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岁乡村教师坐轮椅坚守讲台:村里娃需要有人去点亮未来

        余国安将轮椅移近教学白板,左手撑住扶手维持平衡,右手精确地画出个大大的圆,然后眯着眼画出4条笔直的线,不需要修补,内接正方形很快就画好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图形工整得让人很难相信是徒手画的。      2018年1月19日,小雨淅淅沥沥。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龙溪镇万家山村小六年级开始了本学期最后一节数学课。一堂课下来,余国安的板书超过200个字符。      除了睡觉,高位瘫痪的余国安每时每刻都坐在轮椅上。他无法行走,无法自己上厕所,也无法一手拿尺、一手持笔画出正方形。但他宁愿忍受痛苦,也要画出大到“让坐得最远的孩子也看得清”的图形。    余国安在辅导学生。资料图      他曾用直尺和圆规画出完美的内接正方形,喊着口令领学生做操,和孩子们大笑着玩“老鹰抓小鸡”。2003年他生日前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这一切,这位乡村教师从此与轮椅相伴。      当天,他到县教委领取教师资格证后,返校路过关口柜子岩隧道时,遭遇塌方,大石头砸中了中巴车的车顶。      巨大的冲击让余国安向左前方摔出去,扭断了腰椎,错位的纤维环刺伤了大部分的骨髓神经,他的下肢从此没了知觉。“站起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对当时28岁的余国安来说,这场无妄之灾过于残忍。他在床上睡了3年,1000多个日夜里,感觉生命如窗外挂的萝卜般慢慢风干,失去了光泽,“那种看不到尽头的无聊和绝望,让我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他遵照医嘱不再长期卧床,尝试着坐在轮椅上做轻度活动时,传来一个好消息:2007年,重庆在农村代课教师中招聘公办小学教师7000名、初中教师1000名。      余国安坐着轮椅通过了考试,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赢得了关键的一个回合。      2008年2月,他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课堂。彼时,万家山村小每个年级都设班,共189名学生。没料到,2012年,他却遭遇第二次重大伤害:一个下雨天,他的轮椅滑下操场旁的小沟,无力自保的他左腿严重骨折。      医生在腿骨里植入钢板,下肢没有知觉的他在手术时并不觉得疼痛,却“似乎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非常痛苦”。      两度在家康复的漫长时间里,他找到了“心碎”的原因:因为自己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教师的心。“教师一走上讲台,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就会本能地越扎越深,直到与山梁生死相依”。      “也许我的教学水平比不过城市老师,但我对教育的爱绝不会少,教室和我的血脉连在了一起。”他说,“我盼望着,一辈子都能教书,能看见孩子们的眼睛。”      在他23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时,这种情感就埋下了伏笔。      他开始代课生涯,渊源于对老师的感恩。他在万家山村小念书时,李永华老师每天都为他补课,却不收一分钱。      他念职高的第一学期,母亲摔断了锁骨,失去劳动能力,他只得辍学回家。不久,患肝硬化晚期的李永华来到他家,红着眼说不能让孩子们没学上。“恩师让我替他代课,我不可能拒绝。”他接下这担子,踏实认真地工作,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在此期间,他顺利地通过了成人高考。该班学生毕业后,他外出打工,能挣比代课工资多3倍的钱。但他发现,代课那段美好经历留在了内心最深处,“没有声音比孩子们的读书声更美,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的笑脸更动人。”1999年,镇里招代课教师,他又拿起了教鞭。      在他眼中,教书就是快乐的源泉。可对于更多的代课教师来说,人生却不乏苦涩。      代课教师这个群体,曾为无数农村孩子按下了改变命运轨迹的快进键,他们承担了许多课程,工作量是城里老师的两三倍。受惠于“代转公”的余国安们被视为代课教师中的幸运儿,但他们的“阵地”村小却没有同样的幸运。      村小曾经辉煌过,《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得适龄学童人数激增,村小几乎成为偏远山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这里曾培育出亿万名学生。但是,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却将村小逼向了日益尴尬的境遇。      变化来得悄无声息,却势不可当。      就在余国安卧床养病期间,重庆通往湖南的铁路修进了武陵山区,从他生活的万家山脚下穿过。很多乡亲务工获得第一桶金,搬往山外的世界。      随后修建的高速公路,占用了村里的部分土地,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又一拨山里人离开故园。      万家山的村子有超过75%的中青年外出打工,多数带走了下一代,让村小的生源压力越来越严峻,在落寞中等待着摇曳不定的未来。以龙溪镇为例,10所村小仅剩5所,数量和规模都大幅度减少。      所幸,2012年,重庆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边远山区、高寒地区的村小原则上不得撤并。      即使有了这颗定心丸,村小依然压力重重。2012年春季,学校还有4名老师和他们“包班”的4个班级,却在秋季遽然滑向拐点:一个班毕业了,一名老师带着学生并入了中心校,另一位老师通过招考进入了政府,他教的班级也并入了中心校,只剩下胡英章老师和她教的三年级在偏僻的村庄坚守。      很多年来,胡英章堪称万家山村小的中流砥柱。她1983年就开始在这里代课,每月工资仅17元,此后升到23元,1990年是29元,1991年升到31.5元,1996年升到49元,2000年升到83元,2004年“一刀切”地领取300元,直到2007年成功“代转公”,工资与公办教师持平。      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年级,只有一个年级的学校显然难以生存。换句话说,此刻的万家山村小若只剩胡老师孤军奋战,颓势不难预见。于是,余国安腿部骨折稍微好一点,就回到万家山村小。      仅存的这个班级中,孩子们的情况都很特殊,如果撤并,很多学生或将被迫辍学。      其中一个孩子由曾祖父和曾祖母抚养。这个家庭中的两位老人命运多舛,儿子结婚不久就病逝了,儿媳离家出走;两人含辛茹苦将孙子拉扯大,孙子病后留下后遗症,孙媳杳无音讯。从此,分别80岁和78岁的老夫妇不得不承担起监护曾孙女的重任,“如果没有离得近的村小,孩子就只能不读书了。”      另一位孩子的父亲患肝硬化多年,靠文盲母亲在外打零工挣钱治病,家里过得异常清苦,却债台高筑。2014年秋季,父亲带着孩子报名后的第三天与世长辞,母亲不得不回家看护孩子,“无法让孩子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      一位孩子的父亲患脑膜炎发烧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癫狂狂的,连钱都不认识。”母亲又有残疾,只能由75岁的爷爷看护。“孩子还小,没法走一个半小时去中心校读书,如果每天坐车,来回得10元车费,我们付不起”。      学生的困境如此让人揪心,责任心让余国安又一次回到学校,和胡英章等人一道,守护村小的荣光。      他的努力义无反顾,也显得有些许悲壮。他须臾不能离开妻子胡明术,需要她背着颤颤巍巍地翻越梯坎。他要教书就必须每天住在学校,只有寒暑假和国庆长假才能回到正常人几分钟就能走到的家,妻子也只能住在学校,照顾他的起居。      两人是经媒人介绍而结合的,感情却在经年岁月的积淀中变得牢不可破。妻子早上离开学校去喂猪、干农活儿,下午回校为他做饭。      家就在几百米之外,却不能回去,余国安毫不后悔。“在家里,我是废人。”他说,“在学校,能陪伴孩子们成长,人生有意义,我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学生也丰富了我的生命。”      当他还在养病时,便对干完农活儿回家的妻子倾诉“真想回到村小听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心里总“感觉少了什么”。      