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是人生新的阶段

 

　　那么

 

　　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呢？

 

　　和小编一起

 

　　看一看这位学霸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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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伟昉，文学博士，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2018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点一级学科带头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82年，注定是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高考前的五月份，我参加省中学生历史竞赛获得第一名，接受了隆重的表彰。我的班主任、河南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潘万岭为我改取了现在的名字。当初，潘老师对我说：“‘李伟’这个名字叫的人太多，你应该有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可以考虑在‘伟’字后面加一个‘昉’字。”并满怀期望地解释道：“‘昉’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明亮’，二是‘起始’‘开始’。这个名字蕴含着希望你今后能走上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同时又代表着光明的开始。祝愿你努力进取，成为栋梁之才吧！”我恍然大悟，这个名字寄托着老师的殷殷期盼，体现着老师激励学生进取的良苦用心啊。

 

　　不久，我参加高考并收到河南师范大学（今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虽然很兴奋激动，但还没有到得意忘形、夜不能寐的程度。我是开封市人，原本就想守着家门口读大学方便，另外对这里的中文系也不算陌生。

 

　　20世纪70年代末，还叫开封师范学院的中文系资料室已经深深吸引了我。1978年初冬，经父亲一位朋友引荐，我开始跟随中文系李博教授（1936—1991）学习古典文学与写作。当年我们家还住在开封市鼓楼区四面钟附近的官驿街一道胡同，距离学校还是比较远的。每周末的下午或晚上都会骑自行车去李老师家上一次课。李老师住在大礼堂后面的排房里。房间不大，到处堆放的都是书。有时候，去上课的时候，李老师不在家，我就会在对面的白本松老师家里等候。那个时候跟着李老师学习是不收任何费用的。记得李老师第一次带我走进中文系资料室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我完全被资料室丰富的藏书震撼了。时隔半年，我把自己当时激动的心情与感受写进了《走进资料室》这篇短文里。至今我还珍藏着这篇短文。

 

　　李博老师（1936—1991）

 

　　走进资料室，就像走进了一个新天地。站在书架下，我觉得自己正在饱览一望无际的大海，心中顿觉心旷神怡。我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能把这些书看完就好了。”什么时候能把它们看完了呢？我虽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怎能抑制住自己此时的激动呢？看到这些书，我觉得它就是“粮食”，吃下去就会增添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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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一些感想在脑海里形成。我现在还应该把语文的基础知识再砸得牢固些，不要好高骛远，不然会变成空中楼阁。确实，看到这些书，我求知的欲望更强烈起来。我想，现在自己能博览群书，把各家之长学到手，变为己有，是漫长的过程。我乐意走过这条漫长的征程。书架下，我下定决心，永远与书做朋友；书架下，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成为一名人民的文学工作者。过去自己老发愁没书看，现在我已不愁了，愁的是怕看不完哩。

 

　　不少中外文学名著的最初阅读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想当作家的念头也是那个时候萌芽的。至今回想起这件事，依然心潮澎湃。资料室丰富的藏书唤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渴望，它让我和书开始真正建立起了一种终生的联系，成为我在任何环境中须臾离不开的亲密的朋友。正是书，在无形地推动着我成长、进步，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的精神之魂与丰盈的人生。

 

　　报到入学后，接着就是近一个月紧张的军训。其间，年级与班干部们已开始酝酿迎新晚会的事宜。各班让统计有文艺特长的同学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精心准备自己的晚会。

 

　　我1974年下半年开始学笛子，1977年后就时常跟随老师参加开封市群艺馆组织的一些文艺演出，例如在位于今天四面钟“天下第一楼”附近很有名的市革委礼堂演出过几次（后来全拆了）。1978年便终止了笛子的学习。原本军人出身的父亲，是想让我学一技之长，将来入伍当文艺兵。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父母也就指望着我能读大学，当文艺兵的事自然就搁浅了。

 

　　因近四年没有摸过笛子，指法都生硬了，害怕时间紧，恢复不过来，就迟迟没有报名。同寝室的孔祥申看出了我欲言又止的犹豫，就说：“你肯定会点啥，报上么，有啥可磨叽的，也给咱寝室争点光。”

