来说既高兴又遗憾，因为他的目标是一本。他表示，准备放弃这次志愿填报，看是否继续向一本目标努力。 22日下午，梁实很早就来到南山中学实验学校，等待查询成绩。晚上10时左右，他和学校老师一起，查询到自己语文106分、数学87分、英语88分、理综172分，总分453分，与四川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理科二本1分不差。“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20次高考首次达到二本线，跨越了一个台阶。”49岁的梁实说。 南山中学实验学校一名老师介绍，梁实成绩上了二本线后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和学校几名老师一起喝酒庆祝。“梁实在我们学校补习了一个多月，很踏实，爱动脑筋，爱问问题，能取得453分的成绩，他下了不少工夫。”（记者汤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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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伙物流公司打工 走上浙大讲台讲数学
余建春在浙江大学推演自己的5个数论发现 昨晚余建春向晚报记者传来其工作时的照片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BAIDU_CLB_fillSlot("178552"); 他毕业于原郑州牧专，现在杭州一家物流公司打工 浙大数学教授称其“部分成果达到硕士水平” 剃着板寸，身穿条纹T恤的余建春有些拘谨地站在讲台上，握着粉笔的手微微发抖。 在余建春面前，坐着浙江大学数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蔡天新，以及他的三名博士生、一名博士后，还有数论专业的一名副教授。而余建春则要在这些专业的数学研究者面前，推演自己的5个数论发现。 这让身为物流公司包装工的他一度感到很紧张，然而很快，他便沉浸在黑板上的数字中。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余建春自认“不能算民科（民间科学家）”。而浙江大学数学教授蔡天新告诉新京报记者，余建春的部分研究成果“达到硕士水平”。 手写信引起数学教授注意 今年6月10日，浙江大学数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蔡天新在自己微博上发布了几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封手写的信件，从河南新县寄出，收件人是蔡天新本人。信纸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密密麻麻写满数学符号，在信件的落款处署名“余建春”。 身为数论方面的专家，蔡天新时常收到这样的手写信件。他说，原以为又是哪位数论爱好者自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黎曼猜想”，而“展开细看，才知他推导出连续自然数立方和表立方数的一个通式，结论正确”。 尽管经过查询，这个通式已有外国同行做出，他还是对这位名叫“余建春”的来信者起了兴趣。 四天之后，余建春被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参加蔡天新主持的数论讨论班。这样的讨论班是浙江大学的传统，列席者都是专业的数论研究者。 这是余建春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在当天的讨论班上，他显得很紧张。因为用不惯黑板擦，他习惯于用自己的手掌来擦黑板。 从10点半到12点，余建春一连讲了自己的5个“数学发现”。 事后，蔡天新在微博中评价，余建春的5个“数学发现”中，关于“卡迈克尔数的新判别准则”的“发现”堪称“亮点”。 “卡迈克尔数”，又称“绝对伪素数”，由美国数学家卡迈克尔在1912年首先发现。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准则，一直是数论爱好者的研究热点。 包装工业余研究数论十年 在迈步进入蔡天新的课堂以前，余建春从自己位于杭州下沙的出租屋内出门，转了几趟公交，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在他租住的这间小房间内，高低错落住了8个人，每月房租只需100多元。 余建春的社会身份，与“数学”没有丝毫的关系。他是杭州一家物流公司的包装工，每天从早8点干到晚10点，包装整理上千个箱子，每月工资3000多元，不包食宿。而在此之前，他曾辗转武汉、开封等地打工。更早些，他是郑州牧专（现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 今年33岁的余建春至今没有成家，他来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是家中的次子。2006年，在郑州牧专上学的时候，余建春从图书馆借到一本《数学猜想》，对里面的数论很感兴趣，没事就扒出稿纸画几下。大专毕业后，他干过很多工作，都不长久，但是研究数论的稿纸却越积越多。 他渴望得到学界的认可。打工每到一地，余建春都会抱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前往当地大学，希望得到数学系教授关注。此外，他还把自己“成果”寄给很多学者。 蔡天新的邀请，是他从学界得到的第一次回复。 是否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了“抄袭”呢？余建春予以否认：“用的公式不一样。” 蔡天新验证了余建春提出的公式，认为在一定范围内，余建春的发现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找出更多的“卡迈克尔数”。 ■对话 “从小对数字很敏感，但数学成绩不是很好” 身为包装工的余建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在装货、卸货、包装之余，趁着难得的午休时间，新京报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 没时间看数学想换份工作 新京报：什么时候对数学产生兴趣？ 余建春：我从小对数字很敏感，但是数学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后来在郑州上学时看到这方面的书，没事就会翻翻，发现自己兴趣很大，就经常找例题做了。 新京报：现在每天有多少时间研究数学？ 余建春：以前一天两三个小时吧，现在这份工作太累了，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根本没时间看数学，我想换份工作。 我不是民间科学家 新京报：为什么会对数论感兴趣？ 余建春：数论比较适合吧，能用浅显的公式推导。关于卡迈克尔数的推导，我基本上没用到高等数学里的东西。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算是“民科”吗？ 余建春：“民科”是“民间科学家”吗？我还达不到那个水平，只能算是“业余数学爱好者”。我的数学基础很差的，只是对伪素数比较感兴趣，花了些时间而已。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你愿意专职从事数学研究吗？ 余建春：我其实还挺想的，但是现在没有考虑过。