让他沮丧的是,这种热爱并非每个人都有。2015年,一位特岗教师来到万家山村小,看着岌岌可危的土房校舍、比学生还高的野草,这名大学生连学校都没进去,宁可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不能一走了之,村里娃需要有人去点亮未来。”余国安说,留守的孩子不能冒着安全风险,每天披星戴月走几个小时去上学。“孩子是平等的,山里的孩子也需要教育。就算只有一个孩子,我也愿意为他讲课”。      这种信念让他和学生的关系超越了师生。对孩子们来说,身体残疾的余老师就像是下雨时撑开的一把雨伞、迷路后一路找寻来的一束火把,或是饥肠辘辘时煮沸乡味的一团灶火。      太多的事例见证了这份亲人般的感情。      10多年前,有学生家遭受突然的变故,父亲去新疆后失联,母亲也改嫁了,留下时年13岁、11岁的兄弟俩相依为命。      他与村小负责人商量减免孩子的学费,把自己用过的教科书给他以少交书本费。他种孩子家的地,把粮食给兄弟俩,他出车祸后,妻子仍坚持种了两年。      那名坚强的孩子念到了高职,如今在成都的富士康工作。他每次回家都会探望余国安,在余表示想学习电脑时,为他寄来了书籍,余也因此学会了电脑。      他对班上孩子的情况了如指掌,总是主动为未听懂的学生补课,不收一分钱,“恨不得把懂的知识全都教给他们。”      他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上了央视,很多人通过他的讲述,知道了孩子们的艰辛,慷慨解囊。      他的班级中,10人获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生活费资助;4人获得合计900元的零星资助;两名学生获得了3000元的资助。全校学生获得了央视、浙江天丽尔服饰、广东林氏木业、深圳狮子会、彭水暖风会等的关注和支持……      他所教班级成绩一直位居全县乡村小学前列,有近20名学生后来考入大学。他关于做人的教导让孩子们受惠更多,在普遍“缺少见识”的偏僻乡村,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人生的引路人。      他赢得了家长的信任。      万家山村小的教室外就是农地,凛凛寒风中,干枯的玉米秆簌簌抖动,但老乡们从不在课间耕种,而会等到周末,“宁愿少收粮食,也不泼粪,别臭了老师和孩子。”    余国安获得第三届马云乡村教师奖。马云等和他握手合影。资料图      余国安获得了第三届“马云乡村教师奖”,42岁的他第一次乘坐飞机去三亚领奖,记者为他讲解如何办理登机时,这个汉子突然定住了,远远地看着不断升降的飞机,眼噙热泪地喃喃自语:“要是孩子们也能坐上飞机,那该多好啊!”      生日在1月的他,参加了乡村教师们的集体生日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生日蛋糕,第一次看到大海。      在颁奖典礼上,他被推上红地毯,马云迎上去俯身和他握手,然后站在他的轮椅旁合影。周围还有成龙、于丹、孙俪、梁家辉等。那一刻,他是明星。

    • 中大百岁老教授执教七十载 仍在家给博士生开题、授课

        “夏书章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活的教科书’。”1月19日,中山大学举行了夏书章教授从教70周年座谈会,自1947年起,他已在中山大学70个年头了。1月20日,夏书章过了99岁生日,按中国人的说法,已是百岁高龄。这位生于“五四运动”年代的学人,经历国家磨难,参与国家建设,也见证了国家复兴。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到今日仍能感召我们。    夏书章      夏书章教授,1919年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194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山大学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现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以及“全国模范教师”“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被誉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奠基人、“中国MPA之父”。      夏书章生于“五四运动”的年代,一生跨越了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山大学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他经历过战争、屈辱、动荡的年代,也在参与和见证新中国的发展、富强和复兴。    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夏书章      “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      1947年,夏书章结束学生生涯,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从此与中山大学结下70年的缘分。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学者陈春声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夏老是国家磨难、国家建设和国家复兴的亲身经历者,他身上的家国情怀最为真挚,并感召着我们。夏书章教授长期积极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盛誉载身,由他创建的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一直在全国发挥着学科引领作用。      座谈会上,夏书章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百年人生的曲折经历和人生体会。他说,自己的人生可以分为3个30年和一个10年。第一个30年是1919年至1949年,这是在旧社会的30年,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彼时的他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怀同感。1949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慢慢富强,他正式进入了学术研究黄金期。“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全面小康已在望,民族振兴梦必圆。”他用这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97岁仍著书 《夏老漫谈》一谈就18年      夏书章在百岁高龄仍在进行高频率写作,并时刻关注最前沿的学科发展和国家治理议题。在当天的座谈会上,还举行了《夏书章著作选辑》(十卷)、《夏老漫谈》(增订版)发布仪式。《夏书章著作选辑》(十卷)包括《<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行政学新论》《知识管理导论》《现代公共管理概论》《论实干兴邦》等,选取了夏书章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初十年、近十年的代表作品,兼顾了夏书章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术领域的各类代表性研究主题。其中,《论实干兴邦》是在2016年写就并出版,当时他已97岁高龄。      《夏老漫谈》是夏书章受邀自2001年起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开设的专栏,至今已持续18年。《夏老漫谈》选编了这个专栏近二百篇杂文风格的短文,展示了他作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奠基人的学者情怀。在编入该书的《当代治国理政中的行政学内涵》一文中,夏书章写道“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或者说行政的要害、关键、精髓与根本在于‘行’”。 “我们选择夏老著作的部分再次出版,是希望更多人阅读它,体会夏老思想精髓,感受夏老的家国情怀和为师之道。”陈春声说。      求学:炮火中辗转到哈佛深造      1919年1月,夏书章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几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亲身体会到国家贫弱导致国民的缺少尊严。