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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儿子接棒！什么样的家风成就了子承父业这段佳话？
近日，袁隆平儿子、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定阳北上内蒙古，继续“袁梦计划”。 在袁隆平的三个儿子中，只有袁定阳选择了农学，继承他的衣钵。在一次采访中，袁定阳说，相对于大哥、二哥选择的金融、管理专业，他觉得农业科技更实在，更有成就感，子承父业，可谓是一段佳话。 在一段采访中，袁老曾经调侃自己“自由散漫”，对于孩子的教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左一）、副主任袁定阳（右一）出席“袁梦计划”第二期发布会，并亲手切开大米蛋糕，宣布启动“袁梦计划”第二期。 袁隆平儿子接棒继续“袁梦计划” 18日，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兴安盟分中心、中国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试验基地（下称“一中心一基地”）落户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同日，袁定阳和10名从事数字农业的青年来到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开展了“袁梦计划”二期发布会：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在兴安盟的盐碱地上种植耐盐碱水稻20万亩，帮助当地水稻种植户实现收入翻番。 袁定阳表示，研究中心将借助“一中心一基地”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逐步实现袁隆平院士生前规划的“袁梦计划”，力争3年内实现兴安盟水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培育兴安盟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新品种；实现兴安盟耐盐碱水稻种植面积3年达到20万亩。 2020年1月13日，袁隆平在三亚发布“袁梦计划”，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这一技术既可改良盐碱地和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又可为沙漠地区的人口解决口粮问题，并实现种植户收入翻番。 袁定阳，父亲的一个“小跟班” 1970年，40岁的袁隆平有了第三个孩子，取名袁定阳，三儿子学农，继承了他的衣钵。 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袁定阳说，“父亲不爱说教，从来没有指定我学什么，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袁定阳觉得农业科技更实在，更有成就感，“超级稻亩产从800公斤到926.6公斤，就是实际的东西。” 从小就展现出对农业的超凡兴趣，还没上学，袁定阳就成为了父亲的小跟班。无论风吹雨打，都坚定地跟在父亲的身后，一起观察水稻的形状，找取不同的样本。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走过了一片片稻田麦浪，让无数人的饭碗弥漫着稻米的芳香。 袁隆平院士曾说：“我的老三还可以，他肯学习，我就给他创造条件。”受到父亲袁隆平的影响和熏陶，袁定阳萌发了对农业研究的深厚兴趣。 报道介绍，1990年，袁定阳考入广西农业大学农业专业。1994年毕业后，他进入了当时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现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96年，袁定阳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遗传育种学专业攻读硕士。1999年，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研究分子生物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归来，袁定阳一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事水稻分子育种、水稻杂种优势理论与应用和第三代杂交水稻研发等研究，主持和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计划、省部重大等项目10余项。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1项，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各一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发表科技论文60余篇，申请专利20余项（其中授权专利10余项）。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教 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袁隆平先生说:“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因此，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研工作者，也才能当好一个科研工作者。” 袁老也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袁老的举手投足间都体现出对科研的严谨执着，对生活的随意朴素。 袁隆平说：“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够了。”这份质朴和坚定，让他在重重困难面前不放弃。他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他不住豪宅，不坐豪车，经常穿着一件有着岁月痕迹的“廉价”衣服；他的简朴，他的坚定，他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的意志，也在润物细无声中传递给子女。 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中，袁定阳也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身上的质朴、谦逊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 而他也坦言，在父亲的光环下自己倍感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他就从遗传育种开始学起，也像父亲一样，天天在稻田里一脚泥一脚水地踩着。 低调谦卑，是送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 在纪录片《时代我》中，袁隆平的三位孙女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对于三个孙女来说，家庭氛围对她们的耳濡目染是显而易见的。 她们衣着简单朴素，在采访过程中总是面带笑容，幽默风趣，落落大方，丝毫没有因为爷爷是袁隆平而骄傲自大。 在学校里，她们还经常与同学们分享爷爷的故事，他的努力与梦想。 当被问到袁隆平是一个什么样的爷爷的时候，她们说：和蔼可亲，有童趣心，会经常在家里藏好零食，让她们去“偷吃”。 在她们眼中，爷爷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物，也根本不知道爷爷是干什么的，小时候还一度认为爷爷是看天气预报的。 后来在课本上学到一篇关于爷爷的课文，同学们羡慕的眼神望着她们时，她们才发觉自己的爷爷跟别人不一样，从孙女的描述中，看得出来她们和爷爷袁隆平关系很亲近。 袁隆平一生艰苦朴素，心怀天下。他让我们学会了何为珍惜，他让我们懂得了何为坚持，他用自己的低调谦卑、坚韧朴实的品格对孩子们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成为了孩子们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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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旅美钢琴博士，只因一个“爱”
近日，由于教子有方的突出事迹，经过省直工委和省妇联评选，省政协机关刘桂林家庭被确定为2020年第四季度“河南省最美家庭”。刘桂林家庭和美、教子有方，自创“大树教育理论”，并出版31.6万字的教育著作《编织摇篮》，用爱、理解和尊重帮助女儿王宸克服困难、坚守音乐、追寻梦想，成功将她培养为中国首个钢琴、打击乐双专业优秀青年演奏家，倾力支持她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绽放光彩。 王宸，河南郑州人，旅美钢琴博士，中国首位钢琴、打击乐青年演奏家。她是美国名校钢琴、打击乐双专业全额奖学金获得者；多项钢琴、打击乐比赛奖项获得者。先后毕业于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她发起和参与了许多非营利组织及公益活动，跨越中国和美国…… 爱，贯穿刘桂林夫妇家庭教育的全过程。在父母的支持下，王宸5岁走进了钢琴的世界。5年后，为了帮助女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刘桂林每周末带着女儿坐夜车往返20多个小时从郑州到北京上课，两年的坚持终于迎来了学校的招考。然而，王宸并没有如愿考上挚爱的钢琴专业，但由于钢琴弹奏出色，她被打击乐录取了。附中规定学生不能修双专业，女儿在不能专业学钢琴和打击乐零基础的困境中痛苦万分。刘桂林鼓励女儿“不要被挫折击垮，要用勤奋和毅力勇敢地站起来”。高中读完，王宸的钢琴演奏更为精进，打击乐也得到了年级第一名。 毕业后，女儿打算出国深造，但是同样因为美国音乐学院不招收双专业，梦想再一次被抛入谷底。