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我要先把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数学书那么贵，我已经好几年没买过书了。但是要是有人推荐，待遇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做研究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王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干过保安、车间工，还去日本种过番薯 打工糊口的他 想稳定下来 继续钻研数学 本报讯几天来，面对接二连三的电话，来自信阳新县的33岁小伙余建春有些不适应。这一切，源于他在浙大的课堂上与教授、博士同台论道。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一名物流工。 郑州晚报记者石闯 10年漂泊打工 业余坚持研究数论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外漂泊很多年了，一晃10年了，过得挺辛苦的。”昨日下午，余建春说，自己一个月前从新县老家盖完房子后赶到浙江杭州，成为一家物流公司的包装工。 2006年6月，从郑州牧专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他没干上兽医。此后，他开始了漂泊生涯，武汉、苏州、开封、东莞、上海、北京等地留下了他的身影，工作岗位也从保安、生产车间工人等多个岗位轮换，他甚至去日本种过番薯，“勉强糊口而已”。 但有一个爱好他始终未丢，那就是研究数论。10年里，他捣鼓出了一些成果。 打工每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誊写在稿纸上，邮寄给大学的教授，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但大多石沉大海，直到浙大大学教授蔡天新对他发出了邀请。 出名后很冷静 希望成个家 “我其实没有受到专门训练，连微积分也不懂。”余建春说。6月13日，他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赶到浙江大学，面对蔡天新及三名博士生、一名博士后、一名副教授，推演自己的5个数论发现。 “我也没想到，就在课堂上讲了一个半小时，结果被媒体关注后，一下子热了起来。”余建春说。 尽管余建春在浙大课堂上讲课的消息在网络上热转，并被网友们称赞，但是他并未显得激动，反而很冷静。他知道自己目前的窘迫现状，单身，父母也已双亡，上面只有一个哥哥。“我希望有一个家庭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使我可以业余继续钻研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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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食堂服务员成画家 曾拒美术馆15万买画
北京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决定收藏汪化的一幅作品时，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出了15万元的价格。对于一名只是业余作画的打工妹来说，这是次相当不错的出价，但她的第一反应却是一口回绝。 那时，汪化还只是中央美术学院食堂的服务员，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屋外走廊还有生火炒菜的大妈。地下室潮湿渗水，面积不足10平方米，角落有一个破了小口的编织袋，装着春夏秋冬全部的衣服，再加上一床用来铺盖的被子，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15岁就出来打工的汪化大部分时间都得住在这样的环境里，画画是唯一让她感到快乐的事儿，她已经坚持了6年。 拥挤的公交车和地铁中，没有锁门的空旷教室黑板上，甚至是无人经过的走廊里，她都能展开画纸。在中央美术学院食堂工作时，汪化总是等到下班后用抹布仔细擦拭油腻的饭桌，然后铺开画卷。对于她来说，这是一天最有仪式感的时刻。 “其实画画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我只要抱着它，运气就会来。”这个打工妹相信。 但那时，汪化已经34岁了，还是个彻彻底底的北漂。父母从老家闽北农村到北京来看她，却被房东告知欠了两个月租金。为了安抚父母，汪化最后才答应了美术馆。 这也是她少有的几次卖画——那是一幅30米的长卷，白色的画纸上只有黑色的线条在伸展。类似古老宗教面具和建筑部件的图案穿梭在细密的线条之间，密集之处交叉缠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空旷之处则只有主体的轮廓线。 有人评价汪化的画充满混沌气息，那些线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像极了人生百态”。 汪化在青春时期就经历过这种仿佛看不见出路的混沌状态。从六岁起，她就很少见到父母。母亲经常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化缘，建寺庙，每年只回家三四次。放学回家后，汪化总是无助地抱着院里乱跑的鸡，在家门口等人来开门。 汪化小时候的衣服都来自母亲四处化缘时朋友的施舍，没有几件合身，就像大旗一样挂在汪化瘦弱的躯干上。老师对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从来都是不管不问，调皮的男生还会时不时地打她。 她迫不及待想要跳出来，离家打工时汪化只有小学文凭。从南到北，她到过很多城市，大多都是做点菜员。她喜欢下命令的感觉，“我写了什么，服务员、厨师都要照做”。 但她其实很少能真正掌握什么。在福州一家A级餐厅，她第一次见到鱼翅，感受到了乡村和都市间的巨大差异。至今汪化仍然能准确地报出菜价，鲍鱼238元一位，鱼888元一条。一桌酒席有时能顶上自己一年的工资。 汪化也不知道该怎么与人交往，舍友还有领班总是无来由地欺负她，让她专门打扫厕所。时间长了，点菜员要向经理发展，因为特别抗拒陪人喝酒、吹捧客人，她便干脆逃离原来的地方。 后来她换了许多工作，没有一处能工作满一年。汪化再次陷入迷茫，不知道能在城里做什么。回到农村家中，她更是感到无所适从，感觉“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她突然想起2004年的夏天，她在拍照时被一个路人说像搞艺术的。汪化特别开心，因为“艺术是神圣的”。这么多年，她一直记得这个赞美。然后，她第一次拿起笔画黑白线描，画画成为了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感情的出口。 她的第一幅画是照着一本在城里买的摄影书画的。图片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女孩儿，头上别着很夸张的花。在汪化的笔下，花卉化身张牙舞爪的线条，一直扩张到整个画面。汪化很满意这幅作品，“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很短的时间里，汪化接连画了十几幅画，趁着堂弟婚礼的机会全部挂在家中，好让更多人看到。来往的宾客或是真心，或是客套地都说好看，这让汪化非常开心。 