“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 ‘九死一生’。”1939年,夏书章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当时抗战硝烟弥漫,南京沦陷,学校迁至重庆。“那时候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见很多翻下去的汽车。”当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学校时,夏书章已经错过了许多课程,不得不选修别的院系的课程来代替学分。即便如此,夏书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夏书章原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行政学学位。他在波士顿上岸后访问了哈佛大学,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证件后,哈佛大学也有意录取他,于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学研究院求学。      去美国的路上也是危险重重,“那时候在船上,上面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面有潜艇和水雷的威胁,我们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穿着救生衣,随时都做好了沉船落水的准备。”      教学:执教七十载仍坚持家中授课      1947年,夏书章到对他“很有吸引力”的中山大学任教。彼时,全国已经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高潮,中大师生在广州是主力。为营救被反动派拘捕的进步师生,夏书章和其他师生一起向反动派提出严正抗议。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以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为团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黄焕秋为副团长、夏书章为秘书长的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一行9人赴美国回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等高校,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赴美访问的高校学术代表团。      从28岁到99岁,夏书章从当年的“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长教授”。其间,夏书章编著了著作40余本,发表论文约500篇。然而,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他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在工作上,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兵”一直没闲着。如今,夏书章仍在家中给博士生开题、授课,给《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写《夏老漫谈》专栏,在文章里,他担忧城市的过度扩张,批判高校乱象,语言生动又给人启发。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夏书章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被学界赞叹“真‘刚猛’也”。      治学:一生倾注于中国行政管理学      夏书章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活的教科书”。他被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把自己一生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事业中。      1979年,夏书章听到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就给《人民日报》写稿,呼吁“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并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1985年,他编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同年,《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999年,夏书章又倡导在国内引入MPA(公共管理硕士),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试点,后来第一批试点MPA专业学位的全国重点院校增加到了24所。      尽管年事已高,但每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开会,夏书章都尽可能地参加,每次参加都认真发言。万一不能到会,他总会认真地准备一个书面发言,郑重地委托参会人员宣读。“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夏老作为行政学界的前辈、一名老知识分子,对学会、对学术事业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和深深的关注之情。&rdquo

    • 援非教师赵志刚——“帮助华裔孩子学汉语,再苦也能坚持!”

      赵志刚在给约翰内斯堡的华裔孩子上课。资料图片      “我们生活在国内是多么的幸福啊!”1月22日,援非教师赵志刚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提起自己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支教生活,赵志刚感慨万千:缺乏安全感,平时生活处处不便,存取钱、上网、购物都不方便,当地物价高得离谱。      是什么原因支撑赵志刚赶赴非洲支教呢?赵志刚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南非华文基金会会长韩芳处了解到,南非有约35万华人,他们的子女因出生成长在海外,学的都是当地的语言和文字,接受不到汉语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孩子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十分陌生,缺乏对祖国的感情,他们长着黄种人的面孔,却不会说汉语,不了解中国文化。在此情况下,南非华文基金会创立了中文学校,专门接收在非华人的子女,教授他们汉字和中国文化。因缺乏专业教师,该基金会向祖国的侨务部门申请了援助。      去年6月20日,赵志刚作为商丘市唯一一名参加援助活动的支教老师来到了南非约翰内斯堡。      “这里的孩子都很喜欢我的课,并且经过系统的学习汉语,进步非常快,只要能帮到这些孩子,再苦再难我也能坚持下去。”赵志刚说。

    • 顾沛:数学之美 我讲给你听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顾沛      “我叫顾沛,今年72岁,已经教了43年的数学。”“数学,使一些人垂头丧气,又让一些人如醉如痴。”在很多场合,南开大学数学教授顾沛的开场白,像他往常在数学文化课上要求学生用数学语言表述一样,“要做到准确、严谨、规范、完整、简洁”。      他顶着一连串“国”字头荣誉: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历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是两项“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带头人,也是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带头人……      他开设高等代数、抽象代数、数学文化、大学文科数学4门本科生课程——每门都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其中,数学文化课程还被评为首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前不久,顾沛为“国培计划(2017)”——专职培训团队研修项目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班(高校班)学员作了题为“把教学当作一门艺术”的专题报告。