刘桂林化解着孩子的不甘和痛苦，鼓励孩子努力争取，终于等来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双演奏专业全额奖学金破格录取的通知，曾经让王宸绝望的双专业逆袭成了她最大的优势。女儿的脚步越迈越宽，刘桂林继续用爱陪伴她越过寒冬收获鲜花，在美国攻读音乐学士、硕士、博士期间，王宸成为世界音乐大师李斯特和传奇钢琴家克劳迪奥·阿旁的传人，她遍访世界音乐大师，成为了学贯中西、独具风格的青年演奏家，为中国留学生赢得了世界的点赞。 用音乐感染人心、传播能量、回报社会是刘桂林对女儿的要求，她鼓励女儿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王宸多次在国内外为学校、敬老院、社区、孤儿院的老人、盲童、农民工子弟等进行义演；多次参加欧洲艺术节、哈佛大学、亚洲音乐盛典、联合国等组织的义演；在汶川地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节点，担任艺术指导为汶川灾区募集善款150多万元全部捐献河南省红十字会，参加北京卫视等多家媒体举办的“把爱传递全球华人青年音乐家接力音乐会”支持全球联合抗击疫情，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好声音。 音乐少年在家庭的厚爱中羽翼丰满，带着梦想在天空飞出了完美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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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给教师的5条建议
做教师，身教永远重于言传 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清醒地认识自己。做教师，身教远远重于言教。 《论语·子路》篇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我经常和年轻教师讲：教师对学生的作用，绝对不会是零。 教师工作无时无刻不是你世界观、人生观的亮相，你整天和学生在一起，你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对学生产生相应的影响。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这是塑造自己人格魅力的前提。 有一次批改作文，对面坐的是个语文老教师，他看我写睡着了的“着”字，羊字头下面一个目，我把羊字头断下来了。 他看到了，就对我说：于漪，你要知道，你写错了就会影响一大片，你在黑板上写一个错字，可能这个孩子一辈子就写错了。 这样的教导，我真是刻骨铭心啊。从此，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做教师应常备的两把尺子 做教师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谦虚谨慎，好学不倦。 教师应该要有两把尺子伴随自己的人生，一把尺子专门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专门量自己的不足。 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 每次开教研组会，我都拿本子记。每个人思考问题都会有很精彩的地方，我用心听，认真记。 教师要学会“借脑袋”，要博采众长，把别人所有的长处、思考问题的结晶都学过来。要不断地“照镜子”，寻找自己的不足。 另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 每一次课上下来我都有“教后”，每堂课都要反思。 “教后”记两点： 一是记学生的闪光点。 当孩子学习全神贯注的时候会超水平发挥，往往超过我备课时的所思所想，这是孩子创造的火花，我就会把它记下来。 二是记自己的不足。 不管备课的时候多么认真，但是当孩子的主动性发挥出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准备总有这样那样的漏洞，因此我就记下自己的不足，这样长期下来就掌握了教与学的规律。 学而不厌、勇于实践是一生的自我教育 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每个创伤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每次课上下来认真思考，都会看到自己的不足、缺陷乃至错误，因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在我的教育生涯当中有两根支柱，一根支柱是学而不厌，一根支柱是勇于实践，两根支柱的聚焦点是反思。 学而不厌 要诲人不倦，首先要学而不厌。一个教师学不好，就无法担当教书育人的重任。 关于学而不厌，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重要的理论要反复学。 一定要武装自己的头脑，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现在教育问题纷繁复杂，不用正确的观点来思考，就会非常茫然。 二是要紧扣教材深入学。 教要教在学生不知道的地方，教在他似懂非懂之处。《后汉书·列女传》中讲：“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 学习是光荣的荆棘路，教师没有丰富的智力生活是不可能点燃孩子旺盛的求知欲的，是不可能让孩子在每一堂课都兴味盎然地吮吸到精神养料的。 勇于实践 教育事业是实践的事业。教育不是说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因此，怎么做，用什么教育理念来指导，非常重要。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养成严谨的习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做教师应“胸中有书，目中有人” 教师要努力攀登，追求理想境界，也就是说要不断地自我超越。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作为教师，一定要追求高尚的理想境界，不断地努力攀登。 我上课是从来不带教案的，拿着教案怎么面对全体学生？要察言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备课的时候要备得十分熟练。 备课要目中有人，我们所有的学科都是为了育人，这是教育的本质。 教育就是为了促进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把学生蕴藏的潜能通过教师的开发把它变成现实。 因此一定要深入了解，目中有人，不仅要走进学生的知识世界，而且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我一直和年轻教师讲：你一路走过去，教育脚步有深有浅，你要停下来，深入思考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不足的，久而久之就能摸到规律了。 课堂教学是要深入研究的。老师绝不能做教书匠，不能只是灌输知识。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要发展智力，熏陶情感，要育人。我在80年代就在课堂教学中试验了，绝对不是“我讲你听”“你问，我回答”。 课堂教学要多功能、立体化。要以学科智育为核心，融合态度、情感、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是立体的，育人和求知应该互相渗透。语文教学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教育功能、发展功能、审美功能。因此，所有课程都要能够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 教育的希望在青年教师身上 退休以后我主要抓教师教育。教师教育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期盼，从70年代末开始我就一直带年轻教师。教育的希望在青年教师身上，所以多少年来我对教师教育非常重视，手把手地教。 校长是培养教师的第一责任人。良好的习惯能形成良好的素质，良好的素质能造就高尚、完善的人格。 因此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我做校长，顶大的事情就是培养青年教师。 我一辈子做基础教育的教师，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我一辈子上下求索，就是为了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学生能成为龙的脊梁。 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教育事业是常青的。我们的希望在中青年教师身上，你们手里掌握着国家的未来。 同时，育人先育己。我一辈子走的是同学生一起成长的路，在教育学生的同时首先教育自己，教育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有中国心的中国人，成为一个能和学生知心教心的教师。 我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老师，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一辈子都在学，不断完善健全自己的人格。我不断地反思，我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 我希望中青年教师人才辈出，创造教书育人新业绩。为了每一个孩子的终身发展，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把这个理想变成光辉的现实，理想实现之时，就不仅是全国的创新，在世界上也是了不起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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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别！武大首位女院士辞世，曾创“神话般的故事”...