不久后，她来到上海，辗转数月后找到一个艺术馆的工作。她会抓紧一切空闲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画画”。 那时汪化开始尝试创作长卷，15米的画布只有在夜里没人时才能在过道里打开，她索性买了个睡袋住在店内的走廊。有时她会一直画到凌晨四五点钟，连隔壁的画家都会形容她“疯狂”。 她很满足能够一直画画的生活。如今的汪化，已经从住在地下的打工者变成了北京一家著名书店的驻店画家，登上过选秀节目的舞台，还成为了一部纪录片的主角。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我的生命线》。 就像画纸上那条处在混沌中的线，突然展现出了吸引人的图形。很多个人和机构找到汪化，表示要资助她或是收藏她的画。 但她通通拒绝了。汪化一直很抗拒商业化，她甚至并不太知道如何管钱。在上海和北京时，穷得叮当响的她还总去星巴克、麦当劳，有空还会去看话剧，每个月总是第一周就把钱用完了，后面的日子靠借钱度日。“只要有得吃、有得住，能画画就行。最好还能和老师朋友探讨艺术。”汪化这样描述自己理想的生活。 在书店一楼画画时，汪化仿佛感觉不到世界的存在。她总是坐在最中央的方桌上，有时四五个游客站在身后也毫无察觉。汪化创作不需要腹稿，下笔前就有一个模糊的形象存在于她的脑海中，画画的过程中这个形象就越来越清晰，出现越来越多的细节。 “这些画只是对我生命态度的一种自然呈现。我的画都是长卷，画小幅的根本不过瘾，因为我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我想说的话太多了。”汪化说。她用宜家最普通的绘画纸，一卷30米29元，但即使这样她也会嫌画卷太小，“就像音乐会要调琴弦，还没怎么调就结束了”。 她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十多条状态，多的时候超过40条，其中不乏大段大段的文字。“我知道画把我从烂泥中救起，带我来这儿，带我到通往极乐的地方”。 汪化总记得自己28岁在农村老家时的状态。每天她都会早早地起床，到院外旁若无人地念诗，念得很大声，即使很多字根本不认识，即使邻居嘲笑自己。 正如自己刚开始画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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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癌症诊断书 他瞒着家人为学生上完最后一周课
在学生眼里，周明辉老师上课声音大、底气足，有个习惯动作是用手扶腰。他们并不知道周老师曾揣着癌症诊断书，坚持为他们上完最后一周课。如今，被确诊为左肾腺癌晚期的周明辉必须长期卧床，他给学生发去语音：“我一定会坚强面对，好好治病，你们一定也要好好考试。” 在7岁儿子牛牛眼里，爸爸是最坚强勇敢的，他希望爸爸快点好起来，他好想再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大海。 儿子说：爸爸比变形金刚还勇敢 6月19日是父亲节，也是牛牛的7岁生日。妈妈为牛牛买了一把15元的小水枪，这个生日礼物对牛牛来说太奢侈。因为他知道，家里的钱要用来给爸爸看病。 而牛牛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爸爸，画上的父亲高大威猛。牛牛说，爸爸是最坚强勇敢的人，甚至比变形金刚还勇敢。 6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周明辉家，38岁的周明辉躺在床上，很瘦，腹部因为肝肿大而明显鼓起。2015年11月，周明辉在北京301医院被诊断为左肾腺癌晚期全身多发转移，肝脏和骨头多处发现恶性癌细胞，如今需要长期卧床。 妻子孟宪爽帮他按摩腿部，这是她每天都要重复无数次的动作。牛牛也迅速跳到床上，帮助爸爸按摩胳膊，还会贴心地问“疼不疼”。 学生说：周老师上课底气足 总是见他手扶腰 周明辉，郑州回民中学数学老师。2012年3月，周明辉检查出左肾包膜下血肿。因害怕血肿巨大引起破裂，医生严禁他活动，必须平躺。经过多次入院治疗，病症得以减轻。2012年9月，他又回到了学校，并担了班主任。 郭甲胜是周明辉的学生，在他看来，周老师“上课满值、巅峰”。而学生郝瑞啸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周老师上课声音很大，底气足，根本就不需要麦克风”。 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周老师当时是带病坚持为他们上课的，他们只是知道，周老师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用手扶腰。 事实上，周明辉身体一直不舒服，因为腰部疼痛不能长久站立而必须用手支撑着来减轻疼痛。怕耽误学生们上课，他从来都是趁着寒暑假去看病。他总是随身带着中药，办公桌旁放有一张折叠床，如果身体不适就利用课间躺下来休息，感觉好点就继续工作。 2015年11月，周明辉因为疼痛加重，瞒着家人去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为左肾腺癌晚期。可他却将诊断书往包里一揣，和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 “学生们马上要参加学业水平考试了，我得带着学生复习完。”周明辉说。 这也是周明辉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周课，之后，他就正式向学校请假住院治病。 在生病期间，他还给学生们发语音：“我一定会坚强面对，好好治病，你们一定也要好好考试，将来功成名就了，我们一起Happy！” “我得对得起我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只要我还能站在讲台上一分钟，我就要尽心尽力。”周明辉说。 妻子说：只要人在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也不怕 对于丈夫的执着与坚持，妻子孟宪爽曾劝过他，可每次，周明辉都会轻松地说：“又不是动不了。”妻子便不再相劝，同样作为教师的她，很理解丈夫对讲台的热爱。 从2012年周明辉生病时起，孟宪爽就撑起了整个家。周明辉治病需要大量的医药费，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2014年时，孟宪爽曾经担了3个班的班主任，一周仅正课就有21节。在她看来，多上课，就能多挣课时费。 从2012年至今，周明辉和孟宪爽从未主动向学校提过任何要求，在他们看来，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给学校添麻烦，看病需要钱，他们就找亲戚借。为了治病，他们前后共花去100多万元。 在周明辉被确诊为癌症以后，郑州回民中学曾组织教师为他捐款，夫妻俩觉得“太给大家添麻烦了”。当时，同事们共捐出15万多元，学生们也自发捐了2万多，甚至，周明辉去北京看病住院时，还有学生及家长专门跑到北京看望他。 如今，周明辉每个月的医药费得两三万元，这个家有些支撑不住了。孟宪爽曾经想把房子卖了给周明辉看病，被同事劝住了。“有房才有家，没有了房子，孩子怎么办？”说到这里，孟宪爽眼圈一红，眼泪掉了下来。 孟宪爽还劝周明辉：“不要怕，只要人在，哪怕你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都会给你看病。” 儿子心愿：想再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大海 有很多人觉得周明辉一家太难、太不容易了。