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收拾行囊，踏上归途，进城“淘金”的民工又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城-乡之旅。

　　

　　这次旅行注定不会和以往有所区别，乡村是孕育他们梦想的地方，城市是实现他们理想的舞台。数以亿计的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迁徙。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

　　

　　这次旅行又注定会和以往有所区别，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城乡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年代，城市将不仅仅是城里人的，乡村将不仅仅是乡下人的。城市给进城的他们留下了怎样的烙印？他们和城市又会有着怎样的隔膜？而家乡的人是否觉得他们已变得有些陌生？

　　

　　15年前，大河报从进城务工的农民中选取了一名破烂王，让记者陪他回家，在细节的真实中感受他们的情感和梦想……如今，这一项目仍在持续。今年，大河报记者第十五次踏上征程，选取了在北京、贵州等地打工的民工，跟随他们，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

　　

　　□记者朱长振文李康摄影

　　

　　核心提示|农历的腊月初八，是传统的腊八节，在北京打了十多年工的黄永健开始了回乡的旅途。一脚踏进那座落满树叶的位于平顶山叶县的农家小院，黄永健便一刻也不敢停歇，打扫院落、收拾压井、招呼邻居晚上来家喝酒……兴致勃勃的黄永健与此前一天在北京时简直判若两人，虽然这十多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那个大都市度过，可那里永远成为不了自己的家。

　　

　　返乡之前，最后的晚餐是手擀捞面条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1月16日，腊八节的前一天，是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庙乡大武基文武学校放假的日子。寒风中，流浪歌的歌声从一楼教师宿舍内飘出。我省平顶山市叶县乡下来京打工的黄永健坐在床沿，从窗口往外看着打打闹闹即将离开学校的孩子们，眼角渐渐湿润：“明年肯定是再也见不着这些学生了。”

　　

　　往年这个时候，黄永健会说“有些学生明年是见不着了”，而今年将要告别这个学校的是他自己，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有可能“都见不着了”。

　　

　　教师伙上做的晚饭是捞面条，“手擀的，我知道咱河南人都好吃面条”，围着围裙的大师傅冲着记者善意地笑着说：“我也是河南的”。

　　

　　身为副校长的黄永健和普通教师一样，跟孩子们同挤在一间宿舍内。上下铺，底下住人，上面一层堆放着杂物：“这两个饭盒你两个用，是和我住一个屋的学生的，都可健康，没病，放心用吧”，黄永健一边和记者打着招呼一边自己前边带路往食堂走：“你们别笑话，我这副校长除了少上两节课，其他的啥特殊照顾也没有，工资一个月才拿2500元，职务补助和课补加起来总共才3000多，啥福利都没有。”

　　

　　据大河报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周边共有打工子弟学校近200所，但有证的却不足一半，靠着这些学校，承载了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子弟的基础教育。

　　

　　每学期结束，每班都要留下全家福

　　

　　17日一大早，清冷的北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农历腊八节，但大多数急于打工挣钱的外乡人却并不太在意这个农历的节日。早早起床的黄永健站在学校唯一的一个操场边，有的孩子已经随大人回家了，有的孩子当天要和家长一起返乡，急急跑进教室领通知书和奖状，每一班都在照合影。

　　

　　“因为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流动性强，每学期放假后再开学就是大换血，所以老师们都会细心地给每一个班级的孩子们照张合影，并建有QQ群以便联系”。黄永健至今仍维护着他来北京第一年教的那一年级的QQ群：“我从初一教到初三，全班来来去去30多个学生一共有6名学生考上了大学，大多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干啥的都有，搓澡的、当兵的、开饭店的……”

　　

　　黄永健来北京已经十多年了。为了生计，他先是卖煤球，后在亲戚介绍下进入私立民工子弟学校做教师，“没想到这一做就是十多年，我教过的学校有四所，前三所都被拆掉了，只有这一次是我自己主动辞职的。”吃完一饭盒捞面条的黄永健苦笑着说。

　　

　　返乡前的家访，也没说动学生家长

　　

　　黄永健一边陪着记者在各个教室转悠一边向记者说起自己的一双儿女，回家的车票早在一个月前儿子就在网上替他订好了，是17日19点40分北京至周口的，因为到漯河的卧铺票没了：“其实我喜欢坐硬座，能和别人聊天，卧铺车厢都只顾睡觉哩，谁和你说话？”

　　

　　虽然埋怨着儿子“乱花钱”，但黄永健脸上还是写满了自豪。靠着在北京做打工教师，黄永健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大学，儿子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两年多了，现在在马来西亚，是上海一家跨国公司的员工，一个月工资顶我干半年了。”一提起儿子，黄永健的话明显多了起来。

　　