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全场气氛轻松热烈、互动频繁。“近距离地接触顾老师,更感觉到师者的伟大,才真正认识到数学思维是多么的重要,数学语言是多么的严谨而富有美感!”学员董金茂说。      数学文化之核心:数学之美      顾沛认为,数学的魅力是需要感悟的。学习数学,将帮助一个人提高思维品质。“在数学学习中,不仅要学会数学知识,更要体会数学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文化。要掌握数学观点,理解数学思维,学会数学方法,了解数学思想,提高数学素养,逐步学会感悟数学之美。”      “数学文化课是一门文理交融的课程。从狭义上讲,‘数学文化’是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从广义上讲,还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等。”顾沛说。      在数学文化课上,顾沛常常信手拈来,用一些浅显易懂的例子说明抽象而深刻的数学道理。比如,“一一对应”中的数学美,学生不易理解。于是,他设计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情境,通过从感性到理性的讲解,让学生悟出其中的数学美。      “重庆附近有个大足石刻。其中一个是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到底有多少只手呢?往往你第一次数和第二次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千手观音的手太多了,太乱了,你可能重复地数了一只手,也可能漏数了一只手。”顾沛举了一位明朝工匠的例子。工匠找来2000张金箔,一张一张地往观音的手上贴,既不会漏掉一只手,也不会重复地贴一只手;这样,贴上的金箔和观音的手指就产生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再数剩下的金箔,算出贴上的金箔数,最后的数字是1007,这就是千手观音手的数目。      顾沛的讲座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用“韩信点兵”的故事讲解剩余定理,让学生看到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用“有无限个房间的旅馆”客满后仍然能安排新来的客人,解释无限与有限的根本区别,让学生感悟“无限”中的数学美;用“10秒钟计数”的游戏,逐步引出斐波那契数列与黄金分割;还以“抓堆”游戏引出“解决关于自然数的问题”的四点规律,让学生感悟其中的数学之美……      尽管已年逾古稀,但顾沛对传播“数学之美”的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歇。不久前,在为天津市南开中学学生作“英才计划”校园宣讲时,他开门见山地说,当今社会十分重视人才的数学素养,一些企业招聘考试、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往往也与数学素养相关。“在这些数学素养中,蕴含并体现着丰富的数学之美,就看我们能不能理解它、掌握它,就看我们有没有数学审美的观点和思想,就看我们能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感悟到数学之美。”      “这些年,不时有人问我,学了13年的数学,定理、公式,生活中用不上,工作中也从来没用过,为什么高等数学还要设为必修课,连文科生也不例外?到底数学的价值何在?今天来到这里,就想协助澄清这个误解,让大家对数学不再畏惧。”2015年8月,顾沛还赶了一回“时髦”,他受邀参加山东卫视真人秀节目《我是先生》,在电视节目中讲授数学文化。      节目中,顾沛以转盘摸彩的游戏为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以“心中有数”“简化和量化”“逻辑推理”为基础,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巧妙地解读了数学文化课的特色和亮点。节目结束时,全场观众对顾沛和他的数学文化课报以热烈的掌声。      “数学文化课程着重于传授数学思想,其精髓是数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十多年来,顾沛和他的同事们不遗余力地推广着这一理念。对于这群数学教师来说,“数学文化”早已不仅是一门普通的课程,而是值得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数学文化之传播:课堂艺术      近年来,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180余所高校、60余所中小学都曾邀请顾沛作数学文化报告。全国性的各种教改会议,特邀他作数学文化课程方面的报告,达20余次。      顾沛热爱三尺讲台。很多学生说:“顾先生站在那,已是一道风景。”每次他说“下课”时,学生们都会全体鼓掌,向他表示敬意。      每次上课,他都十分重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他有个口头禅:“大家可以交头接耳地讨论,一分钟后举手回答。”“在这一分钟内,有时是没有学生举手的。但不要认为这一分钟是无用功,其实学生正在头脑内展开激烈的思考,实际上每分钟都是教书育人。”顾沛说。      每到学期末,顾沛的“半开卷考试”更是让学生领略了他的教学艺术之美。半开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的区别,在于允许考生携带指定的资料进入考场。虽然指定可携带资料,但他仍和学生“约法三章”:一是不能携带书和笔记本进考场,只能带一张A4大小的纸;二是纸的正反两面可事先写上内容,但不许打印,不许复印,只能手写;三是字的颜色只能以蓝色为主,因为“复印机是印不出来蓝色字迹的”。之所以约法三章,是因为在顾沛看来,“数学文化课主要考查学生的能力,考查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      多年来,数学文化课的选课十分火爆,每次都因人数过多需要计算机筛选。有的学生连选三个学期均未选上此课,不得已向教务处老师求情,争取不通过计算机选课而通过手选上课。      有一名学生记录了上数学文化课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待数学;第一次了解到数学在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走进数学史的长河,去追随数学家的足迹;第一次体会到数学中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第一次知道曾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3次数学危机……数学文化课向我展示了数学极富魅力的一面,不是以往数学课上的定理、公式、计算和题海,而是数学的思想、精神和方法。”      从南到北、从春到冬,数学文化课还经常会赢得校外追随者的掌声。2013年冬天,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几位干部、教师特意来南开大学就数学文化课“取经”。那天,顾沛讲的是“类比的思想”。他精彩而富有激情的讲解、严谨缜密的推理、融洽的师生互动,让大家不禁叹服,“顾老师的课让人如沐春风,听后意犹未尽”。青年教师刘志勇说:“当老师就应该如顾老师这样充满热情,热爱教学,全情投入。”      回校以后,为了让更多师生了解数学文化、认识数学文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又于2014年邀请顾沛到校进行讲座,向全校师生推广和普及数学文化。同年,他们也在全校开设了数学文化通识课程,并于201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高职类的数学文化教材。如今,当年的青年教师刘志勇已成为该校数学文化课的领头人。      谈及从教40余年的感悟,顾沛深有体会:“一个教师如果既把教学当作职业去恪守,又把教学当作事业去热爱,还把教学当作科学和艺术去追求,那么,境界高了,教学效果也一定会更好。”      数学文化之灵魂:素养教育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顾沛看来,“传道”是第一位的,只知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充其量是经师。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好教师不能仅仅是句读之师,更要是人师。      