但在孟宪爽看来，她并不觉得难。“有任何困难，我们都必须坚强面对。”这是她经常告诉牛牛的话，也是为自己加油。 她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因为每次假期都要陪周明辉治病，她没有好好陪过儿子。 2014年春节，因为儿子想去看大海，孟宪爽就自驾带着丈夫和儿子去了海边。这是牛牛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出游，别提有多兴奋了。 2012年爸爸生病时，牛牛才2岁多，如今，牛牛已经7岁了，他知道，爸爸虽然生病躺在床上，但爸爸很爱他。他也知道爸爸躺在床上久了一定不舒服，所以他总是学着给爸爸按摩腿和胳膊。 很多次，他都会问妈妈“爸爸的病什么时候好？”妈妈都会说“快好了”。牛牛说，好想再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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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华裔留学生写16万字硕士毕业论文 答辩被围观
6月19日下午，教室内外掌声四起，满头银发的郑建阳终于顺利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为此他努力了10年。 郑建阳今年81岁，是上海大学传播学专业的一名留学生。2009年开始撰写论文开题报告以来，郑建阳先后经历了中风和母亲辞世，加之对自己要求严格，他的论文结题时间一拖再拖。答辩过程中，他为此向答辩委员会致歉，泪洒答辩现场。 “每个问题他都回答十多分钟，特别认真，还引经据典地举例子。”郑建阳的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院长杜友君说。 “我母亲生病期间，我和妹妹照顾她。我就坐在母亲床边，母亲的头枕在我的腿上，我手上拿着小木板，在木板上修改我的论文。尽管辛苦，但是写论文帮我度过了那段苦难时光。”郑建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 郑建阳不会打字。整个论文修改的过程中，他一直是以邮寄的方式把手稿从马来西亚寄给身在上海的导师郑涵，郑涵再请人帮忙把手稿输入到电脑中。 “有时候邮寄得耽搁一两个月。”郑建阳的导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新闻传播学学科带头人、中外传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郑涵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郑建阳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习成果，答辩当天他还在这本16万字的论文上勾勾写写。他是那场答辩最后一个上台的学生，试图细致地解释每个问题，答辩过程中获得了好几次掌声。 参与这场答辩的老师同学有二十多人，杜友君说，“还有不少人站在窗外看”。 答辩结束后，经过无记名投票审核，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当场授予郑建阳硕士学位。 郑建阳有很多身份。他是一个定居在马来西亚的华裔，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做过报馆的翻译员，也做过英文教员……而他最重要身份之一，是做一名学生。 2005年，70岁的郑建阳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大学合办的交流项目，成为上海大学传播学专业的一名高龄留学生。课程由上海大学的老师赴马来西亚讲授，但老人“对故土特别向往”。 郑建阳总说自己的心始终在中国。“他的父亲原籍福建，所以他特别想拿到国内大学的学位。”郑涵说。 “几周前我去上海机场接他，他特别着急地问‘到时候答辩老师可能会问什么问题？我要是答不上来怎么办？’”这几句话出自一个父辈人之口，作为导师，郑涵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在机场，郑建阳一见到郑涵就让他带自己去商场买一套“好西装”，他觉得答辩一定要郑重。但其实仅是在机场出关站了一个多小时，郑建阳就已经撑不住了，差点跌坐在地上。 由于中风后遗症，郑建阳走路非常慢。“从大门到图书馆也就200多米的路程，要两个人搀扶着他走好久，上台阶基本得靠人架上去才行。”郑涵说。 但直到答辩的前几天，郑建阳还坚持去图书馆查资料。郑涵形容他的材料都已经“堆成山了”，论文前后改了六稿。可郑建阳还总是嘟囔“材料会不会有疏漏啊……” 自从知道自己的论文符合答辩要求之后，这位81岁的老人就变得非常紧张，吃不好睡不好。“但是昨天论文答辩之后，同学说他晚饭‘吃得不少’。”郑涵也松了一口气。 “参加答辩并不是说我就是有学问了，而是可以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继续深入下去。”6月20日，郑建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答辩结束后，年轻同学们纷纷要求和郑建阳合影留念。杜友君和同学们都敬佩他“终身学习”的态度和境界。在杜友君看来，他学习不是功利性的，而是把学习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 郑建阳已经退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我以书为乐，看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是离不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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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因小学语文教材存“瑕疵”打10年官司 从未胜诉
六一国际儿童节这天，郑州一名作文辅导班的教师彭帮怀再次为小学生语文课本走上法庭。在此之前，他已经因教材打了10年官司，提起诉讼近20次，出庭10次，但从未胜诉。彭帮怀也因此被称为“纠错教师”。 这一次，他以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存在368处“瑕疵”和一项产品缺陷为名，将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和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中原图书大厦告上法庭。 15时，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产品质量纠纷案。经过近4个小时的庭审，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经过这么多年的“战斗”，彭帮怀说他已经有了免疫力。“这次，不管是败诉还是胜诉，我都不会太在意，重要的是我将教材的这些问题提了出来，我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彭帮怀用塑料绳将12册教材捆好，拎出了法院。 写信反映情况“石沉大海” 彭帮怀1988年师范毕业，当了1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后来，他离开学校，在郑州办了作文辅导班。 