痛心！ 18日凌晨， 武汉大学发布讣告， 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俐娜，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0年10月17日20时 在武汉逝世， 享年80岁。 讣告称，遵照张俐娜院士生前意愿，张俐娜院士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她是武汉大学首位女院士 张俐娜院士是武汉大学第一位女院士。据武大官网介绍，张俐娜院士1963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她致力于高分子物理与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涉及高分子物化、农业化学、环境材料和生物学交叉学科，其成果的原始创新性以及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已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发明“神奇溶剂” 被喻为“神话般故事” 201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张俐娜院士的科研生涯↓ 张俐娜46岁开始踏入科研领域。2000年元月，已经是武大化学系教授的张俐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开始了纤维素新溶剂及材料的研究。这一年，她60岁。这个年纪，许多人已经退休。 在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后，张俐娜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溶剂”——用尿素、氢氧化钠和水作为溶剂，预冷至零下12℃，将极难溶解的纤维素放进去，一两分钟便化为粘液。这最大的好处便是，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这个成果，被科学家们喻为“神话般的故事”，张俐娜因此获得2011年度安塞姆·佩恩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这是国际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的最高奖。 张俐娜始终相信“天才出于勤奋”。她曾表示，有爱才有创新的激情，爱是自己前进的动力，爱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我们那时候的教育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所以我从小就爱父母、爱师长、爱学习。” 今年以来我国已痛失30位两院院士 据央视新闻统计，张俐娜是2020年送别的第30位两院院士。 1月4位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叶轮机械与动力工程专家蒋洪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神经药理学家池志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方守贤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李方华 2月5位院士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态学家孙儒泳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段正澄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药学家周同惠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公路工程专家沙庆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农业工程学家蒋亦元 3月4位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地测量学家、教育家宁津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道增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家周俊 中国工程院院士、骨科专家卢世璧 4月1位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化纤领域奠基人郁铭芳 5月两位院士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张乾二 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万卫星 6月两位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陈肇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殖内分泌专家肖碧莲 7月5位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专家许其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童秉纲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曾毅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与地貌学家李吉均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水电工程专家郑守仁 8月1位院士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曹楚南 9月4位院士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 中国工程院院士、稀有金属冶金及材料专家李东英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 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戴元本 10月两位院士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刘若庄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物理专家张俐娜 珞珈山的上空， 又多了一颗守护星。 张俐娜院士，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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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先生潘懋元谈从教感悟：教师很容易成为有幸福感的人
100岁、每天工作6到8小时甚至更长、40年来共培养（含间接培养）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这位和教育教学一直“较着劲”的百岁先生，就是厦门大学老教授潘懋元。今天，就随教育小微一起走进他的教育教学故事，再聆听一次先生的谆谆教诲↓↓↓ 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今年整100岁了，他的字典里却没有“退休”二字。他的学生和朋友们都称他为“先生”，既不带姓，也没有任何职衔。 “假如有第二次生命，我还是愿意当老师！”教师节之际，潘懋元这样说。 9月2日，厦门大学百岁教授潘懋元在家中翻阅书籍。 1920年，潘懋元生于广东汕头。15岁时代兄上课走进小学讲堂，投身教育学习、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厦门大学。 从年少时立志当老师到开创和深耕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潘懋元与教育教学一直“较着劲”。 “许多成就，往往要靠一辈子的辛勤劳动与不懈探索之后才能取得，可谓‘大器晚成’。”潘懋元在花甲之年“迎接人生的第二个青春”。 1978年，他在厦大创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984年，他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先后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潘懋元与学生比赛俯卧撑。 耄耋之年，他仍然坚持做研究、上讲台、带研究生。如今，他仍然每天工作6到8小时甚至更长。 “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人，可以退而不休，继续从事脑力活动，大脑的运动比身体的运动更有利于长寿。”潘懋元说。 厦大开设高等教育学40年来，潘懋元共培养（含间接培养）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 事实上，无论是不是自己的门生，凡是来求教的，他都真诚分享经验。“教学生最基本的一点是爱学生。”潘懋元说。“教师很容易成为有幸福感的人，即使学生毕业很多年了，师生关系都永远存在。” 2017年春节，潘懋元请留校学生吃饭、发红包。 每逢过年，潘懋元都让助理统计留校的学生，提前请吃年夜饭，给每个人发“压岁钱”，甚至邀请到家里过年。 20世纪80年代起，他同研究生建立了一种家庭访谈制。邀请学生到家里来，从天下大事到个人生活，从学术争论到工作方法，清茶一杯，无所不谈。 “这样容易谈出许多真实想法，也密切了师生感情，不仅学生从中颇有收获，导师也可以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知识。”潘懋元说。 潘懋元家中的“周末学术沙龙”。 疫情期间，潘懋元也尝鲜“云教学”，成了高龄的网课教师。他常说，积极向年轻人学习，这是防止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有效方法。 亦如他挂在嘴边的古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走过战火纷飞、时代更迭，百岁的潘懋元终于看到如今中国教育的昌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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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教师的工作是点燃蜡烛、照亮别人，不是“毁灭”自己！
