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退休老教师说：我这一生唯有这件事不能释怀……
[ 河南省教育厅]
作者：
2021-06-28 13: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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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苹是长垣县孟岗公社伯玉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出生于解放前的她，经历过无比艰辛的童年，在教师这一工作岗位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桃李满园。如今年过古稀的她，本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但杨老师却说自己有一桩没有了却的心愿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近日，记者在长垣县见到了杨玉苹老师，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
唯苦过 方知甜
人的一生中有太多遗憾，有的遗憾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有的却不能。我今年74岁，在我的人生中唯有一件事使我不能释怀，年龄的增长和时光的推移也无法冲淡它在我心中的印记，那就是我的入党问题。
1947年，我出生在山东省东明县杨寨村，能够有如此坚定的加入中国的信念，也许和幼年经历过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岁月有关，历经过太多苦，才知道甜的珍贵。
我的父亲和大哥都参加了革命，我大哥是游击队员，我父亲是农民自卫组织枪班会的班长。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率领地主还乡团进攻解放区，在我的家乡烧杀掠夺，无恶不做。听母亲讲，那是1948年4月初八的傍晚，我的父亲把我抱在腿上准备吃晚饭，还乡团冲进我家，把我从父亲怀里拽走摔在地下，又一枪托打晕了闻声赶来的母亲，将父亲抓走。第二天，村里乡亲过来报信，说还乡团在村后的高粱地里活埋了抓走的人。我母亲跟村里人一起疯狂寻找，到了高粱地里就听见一阵狗叫，过去一看，几只狗在争吃一条人腿，不远处是一个土坑，周围都是血。看到这一切，所有人都慌了，大家震惊了！母亲摊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只能一点点爬到坑前。坑里摞了3个人，最上面的已面目全非，我的父亲在中间。这时，高粱地边的大路上响起了哒哒的马蹄声和脚步声，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怕被还乡团的人发现，母亲不敢哭，只能用席子草草将父亲裹起来葬在了自家地里。没有了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兄妹8个孩子艰难度日，但最后只活下来了5个孩子。
到了那一年的年底，终于迎来了解放。带领队伍慰问了遇难同志的家属，给我们发了粮食。他们还从还乡团那里搜出了一个花名册，我们全家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包括当时才几个月大的我，敌人这是要斩草除根啊。如果没有解放全中国，我们全家是活不下来的。
解放后，我的几个哥哥和姐姐报名支援边疆建设，后来全部都加入了中国，至今都在新疆生活。如今想来，我能活到新中国成立，能有福过上今天的富足日子，都是中国给的，救了全家的命、给了我们好生活。我常给孩子们说：人得知道好、知道感恩、知道回报、回报党、回报国家，滴水之恩就得涌泉相报，何况的这么重这么重的大恩大德。我想，这也就是指引我加入中国最初的信念。
教书是值得我骄傲一辈子的事情
长大后，在姐姐的支持下，我一路磕磕绊绊完成了中专教育，成了同龄人里还算有文化的人。后来在新疆工作时，我认识了当时在新疆做解放军的我的爱人蔡雨峰，嫁到了河南长垣县伯玉村，开启了和这个村子长达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1976年，天降横祸，我的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1977年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为了能多挣工分养活孩子们，我干起了当时谁都不愿意干的活儿——挑大粪。那个时候没有口罩，旱厕臭气熏天，还有乱飞的苍蝇和翻滚的蛆虫……第一天挑大粪我吐的一塌糊涂，但看看我的三个孩子，做娘的没有退路，就找了一条纱巾蒙住嘴，咬咬牙一直干了下去。我的娘家人劝我去新疆跟他们一起生活，我没同意。我孩子爸爸还没平反，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我相信党一定会查明情况，我要守在这里等着孩子爸爸回来。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长垣县孟岗公社伯玉学校要通过考试招一名民办教师。当上民办教师，每个月除了能拿整份工分，还有5块钱的工资，我毫不犹豫报了名。考试是两张卷子，我考了第一名，但是由于孩子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没有人敢做主录取我。我当时非常伤心，于是就找到了工作组的王组长，说明了情况。他了解了我的革命家庭背景，听说我就是那个挑大粪的，然后说：“这么好的同志不用那还能用谁呀？”就组织重新研究我的事情，通过批准，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同年，我爱人被组织平反，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我们的日子也安稳下来。
我最先教的是小学3年级语文和思想品德，兼班主任。恢复高考后，国家的教育教学都走向正轨，学校每个学期每个年级都要进行统考，按分数排名次。我教的这个班是成绩最差的一个班。为了提高班级成绩，我请教同事，认真写教案，把要讲的课背得滚瓜烂熟，还在家给我的孩子试讲。
最难忘的是第一节课，上课铃一响，我走进教室，按规矩，同学们应该起立向我问好，可是孩子们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只有几个同学慢吞吞地喊了句老师好，还有几个同学在交头接耳。
看这情况，我灵机一动，决定这节课不讲课本了，我要和同学们说说心里话。我说：“同学们看到我觉得很奇怪吧，心想这不是天天挑大粪的阿姨吗？怎么忽然变成我们的老师了呢？”我这样一说，同学们哄堂大笑。我接着说：“一点不错，我就是那个挑大粪的阿姨，同时我也是咱们学校第一个通过自己考试被招进来的教师，要不是党的政策好，恢复高考制度，我是没有机会成为教师来教你们的。”同学们这时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接着，我就给他们讲了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党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好处，强调了知识能改变命运。这时，同学们听得都很认真，并暗暗下定决心好好学习。