2015年，彭帮怀在翻查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2015年修订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至六年级上下册，共12本教材时，发现了368处“瑕疵”和一项产品缺陷。 彭帮怀说，“瑕疵”主要是指错别字和表达不充分的话等，而产品缺陷主要是作文教学没有完全按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编写，可能会造成使用者按教科书学习作文却学不会作文的情况出现。 彭帮怀将他找出的368处“瑕疵”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这些“瑕疵”的依据是《新课标》。 彭帮怀向记者举例，在苏教版的小学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古诗《石灰吟》第一句为“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而人教版及《新课标》中均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还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这篇课文中，苏教版有一句“一个叫盘古的大神，一睡睡了十万八千年”，而在人教版的教材里写的是“一万八千年”，两者不一致。 “再比如在六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第7页，有这样一道问答题，‘仿照这首诗第二至第六节写一到两节’。”彭帮怀指着教材说，“这句话读了之后让人不知所云，属于病句。” 除了这些，在这套教材二年级上册的《一株紫丁香》一文，作者是于旭，而人教版作者却为滕毓旭。为此，彭帮怀专门与作者联系核实过。“作者回复我说，由于苏教版在同一册教材中使用他两首儿童诗，编辑建议他将其中一首另署笔名”。 彭帮怀认为的“瑕疵”还有很多，虽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他坚持认为，不应该将争议引入到中小学课本中，“在基础教育阶段，教材应该尽量统一，便于将来全国统考”。 彭帮怀说，这些年，他把在教材中发现的问题都整理了出来，也曾给出版社写信反映，但都石沉大海，他最终只好选择诉诸法律。 期待已久的开庭审理 2015年8月，彭帮怀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法院宣布立案。 2015年9月底，彭帮怀又致函教育部，依法申请教育部公开审定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2015年修订本)的相关信息。 当年10月，彭帮怀收到回复：“目前教育部正组织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教材进行修订审查，教材正在审查中，各版本教材尚未审定，因此尚无教材修订本审定的有关文件。” 彭帮怀不服，又申请行政复议。 今年1月6日，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答复称，“经与基础教育二司沟通，相关教材在2001年～2004年经教育部审定通过使用，为使教材更加完善，编写组对个别内容进行了微调，并在书脊处加印了‘2015修订本’字样，但未向教育部报备。” 获得“未接到微调报备”的回复后，彭帮怀大吃一惊，“也就是说，这个教材使用了15年，一直在改，但这些改动都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审定”。 彭帮怀拿出新老版本的教材对比后发现，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2015年修订本与该版本初审通过(2001～2004年)的教材相比有不少删改之处，据其不完全统计，仅增删的课文就有19篇。 《中小学教材编写与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编写教材事先须经有关教材管理部门核准；完成编写的教材须经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后才能在中小学使用”。彭帮怀据此认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2015年修订本)是未经教育部审定的非法出版物。 1月6日，郑州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彭帮怀状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有缺陷一案。收到教育部的答复后，彭帮怀在法庭上增加了新的诉讼请求：“对所购教材退一赔三，责令召回本案所涉及的非法出版物，并要求判决被告公开道歉。”但是，出版社方面提出了异议，法庭宣布延期审理。 6月1日，该案再次开庭，彭帮怀又增加了一条诉讼请求：就本案所涉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就本案所涉问题依法处理，完善教材的管理评价机制，比如第三方评估等。 “无证据证明教材有问题” 法庭上，作为被告之一的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代理律师答辩称，该套语文教科书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审定的教材，是合法出版物。彭帮怀称教科书存在产品缺陷是个人意见，未经有关部门认定。并且，彭帮怀现有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教科书内容违法或质量不符合行业标准，因此，教科书并无产品缺陷。 对于彭帮怀所诉教科书没有按《新课标》编写，出版社认为，彭帮怀对教材编写工作进程的认识不足。代理律师表示，教育部虽然在2011年出台了《新课标》，但是对语文教材的编写和送审工作从2013年开始，直至2016年才通知，自今年秋季起，使用按《新课标》编写的教材，之前一直沿用老课标的教材，这是遵照教育部要求的。此外，在教科书上封面及编写说明里，都注明编写依据为2001年课标。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其起诉的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出版社代理律师认为，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不应当由彭帮怀个人认定，应当由权威部门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但是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彭帮怀并无该方面的证据。 对于彭帮怀一直诉称“案涉出版物为非法出版物”的说法，出版社代理律师也不认同，“非法出版物是未经新闻出版部门或有关部门批准发行的，而案涉的图书是经过合法的批准手续，履行了正常的报批义务，有合法书号。” 另一被告方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中原图书大厦代理律师认为，由于彭帮怀此前已经多次就教材问题向法院起诉，法院均判其败诉，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彭帮怀的起诉。 