顾沛特别关心学生,特别是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1989级数学试点班学生孙文昌在读大学时差几分没考过英语四级,按规定不能正常毕业。一连几天,顾沛跑到教务处“求情”:“文昌是个学数学的苗子!”一番努力之下,学校破格允许他免试留校读研,条件是下一年考过英语四级。      后来,孙文昌顺利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之后在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      博士后出站后,孙文昌留校任教,于2002年晋升教授,先后获微软青年教授奖、天津市青年科技奖、天津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如果没有顾老师的关心,我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特别感谢顾老师给我不一样的人生。”孙文昌说。      从2015年秋季开始,南开大学“数学文化”公共选修课以“慕课”(MOOC)的形式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线上,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学习,观看顾沛的《数学文化十讲》教学视频,完成课堂作业、参与在线讨论;线下,学生按照课表在教室上见面课,师生互动、加深、拓展线上学习内容,完成课堂练习。      最近的一次数学文化课上,学生邹文俊就在演讲中当了一次“先生”。在与顾沛讨论几次后,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演讲题目出炉:围棋棋盘为什么有十九路?通过查阅史料,邹文俊发现最初的围棋棋盘并不是十九路的,“这就说明当今围棋棋盘是十九路必有它的合理性”,循着这样的思路,邹文俊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试讲时,顾沛帮他反复修改提纲,并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演讲者要站在听众的角度,让听众更容易理解”“做课件时,背景与字体颜色的反差要明显,要用不同颜色的字体突出重点”,这些话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邹文俊的脑海中。      实际上,虽然上台演讲只有十几分钟,但演讲前的试讲交流,顾沛和学生往往至少要花费一个半小时。“怎么突出重点,怎么浅显易懂,怎么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学有收获,这些都要具体指导。”顾沛说。      令邹文俊印象更深的是,试讲时,顾沛还针对演讲中“所占目数”“目效率”等许多专用名词的定义与解释和他讨论了很久,还建议他在演讲中加入一些提问与互动过程,并且对课件中的一些概念、定义等作好备注,使用一些图解说明,让听众感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当演讲正式开始,邹文俊由围棋的历史引入,并学着顾沛的样子:“给大家一分钟思考:为什么围棋棋盘是十九路的……”正因为准备充分,邹文俊的演讲十分从容、成功。      “有句话叫‘灌满这桶水’,还有句话是‘点燃这把火’。”顾沛这样总结自己的“育人经”,“前者说的是知识的传授,后者说的是育人,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他们能够全面学习、可持续地学习、终身学习,在学习中学会学习。”      “数学文化课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学生思维品质,提高学生数学素养。而且,好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的设计者、引导者、启发者、指导者、合作者,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顾沛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 西南政法大学80后学者:10年间从民警转身为副教授

        5年,80后的王小海从一名警察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又用5年,他成为了一名副教授。      他体味过基层民警72小时值班的艰辛,熟悉基层民警面对压力又缺乏释放渠道的困惑。如今,在课堂上,他是新一代警察、法官、审查官、律师的老师;在科研上,他为解决基层警察的困难寻找出路。      在王小海看来,基层警察需要更多沟通训练、更专业的心理辅导,应更重视对于从事服务性工作警察的正面激励,设置更全面的考核指标。      在同事眼中,此前多个部门的基层警察工作经验成为了王小海的一项优势。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师李涛对记者说,无论是曾经遇到鲜活的案例,还是实践中积累的判断能力、沟通能力和科研能力,都能在王小海的授课中体现出来,去感染学生。    王小海在课堂上向妻子求婚。      5年,从警察到教师      王小海的家乡在贵州遵义。      1999年,他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警校是为了圆一个儿时的警察梦想”,他说。在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度过了七年,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和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6年,王小海留在了北京公安局工作,成为一名正式的民警。从北京的基层派出所到刑警支队、出入境管理支队以及看守所,王小海始终都在一线工作,服务市民、打击犯罪、处理刑事案件。      “在中国做警察蛮辛苦、蛮不容易的。”近日,王小海向澎湃新闻回忆起自己的民警生涯时说,“中国警察约有200万,据我所知,要服务于全国13亿人口,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有些捉襟见肘。在一线城市,如北京,对安全的认识相对更高,而北京警察局的日常都很繁忙。”      王小海拿自己在北京派出所工作时的作息举例:每月单周值班三天,从第一天早上八点半到第四天早上八点半,72小时连轴转。双周值班一天,24小时。“基层警察的工作强度完全超过了其他部门的公务员。”      身处其中的王小海也关注到,警察群体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也会带来职业的压力和倦怠。如何更好地解决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和倦怠状态?如何更好地加强公安工作中的法制化建设?      “当时的我想从不同的地区去获得一些知识和灵感,更好地解答这些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碰到的问题。”2007年,民警王小海萌生了继续深造,从事研究教学的想法。“读研时的导师也认为我很适合从事教学工作,受到这些激励,也就坚定了未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向,以此来回馈社会。”      那年10月,王小海申请到了去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应用社会科学系,犯罪学方向)的学习机会。四年里,他把自己在民警岗位上的工作困惑转换为了研究成果,编撰出版了《我国基层警察的社会服务角色研究》、《西方警察的角色与社区警务战略》两本双语著作。其中一本通过对中国基层警察社会服务角色张力问题的研究,探究了我国警察社会服务工作的情况、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    王小海(中间)和学生们 。      学生见证在课堂上的求婚      2011年毕业后,王小海来到重庆,开始在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任教。一来与家人团聚,二来打算回馈家乡。      在学校,王小海主要讲授犯罪学、涉外警务、治安管理、社区警务、外国警察科学等课程。      “在香港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不是很惧怕讲台。年底开始去上课的时候天天都像打鸡血一样,每天都渴望能够站在讲台上,渴望去讲授。”