 

　　于是报了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真要感谢大学生活让我把荒废了快四年的笛子演奏又逐渐恢复起来，并成为后来年级或中文系学生会每年迎国庆、庆元旦的保留节目，先后演奏过笛子独奏名曲《我是一个兵》《牧民新歌》《歌儿献给解放军》等。也就是从那时起，中文系同届同学和高年级的学兄学姐们都知道82级有个会吹奏笛子的同学。毕业后，参加了1987年5月全校教职工文艺大赛并获一等奖；最后一次是文学院迎接1994年元旦晚会上，演奏了《牧民新歌》。从此再未碰过笛子。

 

　　这期间的历次演奏，为我手风琴伴奏的都是艺术学院82级的张利君同学，现为河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这个经历让我悟出一个道理，演奏笛子同读书写作一样，需要细腻理解，准确表达。每一次虽然都可能重复演奏同一支曲子，但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和理解，而指法技巧运用、音色韵味处理与细腻到位的理解都密不可分。那是对更高艺术境界的再一次接近并因此获得快乐。当然，以笛子为媒介也为集体的文艺活动尽了一份力量，收获了不少友谊。

 

　　但是，大学生活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一代老师们对我的人生与事业刻骨铭心的影响。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已70多岁的任访秋（1909—2000）先生亲自来到8号楼看望我们入校新生的情景。特别是先生走到我们宿舍时，辅导员陈江风老师（本校中文78级毕业，带了我们两年，其严谨负责、一丝不苟的处事风格以及对学术研究执著追求的精神对82级影响很大）高声说道：“同学们，我们德高望重的中文系主任任访秋老先生来看望大家啦！”这时屋里以及等在走廊内的同学们一拥而上围在慈祥睿智的老人身边，激动地异口同声道：“任先生好！”任先生和蔼地说：“很高兴看到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希望你们珍惜时光，认真读书。”任先生的出现，那种特有的家的温暖和近距离谆谆教诲传递的情感一下子感染了大家。时至今日，那难忘的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正是带着这一深刻记忆，让自己后来任文学院院长的十年里，每年新生入学之际，都会和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到学生宿舍一一看望。
 

　　任访秋老师（1909—2000）

 

　　还记得刚入学不久，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严铮（1930—2018）教授就邀请了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贺祥麟先生（1921—2012）来中文系作学术讲座。讲座在十号楼123阶梯大教室进行，座无虚席，教室的前后两边都拥满了学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教室里如此壮观的场面。严铮老师介绍贺祥麟教授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国学大师吴宓，后在美国艾莫黎大学英语专业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严老师停顿了一下，放慢语速，提高声音，特别亲切地强调他是河南博爱人，我们的老乡。贺先生的讲座是围绕莎士比亚的人物世界展开的。由于此前我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看过电影《王子复仇记》，所以那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记住了贺祥麟先生。有一次正好碰上严老师和杜王香老师在校园散步，我便上前向严老师请教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问题”，这是贺老师讲座上提到的问题。以后与严老师的多次联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我们的外国文学课开设在第三学年，前一个学期，由严铮老师打头的古希腊文学的两节课为引课，接着是沈祎琴老师、两个毕业试讲的研究生和教研室副主任卢永茂（1937—2002）老师相继授课，卢老师主讲；第二个学期的外国文学课由贺淯滨、赵宁、蒋连杰老师共同完成。张中义（1928—2008）老师、梁工老师分别为我们开设有选修课。其间，严铮和卢永茂老师在教研室先后主讲过莎士比亚和雪莱的专题，记得大概八九个人，我都有幸参加了。
 

　　贺祥麟老师（1921—2012）
 

　　严铮老师（1930—2018）

 

　　现在的十号楼是教学综合楼，由学校统一管理。我们读书的时候，十号楼分别由三个系使用，是办公、教学合一的场所。一楼是中文系，二楼是历史系，三楼为教育系。不过，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两个教研室是在三楼的西边。中文专业每逢有专家学术讲座，均安排在123或124两个阶梯大教室。

 