曾就教材封面“植入广告”打官司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彭帮怀首次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打交道”，早在2006年，他就为苏教版语文教材挑出60多处标点符号错误。 2013年4月，彭帮怀曾就苏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封面涉嫌植入广告，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引起舆论关注。 在该册课本封面上，两名小学生向医护人员献花，背景是一栋标示为“博爱医院”并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办公楼，封面上端注明“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初审通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彭帮怀认为，将特定医院名字打在教材封面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植入广告。他认为这样会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要求被告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退还原告购书款12.49元。法院最终并没有受理彭帮怀的诉讼请求。 2013年4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本教材最早在2001年就已经启动编写工作，2003年正式投入使用，全国有12个省份选用了这套教材，之所以取名“博爱”医院，是为了弘扬一种大爱精神，传递非典期间众志成城抗击病魔的正能量，该封面与内文中《永远的白衣战士》等课文是相互结合的。 至于“博爱”二字，该负责人称，“当时‘博爱医院’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名，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借用或者是植入该医院的名号，去年媒体最早曝出该问题后出版社方面已对封面进行了调整，将删除‘博爱’二字。” 但彭帮怀提供的苏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2015年修订本)显示，“博爱医院”依旧出现在该册课本的封面上，彭帮怀将其列入了368处“瑕疵”的明细中。 “挑错”走过十个年头 今年，是彭帮怀为小学语文教材纠错的第10个年头。 提起为教材“纠错”的起因，彭帮怀说，“2006年的一天，一个学生家长来接孩子时忽然问我，四年级教材上标点符号的使用跟三年级不一样了，到底该以哪个为准？” 彭帮怀听了之后不以为然，觉得是家长搞错了。在家长的一再坚持下，彭帮怀拿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对比发现，确实在同一套教材里，三年级和四年级课本的写作示范中出现了标点符号占格不一致的情况。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这会让孩子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产生疑惑，尤其是在写作文的时候，他们会弄不清楚标点在规范的使用中应该如何占格。”彭帮怀说，从此以后，他开始反思质疑。 还有一次，因为教材的版本不同，有家长质疑老师教错了，找到彭帮怀要求退费。“这挑战了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底线，小孩是耽误不起的”。 彭帮怀开始仔细翻阅这些教科书，发现除了标点符号，教材中还有错别字、语句不通，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矛盾冲突等。 接下来的两年多里，他一直向各相关部门投诉反映，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教育部都打过交道。 但是，彭帮怀一直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开始跟出版社打起了官司。 2010年，同样是纠错，他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最终，法院认为教材合格，驳回了彭帮怀的起诉。 “法院只对教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至于质量的监管不在他们的审理范围。”彭帮怀说，这10年来，他起诉出版社近20次，出庭11次，而这些官司也大多以败诉告终。 “没有机构来鉴定合格不合格。”彭帮怀认为，这是他败诉的最主要原因。 “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关于文字鉴定的法定权威机构。教材封面上提到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不是常设机构。”彭帮怀说。 对于此次起诉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彭帮怀也坦言，“召回有‘瑕疵’的教材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推动教材管理体制发展，如第三方监管等，我的心愿也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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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9岁小女孩参加高考 考前已基本学完高中语文英语
张易文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参加高考 6月7日高考第一天，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迎来一位特殊的考生——9岁女孩张易文。1.3米的身高，瘦小的身材，她的出现让考生和考生家长惊叹不已，被称赞为“小神童”。 6月7日下午第二场数学考试结束后，张易文从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出来。 “她才9岁啊，这么小就参加高考了，小神童啊。”“人家9岁都高考了，看看我们。”张易文刚走出考场就被考生和考生家长团团围住，大家议论不已。 “上午语文考得还可以，数学考得不太好。”张易文说，自己参加高考没觉得奇怪和紧张，像其他考生一样进入考场、答题。 据张易文的父亲张民弢介绍，他8年学完了中小学全部课程，后考上北大，5年硕博连读，后来在外地做了一名教师。女儿张易文从4岁就不去学校就读，开始在家里学习，他和妻子就是孩子的老师。张易文跟着爸爸边学边玩，一年之中认识了两千多个汉字。 “4年前我们回到商丘老家，办了一个私塾，让孩子在家跟着我们学习，我和妻子根据女儿的情况教她学习小学、初中课程。让其快快乐乐地学习，不让其熬夜写作业。现在女儿基本已经学完高中语文、英语了，数理化刚学完初中课程。”张民弢说。 今年春节前，张民弢为女儿报名参加2016年高考，并给女儿疏通整理高中数理化专项训练题。 张民弢称，不管今年张易文考上什么学校，他都让女儿就读。目前选择报考的全是商丘市的大学，因女儿年龄太小不想让她去外地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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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日本游学归来卖煎饼 对话：这是我大学时的梦想