昨天（9月10日），广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南山学院举办庆祝大会，“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钟南山院士分享了他60年来既是医生又是老师的感悟。 钟南山表示，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教师的工作是点燃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教师点燃蜡烛，照亮了别人，但另一方面不是“毁灭”自己，而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什么人最受欢迎？那就是为社会、为集体作奉献的人。 钟南山院士谈教书育人 钟南山：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务人员是人类健康的工程师。当医生的老师有双重的责任，既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是人类健康的工程师。记住这双重身份，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才。 钟南山：如何看待“教书育人楷模”这个荣誉？我争取做好一点，教书育人，不仅是教书还要育人，这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有的学生特别敬佩自己的老师，我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老师的为人。老师的为人会在无形中影响学生，我对此深有体会。如果你想学生做一件事，比如抢救病人，那你先做，学生能看出来，即使不说他们也能感受到。教书育人，常常不在口头上，更多是在行动上。 钟南山院士给本科学生上课 钟南山院士谈医学报考热 钟南山：医学院校报考热，这是个好事，说明大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看法有了转变，这是他们从事实中得到的体会。这次抗疫工作中，绝大多数群众都能看到医务人员的责任，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医务人员都不畏艰险冲在第一线，甚至牺牲生命。 钟南山：医学的分数高了很多，学生想报考医学院校不是因为医生的收入有多高，而是因为医生是一个挽救生命健康的神圣的职业，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工作。医学生不但要学会医术，更要学会做人。学做人包括学习怎么正确对待病人，怎样给病人同情和勇气，可能会比某些学科更重要。 钟南山：开设南山班，不希望把“多少人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作为衡量教学成功与否标准，而是希望培养出特别有思想的临床医生、临床管理工作者。学生要有创造性，要多问个为什么，而不只是埋头苦读。 钟南山院士谈年轻一代 钟南山：9月8日晚上回到广州医科大学门口，我在车里，前面有警车开路，远远看去似乎万家灯火，近看原来是来迎接的同学们把自己的手机灯点亮举起来，我看到了同学的热情。我们国家以最高礼遇对待医务人员，“共和国勋章”这份荣誉不但是给我，也是给全国广大医务人员的最大肯定与尊重，这份荣誉也属于广州医科大学。 钟南山：年轻人追星，喜欢能歌善舞、帅气美丽的明星是正面的，但是不能把追星作为人生唯一的追求。这次疫情，我们通过事实教育了整代孩子，让孩子懂得了要学什么，长大要追求什么、做什么。孩子们亲身经历了8个多月的抗疫，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开始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要学什么，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钟南山：这一代年轻人一定会超过我们。他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人生际遇，非常好的工作创业的舞台，生逢盛世该不负盛世，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要珍惜这么一个时代。 疫情期间，钟南山院士在线授课 “教师点燃蜡烛，照亮了别人，但另一方面不是‘毁灭’自己，而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新学期里，请各位亲爱的老师记住以下5点忠告，做一位幸福的、有价值的教师！ 一、爱护学生的同时，记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校园中，老师教授知识，更时刻关心着学生的安全和健康，其实老师的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但别忘了，健康的体魄是教书育人的前提、资本。 讲课用嗓，不妨借助扩音器等辅助工具，平时多喝温水；备课费眼，要做到劳逸结合。累了，就休息片刻；生病了，要及时看病吃药；周末节假日，注意休息并坚持锻炼。 二、保持良好心态，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任何一种工作都是辛苦的。想当初，自己千辛万苦当上了老师，想着要大展身手。站上讲桌才发现，老师的工作量远比想象中要大：教学之外，还有教案整理、考核评估、学生家访、假期培训、职称评定...... 或许，当初的兴奋劲消散了不少，面对学生的各种状况很是头疼，面对繁杂的工作很是心累。但你要明白，抱怨和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既然已下定决心，何不做个快乐的老师？好好想一下自己成为教师的初心，与此同时，试着走近学生、与他们倾心交流。 三、繁忙工作之余，不要忘记多给家人陪伴 在学校，我们是教书育人的老师；回到家后，我们还是子女、伴侣、父母：当你忙于工作时，你的父母在一天天变老，你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当你因工作而忽略家庭时，你与伴侣也可能会因此一天天疏远。 家庭是一个人的港湾，更是一个人的底气。多陪陪家人，不仅能一解工作中的压力，还能带来无限的幸福和动力。无论多忙，也不要忽视最爱我们的家人。 四、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对待每一节课 课前，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及教材内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课中，对各知识点展开清晰而准确的讲授，重点、难点、易错点等需详细讲解；课后，合理布置作业，及时批改并解答学生的疑惑，做好每日小结；在学期的不同阶段，老师的教学要做到不断调整和完善。 我们只有严于律己、认真对待每一节课，才能保证教学质量，才能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 五、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老师的备课不能一劳永逸，而应不断翻看教材、课表大纲等，优化授课内容和形式；如果碰上课改、教改，老师必须多花心思去理解和消化，做到准确而有逻辑地教给学生。 上课之余，老师不妨去其他课堂旁听，借鉴好的教学方法，及时找出自己的不足；要有意识地培养“问题意识”，预判难点疑点，走在学生的疑惑之前。 愿每一位老师 既能照亮学生的世界 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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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一中百岁校长——张纪功先生
今年，我们的老校长张纪功先生，整整一百岁了。 我们的学校南召一中，是一所1949年建校、1956年才办起高中的位于偏远山区的学校。记得1959年，学校首届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大学，而此后几乎每届都有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而带领大家创造这个骄人成绩的，正是张纪功先生。 不久前，为了给老校长祝贺百岁寿诞，一群当年的学子自发地在网上建了一个群。群里张校长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已88岁、最小的也步入古稀之年。大家纷纷回忆起张纪功先生呕心沥血育桃李，为发展山区教育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的把先生的人格魅力总结为“谦和慈怀、重教修德、惜才唯贤、爱生如子”，有的概括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治校有方、德高望重、虚怀若谷”。一位55年前考入南召一中高中部的同学，说到自己当年第一次听老校长作报告的感觉，用了“振聋发聩、醍醐灌顶”8个字来形容。他说，当时校长鼓励同学们要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努力完成好中学阶段的学业时，随口背诵出许多古今名人的励志警句，两个小时侃侃而谈，简直把他给“镇”住了。几十年后，他对此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百名改革先锋人物”，其中就有张校长的学生、“王码”创始人王永民。他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敬爱的校长心中的碑》回忆当年。文中写道：“我的故乡南召是一个坐落在豫西伏牛山区的小县，历史上默默无闻，新中国成立后却因出了两名著名的校长而小显名气……一位便是南召一中执校20年的教育专家张纪功校长……”在学子们心目中，张纪功校长就是“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张纪功先生是1950年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到南召一中工作的，曾任教导主任、代校长、校长。当时的南召一中选址在一座破旧的寺庙，还有十几间草房，所谓的教学设备就是“旧书一箱，自制仪器一筐”，桌凳全是垒的土台子，寝室则是在地上打的通铺，冬铺稻草，夏铺白沙。当年，学习成绩好或家庭经济相对宽裕一点的孩子都报考了百里外的南阳中学，而南召县中因生源不足则不用考试，只要愿意来上就行。