　　8号楼是中文系学生宿舍，宿舍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学生食堂，西边是中文系学一食堂，这个长方形的食堂名为中文系食堂，但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在此就餐；东边是学五食堂。打热水需要跑到十号楼东边的锅炉房。

 

　　学习生活简单而平凡，早上起床吃完早饭后，就是去十号楼上课，下了课就待在教室自习或去七号楼图书馆阅览室学习，借书则在六号楼。那个时候的图书馆阅览室也小，容纳学生有限，所以每次都要提前过去排队。十号楼前的新图书馆还正在建设中。周六周日晚上都可以在大礼堂看电影。1984年后，跳舞风潮兴起，晚上学生会就在学一食堂安排大家学跳舞。我们年级近260人的毕业聚餐也是在学一食堂进行的。现在这两个食堂都已不存在了。
 

　　大学期间的作者和他的同学们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十七块五毛钱，每月我都能省下五六块钱用来买书。中学时代就已浏览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如《荷马史诗》《堂·吉诃德》《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少年维特之烦恼》《基督山伯爵》《欧也妮·葛朗台》《简·爱》《傲慢与偏见》《复活》等。读大学时，更是偏爱外国文学。

 

　　从大一起，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每天晚上9点半从教室回到宿舍，洗漱完毕，稍事休息调整，10点半左右寝室熄灯前，我又背起书包来到十号楼，上二楼，倚靠着走廊的墙，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直读书到深夜2点左右才回去。四年下来，仅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教材里提到、图书馆能找到的经典名著基本上都读过，包括不止一次地重温中学时代已熟悉的名著。

 

　　大学时代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给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很多文学名著都熟稔于心，因此后来在大学讲起课来才可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试论伏伦斯基的情感世界》和《蕴丰富于瞬间》两篇论文的初稿，就是我在大三完成的。其中《试论伏伦斯基的情感世界》刊发在当时中文系主办的油印期刊《创作与研究》上；《蕴丰富于瞬间》探讨的是茨威格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获得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二等奖。这两篇论文后来都正式刊发。我深深地认识到，阅读作品才是最重要的，离开作品，不深入研读作品，不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感受和认知。自然，研究和创新也就无从谈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每念及此，我也更加怀念潘万岭老师和李博老师对我重要的人生启蒙。
 

　　《创作与研究》期刊

 

　　入学时，中文系发给我们一份大学重要阅读书目。当看到赫然列在书目中的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时，才感觉到这是两本绕不过去的书。读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就推荐我读过这两本书，不过确实没读懂。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那时候还没电视，更没春晚———阅读《神曲》，读得实在枯燥乏味，直打瞌睡。我懊丧地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读这两本书了。无所谓，不就是外国人写的两本书么，不读又咋地。现在上大学了，还读的是中文，这两本书又清清楚楚列在了必读书目栏内，不读怎么会行呢？

 

　　有一次在李博老师家闲聊，谈到白本松老师讲庄子，生动诙谐，引人入胜，大家很喜欢听。李老师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汇报说正在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并表示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李老师马上就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牛庸懋、严铮老师，还有卢永茂，我们是大学同学。回头我给你引荐一下。”

 

　　于是，我首先拜访了牛庸懋先生。牛庸懋（1917—1997）先生1943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并留校任教，与1940年到校任教的任访秋先生是师生关系。1982年他担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

 

　　牛先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待人慈善。当我谈到对《神曲》和《浮士德》的困惑时，先生笑了。他说，真正读懂这两本书不容易，需要了解一些西方历史、宗教、哲学等背景知识，告诉我如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阅读和体会，而且这种阅读和体会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我离开时他说的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终生受用：“如果你以后人生中真正遇到了世俗欲求与精神欲求矛盾冲突、而且是难以调和的时候，你就理解了《浮士德》的意义；当你还怀有着希望在痛苦挫折中憧憬光明的时候，也一定会深刻感悟《神曲》的价值。慢慢随生命的展开细细玩味吧。”后来我每每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到这两部作品时，先生的话总会自然而然萦绕在耳边。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我教学与研究非常重要的案头书的《比较文学》，也是先生1984年年末推荐给我读的。那次去先生家，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本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可能会让你了解一点新方法，在比较的视野中认知中外文学。”这本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基亚写的《比较文学》，被列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1985年元旦过后，我竟然在北道门小书店发现了这本书，真是喜出望外，立马买了下来。