王小海说,从警察到教师,角色的转变也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王小海看来,教师这份职业是一群专业人士通过教学与科研,赋予学生更好地去理解社会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作为警察需要的是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执法和服务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而作为教师我更强调自由、平等和分享。”      2010级治安学的王康庆是王小海在西政的第一届学生,目前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澎湃新闻,在课堂上能感受到王小海对学生的用心和负责。      “国内的犯罪学博士本来就不多,王老师的留学经历使他把国际化的视野带给了学生,提供了更多思考空间。”此外,他表示,由于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王小海更加了解业务,也明白警察的真实状态,接触到的是警察所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所以他讲的课不会流于形式,特别有说服力,贴近问题的本质。比如,在社区警务的执法上,他会教我们使用最少的警务资源去巧妙地调解纠纷。”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师李涛也说,此前多个部门的基层警察工作经验成为了王小海的一项优势。无论是曾经遇到鲜活的案例还是实践中积累的判断能力、沟通能力和科研能力都能在他的授课中体现出来,去感染学生。      重庆工商大学大一学生唐麒在高中时就认识了王小海。他说,王小海开朗随和,口才上佳,讲课生动风趣很受学生欢迎,平时与学生相处也是亦师亦友。      确实,王小海的学生都叫他海哥,第一届带的学生和他的年纪也就相差十岁左右。“学生和我都在一种平等的视角中相处,比较融洽和轻松。”他的大部分学生未来将从事法官、审查官、律师、公安等职业。      “老师,我以后能从事什么工作?”“老师,我应该如何学习呢?”在教学的过程中,这两个问题是学生向80后教育工作者王小海提出最多的。“我一般都结合学生自身的目标来给出建议,启发他们选择未来进修方向时还不断拓宽视野,也经常会把自己的经验和困惑教给学生,让他们少走弯路。”他说,“学生来向我诉说困难或者来询问我的建议都代表一种信任,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2012年9月12日,是王小海和妻子以及西南政法2010级治安学的学生们都难以忘怀的一天。在治安管理的课堂上,王小海在学生们的配合中完成了人生中的求婚仪式。      “前半节我正常讲课,到中途话锋一转,我说在重庆遇到了爱人,想要借助大家的力量和爱人共度一生。之后就根据和学生课下开的一个小会议的安排,有人拍照、有人点蜡烛、有人拿蛋糕,非常顺利,我太太现在说起来这件事都非常开心。”      建议关注基层民警心理健康      目前王小海已经公开发表十余篇中西方警务研究的中英文学术论文,并自2012年起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犯罪学和社会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的编委。2016年,35岁的他也获得了副教授的职称肯定。      王小海说,“如何通过一种比较人情化的策略去解决基层警察的困难?这是我在博士期间和进入西南政法大学之后一直坚持的课题。”      在中外的对比研究中,王小海从基层警务部门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再形成政策性的建议,也初步得到了一些相关学者的反馈。      对于中国的基层警务工作,他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首先,基层警察需要更多沟通训练。“在基层,我们发现警察60%到80%的时间都用在向市民提供服务中,而其中调解是最主要的解决方法,这方面的培训可以有效地帮助警察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他认为,从事服务工作的警察也需重视嘉奖与表彰。他告诉澎湃新闻,在传统评价观念中,警察的表现是否优异一般取决于评估抓捕率、破案率等,缺乏对于社会服务工作方面的正面激励,因此要调整考核机制,设置更全面的奖励指标。      第三,他还关注到基层警察需要更专业的心理辅导。王小海了解到,不少警察群体遇到职业焦虑、紧张、易怒、烦躁和倦怠时,常常表现出的是沉默或者用抽烟、饮酒等一些不健康的方式排解情绪化的反应。“警察不成文的规定是越是到假期,越是繁忙。我们希望有专业的医生和专家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去应对职业压力。”      王小海的研究领域是犯罪预防与控制。他说,过去10年这个领域算是比较小众,外界更多注重的还是打击犯罪这些主流的工作。      “现在社会对警察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王小海表示,“以前,由于警察在政府职能部门中是为数不多的24小时提供服务的部门,也有相应的执法权力与权威,所以有的公民认为警察是不是什么都能管?而现在,大家意识到警察也是血肉之躯,只是代表社会的一个部门,警察不能包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希望能进一步清晰梳理警察的角色与职能,引导社会正确地在‘急难险重’时使用报警以及正确地看待警察的回应。&rdquo

    • 杨艳蓓:让梦想的蓓蕾在三尺讲台绽放

        她毕业后带着梦想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老师,2014年来到漯河一个边远的乡镇中学教书。三年来,她忠诚度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时时处处以“四有”好教师标准要求自己,所带的班级学生的纪律卫生教学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所带的班被评为区级“文明班集体”,她本人也被评为区镇校“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青年岗位能手”,她就是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初级中学英语教师——杨艳蓓。     用爱心点亮学生心灵之灯     自参加工作以来,她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她觉得师德之魂在于“爱”,爱是师生交往中的粘合剂,作为班主任,要懂得热爱学生,因为爱生之心是教育的前题,是教育力量之所在。教师对学生的爱和理解,可以使学生感到温暖、关怀,可以沟通师生之间的感情。     “教师的爱应撒在学生集体中,教师的爱应插在学生的心坎上,包括对优等生的培育,对一般生的促进,对特殊生给予的特殊的关怀,对后进生给予的偏爱。”在班主任工作交流会上发言时,杨艳蓓如是说。     在实际工作中,她时时处处想到学生。每天早晨巡视教室,先看看学生有没有到齐,遇到天冷或天热的时候,照料同学们衣服穿得是否合适;学生生病时,及时与诊所医生取的联系,领他们去看病,照顾他们的生活,像家长待孩子一样;平时遇到一些需要和家长沟通的问题,及时主动的和家长取得联系。     在对待差生方面,她常常放大“闪光点”。作为班主任,她很善于发现差生身上的闪光点,给他们以信任,引导他们有意识地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从而向好的方面发展。如她班的xxx是个特调皮的学生,对老师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她找到他谈了多次,发现这位学生比较仗义,抓住这个特点加以鼓励,后来他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好哥们儿。     拖着笨笨的身体坚持到分娩     “之前我的老师跟我说过教师是良心活儿,做了班主任我才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大。正是心里的这份责任,让我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杨艳蓓老是这样说。     2014年来到裴城镇初级中学任教。刚到就让她带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英语课,她心里真是十二分的忐忑,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初中班主任的工作,也不知道怎么在初中生面前树立班主任的威信,就这样她带着这份害怕和不安站在孩子们面前。刚开始紧张的教学,班主任工作的繁琐,再加上学生生活和学习中这样那样的事儿,她哭过、痛过、退缩过,懈怠过。     