张纪功先生则不管这些，似乎一见到学生就觉得特别舒心，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乐趣，豪情满怀、风风火火地全身心投入到了办学之中。 先生的办学实践，归纳起来就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按照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千方百计调动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积极性，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在每周一次的校会上，他都反复强调说，德育是方向，智育是核心，体育是基础。德育抓不好就有可能出“废品”和“危险品”；智育抓不好，学生学不到建设国家的本领；体育抓不好，学生身体出了毛病，都有可能成为“次品”。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同学回忆，为了发展学生党员，张校长和县委组织部联系，让学校的十几名入党积极分子每周六参加县委组织部开展的党课活动。为了扩大影响，第一批学生党员的入党仪式由校长亲自主持，他专门组织团委、学生会干部、班级委员及全体老师参加。这样隆重的仪式，让大家异常振奋，既增强了新党员的光荣感，又激发了师生向党组织靠拢，争当入党积极分子的热情。 记得先生特别注重校风建设。他对校风有很高的期望和严格的要求：浓郁深厚的读书氛围，有条不紊的教学秩序，清洁安静的校园环境，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他还经常用荀子《劝学》中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来说明校风、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他甚至认为“学校的学风实乃校长之风”。所以他处处以身作则，在狠抓教育质量的同时，和师生一道勤工俭学，自己动手脱坯、烧砖瓦，去山里运木料，带领大家建起一排排学生宿舍和一座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去河里背石头垒起了上千米的院墙；修水库向校园引水，栽花木美化校园，改善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他还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师资水平，特别是通过抓教案、抓课外辅导、抓批改作业，让老师了解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使课堂教学有的放矢。在这样浓厚的氛围中，南召一中的教学质量很快便跃升到南阳地区的前列。记得有一年，南阳地区的“高中校长观摩会”更是以创纪录的时长，在南召一中整整观摩了半个月。 老校长关心老师、爱生如子。在群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忆起先生关心自己的故事，点点滴滴的诉说，如禾苗对春雨的感念。不久前，一只眼睛已失明的张校长，还在给他65年前的学生写信，了解这位学生及家人的近况。这位“老学生”读着老校长的信，早已是泪流满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几十年来，从这所与新中国同龄的山区中学走出的莘莘学子，遍布大江南北，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行业发挥着光和热。而张纪功校长当年的学生们，也都到了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回忆学生时代，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与先生朝夕相处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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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37年，想起河大教科院的点点滴滴，这位老教授热泪盈眶……
40年，一个并不算短的时光，有很多人、很多故事沉淀下来，宛如一个个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浩浩荡荡，气势恢宏，奔向远方。40年来，每一个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人，都是这条大河的一份子，每一个教育科学学院人，都有很多精彩感人的故事值得书写、值得回味、值得提炼成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文化和精神。 2020年，适值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迎来恢复建系40周年之际，院系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院（系）友、师生举办“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恢复建系40周年征文”活动。其宗旨在于，讲好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故事，挖掘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精神，整理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文化，展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风采，传承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优良学风，激励后人，奋发有为，谱写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篇章。“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院（系）友、师生的积极响应，他们踊跃投稿，记忆中的感人瞬间、怦然心动的故事，跃然纸上；怀念同窗好友，感恩谆谆教诲的师长，祝福学院美好的未来，情之所至，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我与教育系一起成长 ——汪基德 2020年，是河南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学院）恢复建系40周年，学院发出了征文启事与邀请。我大学本科毕业即来到教育系工作，与教育系一起成长，对教育系充满了感激与热爱。下面仅就我所经历的几件事情，来回忆一下教育科学学院“慎思 笃行 务实 进取”院风的形成过程以及我个人与教育系的情缘故事。 01丨初识教育系，结下不解之缘 1983年6月，我从河南大学（时称河南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到教育系工作，从此与教育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80年代的物理系只有一个专业，83届两个班共有毕业生90余人。因为那时候大学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临近毕业时，在河大老校区的物理楼（当时是学校最新的建筑）一楼大厅里公布了国家分配计划，其中有四个留校指标（两个留物理系做专业教师、一个留物理系做辅导员，另一个要去教育系当专业教师）。我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也不是党员和班干部，感觉无法留在物理系做专业教师，也无法当辅导员，就主动报名申请去教育系（农村出身的我，若能留校当老师，不论什么专业，就已经非常知足）。留校报名申请获得物理系分配领导小组同意后，教育系的时任党支部副书记张俊民（后来升任河南大学纪委书记，现已退休）约我到教育系谈话（相当于现在的面试）。几天后，我就接到去教育系报到的正式通知，六月底我就正式来到教育系上班。记得当年同时分配到教育系的同事还有：王震宇（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毕业，后调往北京）、赵国祥（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毕业，现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晓丽（陕西师范大学学校教育毕业，后调往郑州工作，现已经退休）、李新旺（河南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曾任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导）。我和王震宇被分配到教育学教研室，赵国祥、张晓丽、李新旺被分配到心理学教研室（当时教育系共有3个教研室，另外一个教研室是教育史教研室）。 在来教育系之前，可以说对教育系一无所知。来到教育系后，才知道教育系为什么要从非教育专业毕业生中选拔教师：一方面是因为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学校的学校教育专业（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学专业）停招，没有毕业生；另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教育系老师的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教育系负责人的远见卓识）。先于我来教育系的，已经有李申申（河大历史系77级）、牛梦琪、王欣荣（河大中文系77级）、扈涛（河大数学系77级）、王北生（河大政教系78级）、程凯（河大历史系78级）、刘家琪（好像是河师大生物77级）等跨专业毕业生。 刚入职教育系，就赶上了恢复建系的第一届本科生（80级）的教育考察与见习。我和几个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全程参加了80级的教育考察与见习。考察地点是西平杨庄高中（是当时很著名的农村高中）和洛阳的一所高中。由于我们这几个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在年龄上与80级的学生相仿，甚至比有些学生年龄还小，因此，尽管过去与他们没有什么交往，但仍旧很容易地融入了其中。甚至在洛阳的高中考察时，负责接待的人错把老师当作了学生，错把学生当作了老师。另外，由于学生没有把我们当老师看，他们的举止不太顾忌我们，所以我们能看到他们真实的表现。