渝北西政校区旁学林路，李玉红在做煎饼，刚开始卖就有学生来买。本报记者李斌摄 西南政法大学大门外热闹的学林街上，有一位从日本游学归来的女大学生，法律专业毕业，学过插花、开过饭店、在外企上过班。但她不甘在家带孩子，决定完成大学时的梦想——卖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老板是海归 夜幕降临，西南政法大学大门外学林街，摊贩们开始张罗夜市的材料，吆喝声、喧闹声，每当饭点，这里是西南政法大学外最热闹的地方。 “老板，来个煎饼果子。”昨晚5点半，李玉红的小摊还没摆放整齐，就迎来了第一名顾客。如果不是时不时冒出的一句日语，一般人很难猜到，眼前这位卖煎饼果子的人竟然是海归。 李玉红熟练地把薄饼摊在平底锅上，打入一只鸡蛋，撒上葱花、芝麻，薄面皮在锅上炸得滋滋作响，涂上一小勺辣椒酱、卷上生菜和薄脆，几分钟功夫一个煎饼果子就出锅了。 “学生说我做的煎饼果子个头大、分量足，都爱到我这里来买。”李玉红摆摆手，用铲子铲掉锅上残留的薄饼皮，刚想停下聊两句，又有两位女生走到摊前。 游学三年日语达二级 李玉红出生在河南南阳，1996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律系，大学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先生。“上大学不久，我父亲因车祸发生意外。”李玉红说，来自农村的她家里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亲，父亲的意外受伤让一家人陷入困境。 李玉红一边上大学一边打工，毕业后南下广州一家外企打工，张先生则一边工作一边备战考研。 2005年李玉红回到河南，与朋友盘下一家餐厅，由于经营不善，多年来攒下的十几万元钱亏光了。不过，绝境中也有好消息，2007年丈夫张先生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同年她决定前往日本做研修生，一边打工一边赚钱。 回国后一家人搬到重庆，不久后儿子出生。李玉红说，3年的日本游学让她学到了坚持的工作态度，自学的日语也达到2级水平。 卖煎饼完成大学梦想 丈夫在高校担任系主任，自己在家照顾孩子。但李玉红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孩子上幼儿园了，每天在家无所事事。” “卖煎饼果子是我大学时的梦想，那时候看到校门外香喷喷的煎饼果子就流口水。”这个想法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李玉红心头，2013年李玉红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去天津，专程学习煎饼果子的做法。 去年8月，李玉红将梦想变成了现实，煎饼果子摊在西南政法大学对面开业了。“周一到周四晚5：25开业，周五到周日提前十分钟。”李玉红说，家人都不支持她每晚外出卖煎饼果子。 “每次看她接近凌晨才回家，挺心疼她。”丈夫张先生摇摇头，一家人多次劝说李玉红无果后，只有默默地支持她。 卖煎饼果子以来，李玉红觉得最对不起的是儿子。“每天只能早上见一面，晚上等我回家他已经睡了。”李玉红说，不过儿子懂事，周末还会到摊位帮忙吆喝。（记者傅柃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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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比宋仲基 是“网红”更是特种兵
从演播厅上空一根绳索滑下，一个潇洒的亮相，立即引来全场女粉丝欢呼尖叫。 台上，他展现双膝跪地出枪、侧倒出枪、后倒出枪、徒手攀绳等特战技能，尽显军中男神风采。而他的一句“你为我披一次婚纱，我为你站一辈子岗”的告白，瞬间融化了观众的心。 5月20日，武警云南省总队迪庆藏族自治州支队直属大队一中队特勤排班长杨明鑫，为湖南卫视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吸粉无数。节目播出后，“杨明鑫”3个字上了热搜榜。在芒果TV上的视频《杨明鑫超强战斗力帅比宋仲基》，被播放10.7万次。 出色的技能使杨明鑫很快成为一名精英特战队员 其实，“比宋仲基帅”的杨明鑫早就是“网红”。 今年1月，杨明鑫新浪微博上的对口秀《大王叫我来巡山》《咱们屯里人》《流星雨》等，被几名新浪微博“大V”转发，并被编成合辑《兵哥哥你这么逗，你指导员知道吗》发到腾讯视频，点击量超过1000万。随即，杨明鑫的微博粉丝由原来的1000余个涨到30多万个。目前，他的微博粉丝数超过65万个。“颜值爆表的兵哥哥”“要被这个兵哥哥帅哭了”“发现一枚帅气的军欧巴”，杨明鑫微博中的军装照，不断被网友点赞、评论、转发。 《天天向上》节目是提前录好的，播出的时候，杨明鑫正与战友们在云南迪庆高原上进行1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浑身“酸爽”的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兄弟们也是拿小命在拼呀，碾得宝宝差点熄火。” 他青春、开朗、阳光的形象，一扫大家心中固有的“军人低调神秘”印象，更让网友们了解了在海拔3400米迪庆高原上的武警特战兵的生活。 其实，当“网红”只是一时，更多的时候，杨明鑫的“明星生活”是这样的：在草原上奔跑、在泥潭里搏击、在高山上徒手攀爬、在荒野里射击，摸爬滚打、流血流汗。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杨明鑫说。这个出生警察世家的年轻人，从小就有一种“军人情结”，常常期待“在别人危难的时刻出手相救”。 2012年，正在云南省体育运动学院读大学的杨明鑫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武警战士。 来到海拔3400米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望着营地外一望无垠的荒野，他才知道军营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 作为一名新兵，他发现自己在训练中总出错：站的姿势不对，坐的姿势也不对，被班长纠正、被领导批评——所有的生活都和过去不同了。白天训练，晚上紧急集合、站岗放哨。因高原反应，他天天流鼻血，跑步也跟不上其他战友。那段时间，“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哭一次”。 咬牙坚持3个月后，他的身体和心理才慢慢适应高原部队生活。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五公里武装越野、400米障碍、徒手攀登、一招制敌、一枪毙敌，是必须掌握的本领。为此，在训练中，杨明鑫身穿防弹衣负重跑，射击时悬砖据枪瞄准，为400米障碍反复冲练爆发力。 苦练使杨明鑫各课目训练成绩突飞猛进：五公里武装越野由原来的26分钟跑进21分钟以内；400米障碍从2分30秒提高到1分46秒；此外，他的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击、手枪突入识别射击、狙击步枪人体部位靶射击等课目成绩都名列前茅。 