 

　　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记得在河南大学附中实习结束后，已年近70岁、身体不好、步履蹒跚的牛先生为感兴趣的同学开设选修课“比较文学”，上课地点是123大教室。第一堂课，偌大的教室里听课同学不足20人。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比较文学”后，前后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因身体不适，告诉我们先回去稍事休息再来，让我们别离开。大约半小时后，先生回来接着讲，但不到十分钟就又不行了。第二周上课又是这种情况，难以继续。所以比较文学课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就这么结束了。我好遗憾啊！

 

　　由于比较文学的一些问题，我又几次去牛先生家求教。后来先生知道我留在了教研室，非常高兴，鼓励我一定多读书，多比较，在比较中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与品位。毕业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多接触老师》，发表在1987年7月16日《教育时报》第二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希望告知更多的在校大学生多接触老师，以主动问道解惑，提高认知能力。
 

　　牛庸懋老师（1917—1997）

 

　　1986年4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卢永茂老师来寝室找我，让我下午3点去住在校西门外的严铮老师家里一趟。来到严铮老师家里坐下后，严老师面带微笑地告诉我，系里经考察研究准备让我留校任教，听听我的意见。当时我一听就有点懵了，因为完全没有留校做老师这个心理准备。此前，我两次拿写好的文章请教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张豫林老师，请他帮我在理论阐释方面把把关。张老师十分关心我的毕业动向，并热情主动帮我联系去省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的事宜。看我有点犹豫，严老师便说道：“你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你喜欢外国文学，这方面比较突出。我们留下你是很慎重的，可不是谁都能留在这个专业的。”看着神情严肃的严老师，我马上歉意地站起来说：“谢谢严老师，谢谢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信任，我同意留下。”“你年轻”，严老师接着说，“留下来后，多主动打扫教研室的卫生，系里发了东西，主动给老教师送一下。”当时的我就是这么木啊，很不解地问道：“留下我，是做老师还是干行政？我不想干行政。”“当然是留在教研室当老师啦，否则我给你谈什么呢？”严老师也笑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自己当年的幼稚和木讷。不过我真是听了严老师的话，经常在教研室读书、认真准备教案，自然让教研室保持得干干净净。最初几年里，每每系里发东西，例如米呀面呀菜呀，特别是每次换液化罐气，我都会主动地把这些东西用自行车送到包括牛庸懋先生、严铮老师、张中义老师、卢永茂老师、冉国选（1931—1994）老师、贺淯宾老师、袁若娟老师、扈娟老师等每位老师家里。他们也都十分关心我的成长与进步。
 

 

　　半年后的1987年春天，经过认真备课，卢老师帮助把关，同意我在85级试讲。试讲两节课，内容是十七世纪的莫里哀与《伪君子》。试讲那天，负责教学工作的王芸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严铮、副主任卢永茂、冉国选以及袁若娟、赵宁、扈娟等老师悉数到102教室听讲。听讲结束后，大家对我的课给予了充分肯定，严铮老师代表教研室当场宣布，由我继续讲完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的内容。当然，严老师严肃地指出我的一个失误：下课铃声响前30秒宣布下课了。严格说，这可是一个教学事故啊！想想当时那么多领导和老师来听课，还着实是有些紧张。准备的课堂内容讲完时，看看手表指针，也差不多9点50分了，就下课了，压根儿就没想再讲上两句，哪怕是重复两句话，等着响铃再下课。这件事对我是个教训，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严谨守时。从那时至今，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到：铃声不响，时间不到，决不提前下课。自1986年7月我留在外国文学教研室开始，直到1998年7月，才有硕士毕业的孙彩霞成为继我之后留任该教研室的第二个年轻老师，其间12年未进一人。
 

 