在几对谈恋爱的同学中（这里就不提他们的名字啦），有替女同学背东西的，有为女同学当跟班的……男同学追求女同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然，让我印象更加深刻的还是教育系的优良传统——重视实地考察调研，时至今日，我仍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在我后来做院长时，若有老师提出带学生实地考察调研，我都比较支持。 由于我本人是跨专业毕业生，我一方面需要补修教育系的核心课程，另一方面需要为主讲教师做助教，协助主讲教师批改作业。我跟随81级、82级本科生系统地听了王汉澜老师的“教育学总论”、赵天岗老师的“教学论”、张耀先老师的“德育论”（同时协助张老师批改作业）、苗春德老师的“古代教育史”、程合印老师的“近现代教育史”等课程，协助章薪樵老师辅导电化教育课程。这些老师上课都很认真，讲的也很精彩。尤其是王汉澜老师和苗春德老师的讲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讲课时，并不追求表面的热热闹闹，而是引经据典，语言严谨，非常富有启发性。由于当时许多课程都没有教材，所以必须记笔记。每门课下来，都记了厚厚一本笔记。 在与81级学生共同听张耀先老师的德育论课程时，我和李社教（现为河大建工学院书记）同坐一张桌子；批改作业时，发现郭戈（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的作业很有新意，而且签名是龙飞凤舞，留下了深刻印象。说实话，当时让我批改作业，我很忐忑，并向张老师表达了我的顾虑。因为我专业是学物理的，关于教育知识，确实没有学生知道的多，但张老师一直鼓励我，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张耀先老师的高尚人品也一直影响着我。 我所在的教育学教研室（王汉澜先生为教研室主任）非常重视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开展的也非常认真。记得有位新教师在试讲时，因为讲的太快，一节课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在点评时，不少老师进行了深刻分析，严肃地指出了所存在的问题，这个老师含着泪水听完了点评，我当时也很受触动。这种严肃认真的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放在现在，依旧非常值得学习与坚持。 02丨我与教育系一起成长 （一）重视教师进修学习，师资水平逐步提高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快速变革的年代。我刚留校时，具备研究生学历的人极少，本科毕业教本科现象比较普遍。为提高师资队伍水平，除了要求跨专业的教师跟随本校本科生学习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外，还有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到北京师大等高校进修。我校去北京进修的教师比较多，而且集中安排在大钟寺住宿。此时的大钟寺好像是河南大学的驻京办事处一样，来自河大不同专业的人在这里吃住、学习。北京的进修学习不仅使我校与北师大等高校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也增进了河大不同专业老师的友谊。 我于85年9月经王汉澜、章薪樵老师推荐，来到有“中国电化教育的黄埔军校”之称的西北师大（当时叫西北师院）电化教育系进修电化教育专业（现在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跟随西北师大电化教育专业的第一届学生进修一年。这次进修，为我进入教育技术领域打下了基础。进修期间，很荣幸认识了当时的班主任、后来成为西北师大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院长的杨改学教授和著名的电教专家南国农先生。进修时，我每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次进修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依然是教育考察。当时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在甘肃境内去工厂、农村、深山拍摄电教片；一条是去电教开展比较好的高校和单位考察调研。我经所在单位河南大学的同意，出资400元让我参加考察调研。这400元可不是个小数字（我当时的月工资才54元），也很管用。同在西北师大进修的有些学员的单位就没有这么慷慨，也就没有办法参加调研。所以，我现在对当时的河南大学能出“巨资”让我参加调研，感到敬佩，并心存感激。我们获准参加调研的4个同学在西北师大彭守德老师的带领下，由兰州出发，乘火车途径宝鸡，到成都、重庆，坐船（第一次坐轮船）到武汉，再坐火车到广州与深圳，后又到杭州，由杭州返回到兰州。考察期间，我们一般都选择部队的招待所住宿，既安全又便宜。每到一处，确实体现了南国农先生所倡导的“天下电教是一家”精神，受到了当地电教部门或高校电教系的热情接待。尤其是到了华南师大，受到了电教系副主任李克东教授的热情接待，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李克东教授非常风趣，给我们讲油炸冰激凌的故事和他到兰州受到热情接待、天天被安排吃鱼的故事。当时的华南师大电教系已经拥有一栋独立的电教大楼，大热天，我们进入装有空调、铺有红地毯的接待室，桌子上还装有程控电话。李克东老师拿起电话，打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端茶倒水，这在内地当时都很少见。到了深圳，我们更是感受到改革开放前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住进一家私人家庭旅馆，住宿费每晚18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价，住广州军区招待所时每晚只要6元），能收到香港的电视台，五彩缤纷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当时内地电视台一般看不到这样的广告。听说去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能看见香港，我们就赶到国贸大厦。进入国贸大厦一楼大厅，一看地面这么干净，能照出人影，我蹲下摸摸地面，真是一尘不染。国贸大厦好像是53层，是当时深圳第一高楼。只有上到楼顶的旋转餐厅，才能看到香港。我们一问，需要买一张最低的消费票才能上旋转餐厅。最低消费票是12元（当然是自费），所以有些人没有舍得上去。我想，既然来到深圳，必须上国贸大厦，看看香港，所以就咬牙买了票进入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上去后，看到有许多食物和饮料供选择，我们不敢点别的不常见的食物，害怕超过最低消费。我只要了一杯可乐，这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一杯可乐。但感觉值得，因为在国贸大厦上面确实看到了香港。 除了通过进修的形式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外，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认识到提高学历的重要性。所以，有些青年教师就开始报考研究生。由于当时人手比较少，若都放出去考研究生，课就没有人上。所以对去外校考研规定的比较严（可以考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听说某个老师提出申请要报考外校的硕士研究生时，等到领导研究同意时，距离报考截止时间只有一天，当时，下着大雪，等这位老师到达报考点后，已经报考结束，失去了当年的考研机会。 我是同龄阶段中考研较晚的人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有惰性，另一方面，我是一个不愿意给领导找麻烦的人。曾有过报考外校研究生或考别的专业的想法，发现走不通后，就放弃了这种想法。我直到1988年才考取了本系的教育学原理硕士研究生，师从王汉澜先生，是他带我走进了学术的殿堂，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引领。2004年，在我已经当了4年正教授和两年副院长之后，才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那时，我已经42岁。在当时普遍重视学历尤其是我们学院非常支持读博士的大背景下，40多岁去读博士，其实也不算奇怪（与我同年龄段的刘黎明、赵俊峰、刘金平、杨捷等都是在不惑之年读博士的）。我非常感恩南国农先生和杨改学老师，在我第一次参加博士入学考试、和几个当时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的教授的同台竞争中，他们选择了我。后来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我去西北师大参加博士生入学体检时，维持秩序的老师看我准备进入体检室，就高声说：“学生体检，家长就不要进去了！”我只好红着脸说：“我也是来体检的。”更有趣的是，我是先在河南大学评上博导（2006年），后在西北师大拿到博士学位（2007年）的。 （二）增设新专业，逐步扩大招生规模 恢复建系初期，教育系只有一个学校教育专业，每年招收40名学生。1985年学前教育专业开始招生，1988年心理学专业开始招生。虽然有三个专业，但每年一般只有两个专业招生，所以直到1999年，每年招生的规模都在90人以下。2000年，三个专业同时招生，规模达到150余人。同年，学院派我和董宏建老师（时为学院教务员，现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到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考察论证教育技术学专业，论证报告获批后，2001年教育技术学专业开始招生。后来又新增临床医学（临床心理学）方向，软件工程（教育软件工程方向），年招生人数一度超过400人。 随着招生专业的增加，自然需要开设更多新课程。我本人也从开始为本科生讲授公修教育学、BASIC语言、FOXBASE等课程，到讲授教育实验学、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教育改革、现代教育技术、教育传播学等课程。甚至还给成人教育学员讲授过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等课程。