在支队特战兵比武中，杨明鑫获得了突击专业全能第一名。随后，他又代表支队参加迪庆州运动会，获得4×100米接力赛第一名。他的攀登成绩更是整个中队无人能比。 出色的技能使杨明鑫很快从一名普通战士上升为特勤分队班长，成为一名精英特战队员。 “只有经历了像鬼一样的生活，才能成为像魔一样的战士” 特战生活从来都是勇敢者的游戏，不仅要吃苦，还可能在特殊环境中面临生死抉择。所以特战队员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残酷而紧张的“魔鬼周”训练。 在野外，为了生存，特战队员要学会“徒手杀鸡”；要将生牛肉一块块吃下去；要在恶臭熏天的厕所里大口吃饭；要在铺满玻璃碴和小碎石的路上匍匐前进；要在饿了一天之后，倒立着吃馒头；要徒手爬上几十米的高楼，再倒滑下来；要四五个人一起抬着大圆木走5公里，中途不能休息；要在一个个爆震弹的轰鸣中，快速划船到达终点。 “所有训练课目预先都不知道。刚开始，一想到‘魔鬼周’要来了，心里就很害怕。但每次训练结束后，心情就特别好，觉得自己又往前跨了一步。”杨明鑫说，“魔鬼周”的训练是对技能的提升和突破，是对心理素质的煎熬和考验，是对意志的折磨和挑战，是团队精神的培养和坚持，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抛弃、不放弃。 “只有经历了像鬼一样的生活，才能成为像魔一样的战士。”他说。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2014年1月11日凌晨1时37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突发火灾，大火烧了一夜，古城损失惨重。 接到救援命令，杨明鑫随中队第一批赶到现场投入扑救。眼看着火势越烧越大，已来不及用手拆屋檐挖隔离带，杨明鑫翻身上了屋顶，用脚使劲儿踹。几十米高的火焰翻滚出的热浪烧着了他的头发眉毛，战友们急得大声叫他下去。突然，一根铁钉穿透鞋子，狠狠扎进了他的右脚底，眼看屋檐就要被踹断，杨明鑫一把拔出铁钉，继续用脚使劲儿踹。战友们见状，也纷纷爬上屋顶，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拆除了屋檐，挖出30多米的隔离带，制止了火势蔓延。 “被大火炙烤时，我觉得自己要昏过去了。”除了高温，杨明鑫最难忘的就是饥饿，“快饿死了。早上9点，老乡送饭来，我一口气吃了3盒。” 2013年8月28日、8月31日，云南香格里拉、德钦县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交界处分别发生里氏5.1级和5.9级地震。杨明鑫和战友在奔赴灾区途中看见一辆大货车悬在公路边，随时有掉入金沙江的危险。 走在队伍前面的杨明鑫一个箭步冲上去，扒开压在车头上的石头，大声呼喊车内人员。就在这时，余震再次发生，大地剧烈颤抖，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山上滑落，有的从官兵头顶飞过，掉入滚滚江水中，激起巨大的浪花。就是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杨明鑫和战友营救出1名幸存者，转运出两具遇难者遗体。 作为一支驻扎在藏区的武警部队，每年当地举行迎佛节、格冬节、赛马节等民族宗教活动，特勤分队都是首选的安保分队。 2015年5月26日~6月1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到迪庆州举行佛事活动，杨明鑫随特勤分队担负现场安保和机动备勤任务。 其间，班禅到噶丹·松赞林寺、香巴拉文化博览中心、云南佛学院藏传佛教分院、德钦县飞来寺等地念诵经文，祈愿五谷丰登、众生平安幸福，并为4万余名僧俗群众摸顶赐福。 第一天在香格里拉的安保结束后，他们连夜驱车5个小时转场到德钦县。一路上山路弯弯，担任驾驶员的杨明鑫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继续担负德钦县摸顶活动的安保任务。 “我们在车上还能眯一会儿，不知两天一夜没睡的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战友们佩服地说。 “网下练好‘里子’，网上才有‘面子’” 5月，春天降临迪庆高原，草原上开满了红色、黄色、紫色、粉色的鲜花，这些都被杨明鑫拍下来，发到微信朋友圈。杨明鑫这算是苦中作乐。很少人知道，辽阔的草原看上去那么美丽，可是只要来个双腿搓地跪姿射击，立即弄得一裤子全是牛屎。 “网下练好‘里子’，网上才有‘面子’。”杨明鑫拍的照片点点滴滴反映出高原特战队员的艰苦：葱绿的大山里，年轻的战士们结束训练后疲惫地倒地休息；光着上身在泥潭里搏击后，趴在沙土地上取暖；冻僵的双手，只能点一堆火烤烤；还有在雪中行军、雪中匍匐前进、雪中吃干粮。 受邀前往湖南卫视录制《天天向上》节目时，长沙夜景让杨明鑫兴奋不已，他在微信朋友圈连续发了多张照片：“你猜我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夜景了。”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他能回家的次数很少，除夕夜，他拍下战友执勤的照片：朦胧的红灯笼下，执勤的战士挺立哨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高山。这张发在微博上的照片，网友点击量达到490多万次。 在《天天向上》节目里，他实话实说：“每天能见到的女性就是来营地拉泔水的阿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假日外出，他发微信朋友圈说：“如果在街上因为好奇多看你几眼，不要怪我，我已经快3个月没见过女孩子了。” 杨明鑫的率真、自信，让网友们对新一代军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改变了人们对军人古板、粗犷的刻板印象。网友们纷纷留言说：“有你们的守卫，才有我们的安康”“强健如雪域野马，宽厚如青藏高原”“便装很阳光，但军装的你更耀眼”“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选择了驰骋沙场”。 互联网和手机进警营后，作为中队网评员，杨明鑫在中队局域网开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专栏，他把休息时间都用来建立网上“数据中心”和“资料库”，把更新的资料分类整理，然后转到中队局域网，供官兵学习交流。 当新兵想家的时候，杨明鑫会拍摄一段新兵爬大绳的视频，发到微博和他们父母的手机上，引来众人纷纷点赞。新兵马闯闯的父亲写道：“儿啊，我和妈妈看到了你的努力，我们为有这样好的儿子而骄傲，加油，你是最棒的！” 为征兵宣传，杨明鑫将自己穿着特战服据枪瞄准的照片发到微博中：“少年，听说你骨骼清奇，来当兵可敢？”将90后军人技高胆大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2月18日，全国征兵网登载了“共青团中央”官微发布的杨明鑫视频集锦，杨明鑫转发后，点击量高达200余万次，1万多人点赞。 杨明鑫明白，无论网络上多么风光，从军时仍然要脚踏实地。他在微博里写道：“在这里我们珍惜每一刻时光，不管是苦还是甜，以后有一天，我们再聚首，都会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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