　　留校后，我除了为本科生讲好“外国文学”专业基础课外，不断深耕拓展，1996年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莎士比亚研究”，1997年开设选修课“比较文学”，河南大学也成为省内最早开设该课程的高校，学院领导提供经费支持我组织编写《比较文学概论》。为研究生开设了“比较文学典籍要读”“莎士比亚批评史”“英国哥特小说研究”“中西小说比较研究”“经典阐释与比较方法”等课程。我谨记严老师的为师理念，讲好课首先要搞好科研，必须有科研做支撑，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自己总是力求做到把研究心得融入到教学中，这样既能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内涵，又能实现科研成果的师生共享。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课堂上，收获知识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自己。我的学术灵感不少都是在课堂上被激发出来的。

 

　　在以后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深有感触，作为教师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课程育人理念，加强对学生探究新问题的研究能力、创新意识的培养和训练，真正成为引领学生进步的良师益友。教师不应该只是知识的“灌输者”、“二传手”，更应该成为学生的“引路人”，不断开阔学生的认知视野，启迪学生的心灵智慧。我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并将其落实在具体教学工作中。课堂教学是教师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知识积累、知识创新都应该体现在这个环节上。教师是课堂秩序的维护者，是课堂氛围的营造者，是课堂质量的把关者。为此，我在课堂上强化“四种意识”，即启发意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求新意识。以具体深入的实例展示过程、阐明理论观点、总结理论问题。加大学生对原著精读的环节，文本细读与比较阐释方法并重，强调文献资料的积累。在此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训练学生综合思考、分析并解决文学问题的能力，培养其问题意识、学术思维和文化意识。注重“三个结合”，即力求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实现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相结合，本土意识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继承传统与创新精神相结合，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学贯中西、德才兼备的创造性优秀人才。尤其是有意识地通过课程相关内容的重点讲授，使学生在人格心智、情操陶冶、奋斗意识、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人文素质等方面得以自然而然、润物无声地提升。

 

　　大学期间在书中知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地标建筑、人文风情为我开启了一扇窗，一直让我对世界文化充满向往。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07年—2008年我有幸到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期间，我游走了西欧、北欧、中欧、南欧等十七个国家的40多个城市，欧洲著名的博物馆、人文古迹都参观过，在实地考察中感受，在感受中体味和思考，力争使自己知行合一，在实践中验证真知并收获新知。在剑桥时，就应剑桥中国学联的邀请，做过“游历：通往历史和文化的走廊”的学术报告，用生动具体的文化感知赢得了剑桥中国师生的好评。回来后，我又以“点滴剑桥”为题，从教与学等方面为河南大学学生讲述了自己在域外的深切体会和启示。2012年，我从哈佛大学访学归来后，以“哈佛大学?国旗意识?文化建设”为题，再次在河南大学的“名家讲坛”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思想收获。我把哈佛大学与国旗意识、文化建设联系起来，既让学生开阔视野，又使其思想政治境界、文明教养意识得以不断提高，由此激发起学生自觉的爱国意识，增强国家认同感。

 

　　这些年来，自己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和英国文学研究方面，而英国文学主要偏重于哥特小说与莎士比亚研究。

 

　　2012年，我在庆祝河南大学百年华诞而主编的《雅什清歌蕴无穷：河南大学文学院学人往事》的序言中指出，文学院的前辈学者“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而且道德人品高尚。他们严谨治学、锐意求新的执着精神，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教学风范，他们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人格魅力，都成为文学院优良传统的精髓与内涵。”这些前辈学者也时时激励、影响着我，成为我学习的楷模。因此，在我任院长的10年间，也是学院飞跃式发展的时期，文学院在国家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进展。

 

　　也许真的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一种缘分，我不仅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而且毕业后在这片历史悠久、学术积淀厚重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累计学习、工作已长达38个年头。春来秋去，花开花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当年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对老师们的用心越来越感动。我不敢忘记老师们的教诲，每每前行的路上遇到坎坷与波折，我总是心中默默告诫自己：不断向上，自强不息，天道酬勤，痛苦尽头便有希望！

 

　　不管以后身在何处，去向哪里，但这里始终都是我的根，是我有意义的生命开始的地方。我的青春，我的理想，我的求索，我的成长，我的事业，我的收获，都已经根植于河南大学，深深融入了河南大学文学院。衷心祝愿我的母校欣欣向荣，衷心期盼文学院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