哪门课程没有人教，我就服从分配去补台；有个新教师来了，没有课教，我就让出我所教的课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也是一样，我开始在教育学原理专业招收教育研究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为了配合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获批学位授权，就改为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方向，协助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获批硕士授予权。直到2007年教育技术学专业独立招收硕士生，我的专业领域才算稳定下来。 （三）狠抓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申报与建设，不断提升办学层次 教育系一直非常重视学位点建设工作。恢复建系不久，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魏明霞是恢复建系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她1980年至1982年在河南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当时河南大学没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后，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学原理、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成人教育学等先后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批教育学和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对当时的河南大学教科院来说，博士点获批是一个非常困难与艰辛的工作。因为在1999年之前，我们的师资队伍中，没有一个博士。直到1999年，赵国祥博士毕业返校工作后，才打破过去博士毕业即离开河南大学的困局。后来，先后有刘志军、王北生、刘济良等博士毕业回校工作，有了基本的队伍，在王北生等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着手谋划教育学博士点申报工作（时任院长赵国祥主要谋划心理学科的博士点申报）。一方面积极鼓励教师发表高层次成果；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多参加学术交流，扩大我们的学术影响。2003年是博士点申报年，在院里安排下，各个骨干教师都积极参与，向有博士点的专家汇报河南大学教育学科的情况，争取得到评审专家的支持。我记得当时丁秀峰老师虽然已经退出教育系的领导岗位，他依然陪着我去走访专家，可见他对教育系的热爱。但因为条件所限再加上准备的比较仓促，2003年教育学与心理学申报博士点双双失利。2005年又是一个申报年，经过艰辛的努力，教育学原理专业终于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教科院博士点零的突破。 2008年我任教育科学学院的院长后，依然把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申报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压力也非常大。每年春节放假期间，在刘志军、王北生的带领下，都要安排专门的时间谋划博士点申报工作，反复修改申报材料和论证报告（包括绘制全国博士点的分布图），向有关专家介绍在河南大学设置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记得有一年寒假的时候，为了拜访一个专家，我和王北生老师、刘志军校长、杜静书记在寒冷之夜等了3个小时。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我与杜静书记等往往一天要去几个城市，到一个地方开了宾馆、放下行李后，根本没有时间住下休息，拜访完专家后就又赶往另一个地方。2009年，在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顺利获批。 2010年，是学位点申报年。经过学校和省学位委员会推荐，教育学一级学科作为博士点候选学科推荐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0年12月3日，当我正准备启程参加“河南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首批）赴美培训班”学习时（共21人，机票已经购买），学校传来国务院学位办即将开始对博士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的消息。为了确保博士点申报成功，学校决定涉及博士点申报的4个学院的院长（李伟昉、尚富德、苗书梅、汪基德）取消赴美学习的计划。我虽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美国学习），但是为了学院博士点申报这件大事，就毫不犹豫同意留在国内等待博士点评审。到了12月7日，学校又决定让我们4个人启程，飞往美国去参加培训班。洛杉矶时间2010年12月13日凌晨4点（北京时间晚上8点），学校党委书记关爱和亲自打电话告知博士点获批的喜讯，我们激动得睡不着觉，文学院院长李伟昉、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尚富德和我，起床后相互抱在一起，含着眼泪喝酒庆贺，并把喜讯与国内的骨干教师分享。12月22日，我们结束了美国的学习考察，回到郑州，关爱和书记、梁晓夏常务副书记、赵国祥常务副校长、刘志军副校长等校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赴美学习回国的学员（校长娄源功是我们赴美培训班的团长，与我们同机返回），并对博士点申报成功表示祝贺。 2017年，又是一个学位点申报年。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的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教育学科也在教育部第四轮评估中获得了B+的好成绩。教育学科完成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申报任务，这次我们集中力量申报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教育博士授权点。不出所料，心理学科顺利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但遗憾的是，教育博士授权点失之交臂。但经历过前面的风风雨雨后，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冷静和成熟了。总结教育博士授予权申报失利的原因，虽然有多种因素，但我们只能从自身找原因，自身的问题主要是近年我们对教师教育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教师教育特色不够突出。认为应该成立教师教育学院，统筹全校的教师教育资源，加强教师教育工作。于是我和杜静书记就找相关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呼吁，建议学校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该建议得到学校的认可，在2018年中层干部换届中，决定成立教师教育学院，挂靠在教育科学学院。 （四）适时组建新机构，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恢复建系时，只有三个教研室：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大概在1985年前后，新成立了学前教育教研室和教育手段教研室。成立学前教育教研室，因为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不足为奇。成立教育手段教研室，在当时是有远见的。因为当时教育系既没有电化教育专业，也没有在学校开设电化教育方面的公修课。教育手段教研室的首任主任是章薪樵老师，副主任是扈涛老师。人员主要是负责教授电化教育课程、教育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材教法系列课程的老师。早期人员有：章薪樵（主任）、扈涛（副主任）、王非、谢励武、汪基德、侯宝顺；后来加入的有：张新海、刘志军、刘先锋。这个范围和广义教育技术的范围惊人的一致，说明我们当时的教育系有高人，有广义的教育技术观，具有前瞻性。后来因为“教育手段教研室”被人们简称“手段”教研室，有人说这个教研室名称不好听，就改为“教育研究法”教研室，扈涛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再后来，扈涛任系主任后，我任教育研究法教研室主任。 1989年教育系成为河南省教育管理专科自学考试主考单位，1994年又成为河南省学前教育专科自学考试的主考单位，系里根据需要成立了成人教育教研室，扈涛、许绍康等负责成人教育工作。从此，教育系创收工作有了大的改进，教育系由原来最穷的单位，变为学校最有钱的单位之一（给我们每个教师发了一台价值398元钱的双卡立体声收录机，我用了多年不舍得丢，搬了几次家才被迫丢弃）。我们青年教师都争先恐后为成人教育出力，包括外出上课，也包括去打包、骑个三轮车到火车站去送辅导材料，每次能挣几块钱，补贴家用。闲了，还可以请同事们到家喝个小酒，大家都很高兴。 1999年7月，教育系撤系建院，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系，王瑶任系主任；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史教研室、学前教育教研室、教育研究法教研室合并成立教育学系，刘济良任系主任，魏明霞和我任副主任。 2002年后，教育科学学院进一步拉大机构框架，学前教育专业独立设置学前教育系，叶平枝（后来调入广州大学）、岳亚平先后任主任；教育技术学专业独立设置教育技术系，我兼教育技术系主任，后来由蔡建东（现河南大学附中校长）接任教育技术系主任；成人教育教研室改为继续教育中心，张新海、刘先锋先后任主任。后来又获批河南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刘济良兼任主任），形成了教育学、心理学、学前教育、教育技术4个系，数个研究中心的格局。 2008年以后，为加强学科与学位点建设，成立了研究生办公室、学科建设与科研办公室、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等职能机构。