　　看学生们渐渐散去，黄永健独自出校门往前走，不远处，是一排排简易房，从一个大门进去，里面是数不清的小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一户家庭。黄永健走进一户开着门的小屋，12平方米的小屋里放着一张高低床，门口是灶台，一位名叫杨迪的11岁男孩正伸着胳膊让爸爸包扎，在放学回来的路上，他因和同学打闹摔在冰面上把手擦破了。这位来自驻马店的男孩在黄永健他们学校上五年级，爸爸在北京做保健，妈妈在商场烤肠，黄永健来家访主要是想劝说孩子的家长过完年继续让孩子上学，但就是远了点，可能不在朝阳区了，但那边的学校是公益的，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这是我们‘教师之家’联系的项目，专门从打工子弟学校挑些学习刻苦的苗子重点培养，我明年就有可能去这样的学校教学了。”

　　

　　黄永健苦口婆心的劝说最终仍没能打动家长，杨迪的爸爸苦笑着说：“他从小在家跟着他奶奶长大，上了几年学啥也没学会不说，还染了一身坏毛病，今年赖好上到毕业，个子也长差不多了，该干啥干啥去，回家不放心，还是跟着我打工吧。”

　　

　　赶到车站，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急不可待的黄永健便背着个大包拉着拉杆箱早早到北京西站的验票口排队：“一年没回家了，归心似箭啊。”

　　

　　伴随着火车站播音员开始检票的通知，黄永健便被巨大的春运洪流裹挟着，无法再后退半步，只能一往无前，这让他与记者约好的拍照只好泡汤。

　　

　　夜幕中，火车徐徐驶出繁华的首都北京，不甘寂寞的黄永健隔着三节车厢跑来与记者聊天：“我那铺上下左右全是年轻女孩，你让我咋睡？”

　　

　　不到一个小时，火车到了高碑店站，因为是慢车，要停半个多小时，黄永健约记者下车走走，隔着车窗，看到硬座车厢内人满为患，过道内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塞满了各种行李和各色油漆桶：“我前些年都是这样回的家，哪像现在坐卧铺这样舒服。”回忆起前些年的返乡经历，黄永健百感交集。

　　

　　一夜颠簸之后的18日凌晨，火车停靠在了漯河车站，背着背包拉着拉杆箱的黄永健融入了出站口的人流中。

　　

　　回到家乡，先喝一碗胡辣汤

　　

　　“走，喝碗胡辣汤去，整整一年了，没喝过一回正宗的北舞渡胡辣汤，在北京喝那胡辣汤和剃头水差不多，没一点儿味儿。”黄永健边说边带头走进一家胡辣汤店。

　　

　　漯河长途汽车站就在火车站的旁边，进站就有去叶县的车，但上车的只有记者与黄永健三人，按点儿发车。车出站后却一直在漯河市区转悠，走走停停，黄永健甚至还下车喝了份免费的腊八粥，汽车终于出发了。

　　

　　从叶县县城到黄永健的家还有差不多二十公里，开城乡公交的是黄永健的老乡，没上车前，黄永健从拉杆箱内拿出一条红色“中南海”牌香烟：“到家了，得换成京城的烟，也让乡亲们跟着换换口味”，一路上，黄永健一根接一根向熟识的司机让着烟，司机一句接一句地给他讲述着近一年来家乡的变化：“村头又建了个规模超大的驾校，去你们村儿的路又加宽了……”

　　

　　临近中午，黄永健在村头下了车，步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自己那个落满枯叶的农家小院，虽然邻居还没来得及送来钥匙，但黄永健早已打开了院门和屋门：“门就没锁，屋里啥值钱东西都没有，小偷也不会来”，黄永健一边笑着说一边打扫院落。

　　

　　听说爸爸回来了，嫁到禹州的女儿打来了电话，刚刚买了新车的她在电话中很激动：“爸，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到家，不耽误给你做午饭”。

　　

　　【专家点评】

　　

　　张全收（全国人大代表，民工司令）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

　　

　　1月31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二，豫南驻马店市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扬村大雪纷飞。全国人大代表，民工司令张全收回到故里，重复他坚持做了9年的节前“送温暖”行动，与往年不同，今年他除了给村中70岁老人每人发四百元红包之外，还额外给村中小学每名教师也发了红包，早在几年前，他就捐资60多万在村中建起了全收希望小学。他在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问题，我在几年前北京大批拆除民工子弟学校时就曾深入做过调研，并在全国两会上提过建议，希望北京市政府及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善待打工子弟，接纳打工子弟入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建议在全国建立并实行所有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登记证制度，登记证全国联网，当农民工进城务工时，登记证和暂住证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此外，要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要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登记证紧密关联。虽然呼吁了好多年，但时至今日，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不仅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是入学更加困难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与公办学校差距愈拉愈大了，我今年准备在两会上再提议案，高声呐喊‘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