但是,每当她看着班里笑容满面的孩子,突然就有了力量,坚定了信心,增强了责任感。“我一定要努力,要对班里64名学生负责。”在她怀孕期间,当着班主任,还担两班的英语课,期间又总是感冒,情绪、状态都特别糟糕,心里无比烦躁,每次都想请假。可是她一想到活泼可爱、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终还是拖着笨重的身体坚持到最后!“我想这也是内心深处那点儿责任在在支撑着自己吧。”     舍小孩顾大孩无怨无悔     2016年寒假产假结束,为了不耽误正常的教学,她带着几个月的宝宝和婆婆来到学校,学校为了照顾她,让她担任一个班的英语课,平时备课上课改作业,忙完就帮着婆婆带孩子。就这样,周日带着孩子来,周五带着孩子走。“有时候看着孩子,这么小就要跟着我来到偏远的农村生活,心里觉得很对不住她,可是,在工作面前,我只能委屈家人。”     2016年秋,她果断把孩子放在奶奶那里,自己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虽然自己累一点儿,但工作和孩子还都能顾及到。后来接着又当了班主任,工作又变得繁琐起来,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要管好班里57个孩子,渐渐的对自己孩子的关心越来越少。小孩第一次叫妈妈,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她错过的太多太多!     孩子慢慢长大了,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上班,可是慢慢的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依赖。有次周日下午杨艳蓓老师准备去学校,她让孩子跟说再见,孩子突然跑到她面前,拽着她的衣角,一脸委屈的嘟囔着:“不要不要,妈妈在家,妈妈抱抱”。听完这些,杨老师的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可是她知道,班里的学生还在学校等着她。她毅然强忍着泪水抱抱孩子,返回学校。     “比起孩子,我的学生更需要我!”每次她因为离开孩子伤心失落时,她的学生总能给我满满的能量,学生体谅她的辛苦,理解她的不易,总是个个面带笑容让她得以安慰。“每次即使再难受,只要一站到教室,一看到孩子们期待的眼神,我就瞬间充满力量,热情满满的投入到一周的工作中。我知道,除了我的孩子,还有其他57个孩子也需要我!”     让学生自我管理锻造成长     班级常规管理是一项整体的育人工程。把学生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构筑学生自我管理机制。每一个新学年开始时,她都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民主选举,建立一支有管理能力,有责任心的班级领导核心。放手让学生去管理班级,自己多做点“幕后”工作。     同时为学生设置多种岗位,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岗“施政”,有服务同学、锻炼自己、表现自己、提高自己的机会。引导学生的行为和品德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促使学生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调整而不断成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一名班主任真心不易,当一名优秀的班主任更是难上加难,但她的班主任生涯中,最多的关键词不是苦和累,而是快乐和感动!她的生命因为孩子们而更年轻!更精彩!有风有雨有阳光,有汗有泪有欢笑。由于措施有力,方法得当,她所带班级被评为校“文明班集体”,赢得了学校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教育是我终身奉献的事业,我将以更加踏实的工作作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献寸心于三尺讲台,忠实于人民教师这一高尚的职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dquo

    • 潘鼎坤:择一事,终一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数学教授潘鼎坤90多岁,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2017年5月,他却偏要折腾着再上讲台,而且不讲数学,专讲诗词韵律,200人的教室全都坐满,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跑来蹭课。潘鼎坤也问自己,我一个数学教授,怎么讲唐诗宋词讲红了呢?      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分析。      比如专业。潘鼎坤多年看书读报,也常接触一些教授学者,他发现很多人对七律、诗词格律一窍不通,出版物上的诗词常让他皱起眉头,“平仄都不对”。他看到有人以为一句话七个字就是七律诗了,看到现在很多人会背诗、念诗,却不会作诗,不懂诗的格律,他就替他们着急,“这样很难明白传统诗歌最美的地方”。      潘鼎坤有资格说这话。他1925年出生于浙江丽水缙云县双溪口乡潘家村。外祖父是一名秀才,早晚就在潘鼎坤旁边念书,耳濡目染加上严格管教,他的语文“童子功”那是相当扎实。所以当他开讲诗词韵律,虽算跨界,但一点也不离谱。      再比如他的敬业。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他始终站在讲台上,从自己的成长历程讲起,带着大家走近唐诗宋词的“平平仄仄”,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不用麦克风,中间不休息,没喝一口水。四块黑板擦了写、写了又擦。记不清讲稿内容时,他拿起放大镜仔细端详;没有人主持开场,预定时间里,他讲完了全部内容,就如同平常的一次上课下课。      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一定还有比专业和敬业更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个卖手机开始讲究说学逗唱的年代,这是一个情怀速生又速朽的年代。但是潘鼎坤说了,他是真心热爱讲台,觉得不上讲台,不把那些真善美讲授给学生,他就难受。他说课堂是他一生最快乐、最享受、最留恋的地方,自己没有心脏病、高血压,每月都领退休金,不干点什么,一把火烧了挺可惜的。      “择一事,终一生”。人们不是常常追问人生的意义吗?90多岁的潘老爷子站在那儿,就是答案。

    • 于永正:“特级”之“特”

        2017年12月,于永正的病逝让中国的基础教育界进行了一场集体悼念。重新阅读这位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的文章,乐观和谦逊在字里行间跳动。他和白血病斗争3年,一篇《病中吟》满是段子,有的地方甚至让人忍俊不禁。而谦逊,更是这位特级教师在讲台以外的风骨。      于永正谦虚,是因为他也犯过错误。对成绩差的学生,他曾扣以“差生”之名。每次考试后宣布分数,念到他们的成绩时,他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大”字:“李健——50大分!”晚年的他已誉满天下,回想此事依然羞愧万分,“我是他们的老师吗?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      他常年改进自我。他的教学艺术也逐年升华。他在课堂教学中将科学性与艺术性巧妙结合,借以启迪学生智慧、开发学生潜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天赋。      有时上观摩课,于永正为了追求精彩,在课堂上会有“表演”成分,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后来于永正反思:课,应该越上越简单,大道至简,要去除形式上的东西。      这样的反思贯穿于他整个退休生活,因为有了大反思,他说自己才知道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教语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基本上明白了,所以我退休后才经常想,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让我再教一届小学生,该有多好!如果时光老人再给我十几年的时间,让我重教一年级,上课时我会关注每一个学生,不再只是关注教案、教学;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我会让学生从我这里体会到尊重、平等、民主……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这就是你的学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一个早把特级教师荣誉收入囊中的人,退休后的主题是“反思”。      特级教师于永正的“特”,就在此处。