学院先后又获批河南省重点实验室（心理与行为实验室）、河南省弱势人群身心健康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基地、河南省教育信息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河南省教育政策研究院）等研究平台。为加强教师教育工作，2016年学院决定成立教师教育系，这样整个形成了5个教学系、5个职能部门、2个综合管理办公室、近10个校级以上研究中心的机构框架。 2018年教师教育学院成立，挂靠教育科学学院；2019年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院成立，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科学学院的发展空间。 03丨教育科学学院的明天会更好 2018年7月，河南大学启动了中层干部换届工作。我和杜静书记都在教育科学学院任正职超过两届，赵俊峰副院长、刘金平副院长、杨捷副院长也都超过了任职年限的规定，经个人申请，我和俊峰、金平、杨捷四人都回归了专业教师本行。杜静书记调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任部长，冯海清副院长提任商学院党委书记，7位班子成员只有李世平副书记保留原来的职位。 追忆似水流年，我亲眼见证了教育系这4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与发展。我由一个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的留校生、教育科学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做了这个学院的院长，这是与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教育系的发展分不开的，与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分不开的。在这里，我对教科院原来的班子成员和广大教科院的教职员工以及广大院友对我工作的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对自己由于缺乏工作方法、考虑不周等，给有些同志造成了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最后，我由衷地祝愿教育科学学院在宋伟书记、李永鑫常务副院长、李世平副书记、王建军、王明辉、岳亚平、魏宏聚、王萍、王晋副院长的带领下，明天更加美好、事业更加辉煌！ 作者简介：汪基德（1962.10—），男，博士，二级教授，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原千人计划”中原领军人才（中原教学名师），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河南省教育政策研究院）主任。兼任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教育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河南省教育质量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河南省高等学校教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省政协委员。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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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朱小蔓教授！她曾呼吁“让教师生长出更多的职业幸福感”
8月10日下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朱小蔓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3岁。 “朱小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她学养深厚，道德纯粹，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对工作执着奉献的精神令人尊敬、让人感动。”教育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湛说。“她是为教育而生的，为教育事业勤勤恳恳服务了一辈子。”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说。 朱小蔓是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情感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发讣告表示，朱小蔓毕生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是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她品行高洁、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在工作中深受同事的尊敬和学生的爱戴，为中国的教育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后辈学者、学生为人治学的典范。 “我们失去了一位很有思想、非常勤奋的教育学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我与朱小蔓老师交往多年，她是我最尊敬的研究者之一。”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说。 下面与大家分享朱小蔓老师曾在《中国教师报》发表的《让教师生长出更多的职业幸福感》一文，以表达对朱小蔓老师的深切缅怀。 让教师生长出更多的职业幸福感 一直以来，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往往强调教师在学科知识与技能意义上的“专业性”，忽视了情感在教师成长中的重要性。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情感教育研究，在当时的教育学文献中，很少看到对学生负面情绪影响的研究，也很少看到怎样培养学生正面情绪情感的研究。可见，研究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我想做这件事，想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人的正面态度、正向情绪情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去保护它们，怎样转化负面情绪情感。 在大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的问题是，教师如何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发现学生的情绪情感？如何培养他们积极的情绪情感？教师如果没有情感的素材，他们也不可能敏感地发现、应对学生的情感反应，如果教师自己的情绪经常是扭曲的、压抑的、对学生的情绪情感既不敏感又不能处理，那么将无法完成培养人的任务。 2014年，我们有机会受到香港田家炳基金会的资助，通过项目实施与开展，立足幼儿园、小学、初中三个学段的儿童与青少年的情感和身心发展特点，从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生活两大教育情境开展行动研究。经过认真遴选、商议，我们确定了北京中学与南通田家炳中学为项目实施的种子校，我们希望扎根更加广泛与精细的教育现场，关注、探索教师情感人文素质的内涵，提升路径与方法。 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如果不联系学校实际，不解决学校、教师、家长的实际需求，是没有价值的。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具体运用观评课、生命叙事工作坊、问题集中研讨等方式，让大学教师、学者、博士后、研究生深入中小学幼儿园与教师交朋友，用大量真实的课堂案例、家校故事、学生成长故事，交流分析教师面临的自我情感困惑与情感教育问题，同时组织编写了《教师情感表达与师生关系构建——教师操作手册》（初中卷、小学卷、幼儿园卷），为教师丰富情感，提升人文素质提供可以操作的、具体的工作手册。 我们慢慢知道，教师的情感表达是情感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涵盖教师对学生情绪情感的察觉、识别、应对、调适能力，也体现为识别、调控自身情绪情感的能力。它是教师内隐的知识积累、人文素养、价值倾向、人格品性的外化。这种能力是需要时间积累与沉淀的。 当然，我们希望教师情感表达的改观不止于技术训练，而是力求依托鲜活、生动的职场交往经历，在体验教师最本真的生命状态中，研究者与教师沟通交流、尊重体谅，增进相互理解，提升各自的人文理解能力，探寻能直抵心灵深处、有助于心灵成长的艺术化的教师情感表达。 这个项目是我们已经积累的情感教育研究的接续，也是对原有基础研究在学校现场的应用，也出自于我们对学校中存在的师生关系疏远、紧张、冷漠、恶化等问题的担忧：没有良好的师生交往状态，师生间不能相互信任、坦诚相待乃至彼此依恋，学习者就无法进入自然、惬意、身心投入的学习状态，也难以发生真正有意义的学习。与此同时，这也是个体学习压抑、紧张、焦虑、提不起学习兴趣的问题来源。 教师要成为一个幸福的教师，需要理解自己进而理解学生，从而建构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如果良性的、让人愉快的经验多一些，我相信一个教师会更多地生长出职业幸福感。 情感教育研究蹒跚30年，这几年我们在教师教育方面推进了一些。当然，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有些还待深入。今天的成果有待教师在使用中完善，补充鲜活的案例。但我越来越相信，人的情感一定要发展，一定要与认知协调发展，否则就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健全的意志，没有健全的人格。我相信，有了这样一种对教育理想的信仰、信任，情感教育研究的道路虽然艰苦、漫长，但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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