    • 陈罡校长工作室 做具体时空中的课程“设计师”

      陈罡在校长工作室研修活动中分享课程建设经验。       ■中国好校长·名校长工作室系列      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教育集团的课程建设做得颇有成效。然而,在校长陈罡看来,课程建设不能满足于一校一点的成功,要通过多校多点的实践,来实现区域内课程建设的共同提升。课程建设呼唤全体成员一起来参与到课程建设中,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去思考、去建设、去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陈罡校长工作室的各位成员紧紧地抓住“课程研修”这个学校发展的着力点,努力实践,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创造课程建设的风景。      人在中央 一切课程改革的注脚      确定成员校名单时,陈罡从全省40多所申请的学校中反复比较遴选,最终确定了7所入室成员校和2所助理成员校。同时,工作室吸纳合肥市陈罡数学工作室和包河区陈罡校长工作室的部分成员,组成了“三叶草”学习共同体,并形成了《“三叶草”学习共同体行动纲领》。成员校涵盖省城、市县小学以及乡村中心学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这里,研究真实问题、聚焦内涵发展,在课程研修中,追求独具特色的安徽省校长专业发展。      课程研修,怕的就是唯课程而课程,怕的就是为课程而课程,如果不能做到心中有学生,那么课程最终将生于头脑,毁于实践;流于形式,脱离实际。工作室成立之初,通过集体讨论研究,制定了学习共同体行动纲领。陈罡认为,一切课程的改革,如果偏离了“人在中央”的理念,再好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为此,他在每一次工作室行动共创中,都反复强调“人在中央”的理念,强调学校的课程建设应立足于学生的实际、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因地制宜做到个性化的发展。      陈罡认为,“人在中央”理念的落实,仅仅喊几句口号是不行的。在课程研修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三个看见”:课堂中看见学生,校园中看见课程,操场上看见活动。一行人在校园里“看见”,本身就是课程的实践;而在学校“看见”了,就是课程的共鸣;共享“看见”,实现的是个体与集体的交融与提升。“三个看见”,让课程研修有了具体的抓手,也使得学校的课程建设有效地落到了实处。      学习共同体采用“专家引领+自主实践+课程研修”的模式。陈罡通过微信公众号,定期发表学校课程建设的文章,推荐或赠送相关书籍供全体成员学习讨论,又通过课程研修日活动,结合具体案例,实现理论学习与课程实践的高度统一。在天长市,他提出“品正城南,健康童年”的课程建设理念;在合肥市,他建议“理顺课程层次,落实大树课程”;在黄山市,他提出“建立课程图谱,走出乡村特色”的课程建设“方法论”……这些针对性的建议,使成员校的课程建设思路一下子明晰起来。      一图两表 为成员校课程建设提供范式      屯溪路小学关于学校课程建设中的“一图两表”(学校课程图谱、课时计划安排表、课程表)的具体形式,为成员校提供了具体的示范。      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设计,源于陈罡对多所学校课程建设的思考。他发现,在当前教育背景下,课程改革在实践领域早已不限于狭义的校本课程建设,而是扩大到了包含国家课程在内的整个学校课程。所以,整体构建每一所学校的“学校课程”就成了应有之义。它应当包含学校的育人理念、课程方案、课程体系等,围绕课程体系构建学校课程图谱,再具体化为学校的课程计划安排表与课程表。无论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还是校本课程,在学校这一“平台”上应当“一视同仁”,每一门课程都应当指向学生全面的发展。      在成员校的课程研修日上,“一图两表”也一度成为议论的焦点。有的成员校自认为已经在进行课程实施,所以不再需要“一图两表”,有的成员校认为课程实施的关键在课程,因此“一图两表”的形式可以忽略。对此,陈罡明确了工作室的方向:“学校育人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考,所以,我们要形成一个学校的课程图谱,有了图谱,课程就有了一个整体直观的表述,学校图谱不是挂在墙上好看的,它代表了学校全体成员对于课程的思考;如何实施学校课程,就需要有时间的保证,就要有课时计划安排表;如何落实,就要有课程表,这有助于我们把课程建设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      成员校对于一图两表的理解加深了,有助于课程的实施,也将更加有效地推进课程建设的深入。      注目乡村 课程收效的关键节点      在现代学校的概念里,似乎已经没有了乡村学校的立足之地。可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大多数,乡村学校又是不可绕过的。陈罡校长工作室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并且着意在工作中关注。“要使校长工作室的成果真正落实,没有乡村学校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陈罡在校长工作室成立时,其最难能可贵的是吸收了两所典型的乡村成员校。他说,基础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乡村教育,要抓好乡村教育,关键要有乡村学校的“试验田”。      工作室成立仅两个月,全体成员就走进了黄山市广阳中心学校,开展课程研修日活动。在这所小规模的乡村学校,15位成员在陈罡带领下,深入到课程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从课堂观课议课,到校园文化建设、教师问卷调查,再到校长访谈,细致入微地调查梳理学校的课程现状,具体地分析研究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独特优势。最后,工作室校长通过点评,客观生动地总结学校的课程建设成果,帮助广阳中心学校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此近距离观察一所乡村学校,并为这所乡村学校的课程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次活动点燃了乡村学校也能做大教育的希望,而陈罡校长工作室注目乡村课程建设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培养基地提供)      “三叶草”学习共同体行动纲领      我们致力于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平等、自由、共创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倡导“人在中央”的办学理念,期待“儿童视角”能够成为每个学校的共识。      我们期待这里可以成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地方,是共同体成员学校老师相互联系、共同进步的场所。      我们倡导成员系统学习教育理论并相互分享所得,致力于行动研究中解决真实的教育问题。      持续推动学校的改进,希望每一所学校能够聚焦于内涵发展,用微小的力量影响教育的变革。      倡导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适合儿童学习的学校课程,力争让学校课程可以满足每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倡导在学校中运用学习共同体的理念,在教学改进中实现儿童真实的学习。      倡导在学校之间共同分享关于学校课程建设的经验和收获,共同面对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追求能够在可见的未来形成安徽省独具特色的校长专业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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