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电灯，每天早晚都有自习课，每个同学从家里带自制煤油灯。一个教室40多盏灯冒着黑烟，熏的墙壁发黑，每个人鼻孔都是黑黑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人喊苦，大家都拧成一股绳一起努力着，一个学期下来，我们班由原来全乡倒数上升至第七名，第二个学期，我们班的成绩成为了全乡第二名。班上45个学生的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我都了如指掌，这样孩子出现问题时才能对症下药。我视学生如亲生，学生视我如父母，大家的学习劲儿头空前高涨。在和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升初中时，我们班报考45人，考上重点班31人，剩下的全部被联中录取。
这一下轰动了整个孟岗公社，家长们纷纷把孩子往伯玉学校转，学校由原来的一个毕业班发展成3个。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增加到了11个班。后来，我也被多次评为公社、县级、市级模范教师和模范班主任，还拿了优质课市级一等奖和省级二等奖，1989年我以全公社最高分被评为高级教师。
因为伯玉学校的影响、熏陶和教化，整个伯玉村尊师重教的氛围非常浓厚，无论多辛苦，父母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大家都以哪家孩子学习好为荣，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是值得我骄傲一辈子的事情。我常常想，我把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都培养成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我这辈子就没有白活，这是我对救人民，救我全家于水火的我热爱的中国的最好报答。
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在伯玉学校教学的几十年，我带过1000多个学生。我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好多学生现在还和我保持着联系。现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我的学生们也都在各行各业为社会做着贡献。我的3个孩子在各自的事业上也小有成就，孙辈们也都学习优秀，健康成长，我小儿子的企业还成立了自己的党支部，我们家始终有着正能量的红色家风。很多人很羡慕我，说我终于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生活了，可他们岂知我内心的煎熬？入党的愿望如果不能实现，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人的一生有三大光荣：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加入中国。我的哥哥姐姐们早已是员，我常常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抬不起头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看过他们了。如果有生之年还能完成我的三大光荣那该是多么幸福呀。
其实，曾经我离这个梦想已经非常接近了。我在老家上学上到小学毕业，母亲没有能力再供我继续读书了。为了上学，1964年我和母亲去新疆找姐姐，在姐姐的资助下，我得以在新疆塔城县农业技术中学读书。我在学校表现很好，成绩次次都是第一名，还到天安门前受到过毛接见，18岁一过，学校就推荐我入党，经过培养，批准我为预备党员。1967年毕业时，还差几个月我的预备期就要满了，但我被分配到塔城县五·七干校工作，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后来我结婚生子，辗转中组织关系也丢失了，入党的问题就一直搁置到了现在。
去年，我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伴儿撒手而去，我似乎看到自己人生尽头越来越近了，也总是不由自主去回忆总结自己的一生，回忆自己努力生活还算经历丰富无怨无悔的一辈子，这些过去的岁月中，有苦有乐有欢笑有泪水，但更多的是珍惜和幸福，也有遗憾，没能入党就是埋在心底最大的遗憾，像块大石压在我心上，越来越重。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这是多么神圣的日子啊，随着建党节的临近，我的内心越发不能平静。同孩子们讲了这个心愿，可能是我说的时候情绪过于激动，孩子们都陪着我掉下了眼泪，都劝我说：“妈，您是我们的骄傲，既然您有这么强烈的愿望，那何不勇敢迈出这一步，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呢？”在孩子们的支持下，我带着老花镜、用已经握笔不稳的手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字不好看了、行也对不齐了，抄了几遍自己也不满意。2021年6月24日，向长垣县孟岗镇中心校党支部李建设同志庄严地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当我交出去入党申请的那一刻，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内心如释重负，离完成我朝思暮想的三大光荣又进了一大步。这真是一个值得我铭记一辈子的时刻。看着墙上的入党誓词，我想，虽然我老了，但我愿意也将会用我的余生，再为教育事业，为党，为社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终于，我不再害怕面对我的哥哥姐姐了，我也可以骄傲地，昂首挺胸地去见他们，不管组织能不能批准我加入光荣的中国员，这一辈子我也再无遗憾。
记者手记
采访完杨玉苹老师，记者见到了她的女儿。女儿同母亲一样，也奋战在教育战线上。说起自己母亲对学生的爱护，对党的深情，她给记者讲了两个小故事。
“我的母亲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就是现在讲的共情，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不体罚学生，打心底里爱学生，学生也打心底里爱老师。”
有几件事女儿记忆深刻。有一次是打架：两个学生突然打架，原因竟然因为一个学生说：如果杨老师牺牲了可怎么办？另一个孩子很气愤他竟然敢说杨老师牺牲，于是就打了起来，杨老师分别抱了两个孩子，讲道理让他们握手言和。有一个场景：妈妈生病，一屋的孩子站在妈妈床前掉眼泪，不肯去上学。女儿告诉记者，很多学生都还在和妈妈保持联系，其中有一个学生多年后找到家里，见到杨老师，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哭着说：“杨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也终于混得能让你骄傲，有脸来见你”，这个学生毕业后历经坎坷成长为一个成功人士，逢年过节都准备一个跟自己妈妈一样的红包，把杨老师当自己母亲孝敬，每年如何回赠也成了杨老师最头疼的事情。
“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即使是现在，母亲的教学方法和对学生的爱都值得学习、借鉴和传承，我们也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的恋爱问题。”女儿说，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母亲从没有过问过对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等，唯独一件事母亲非常上心。“母亲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小伙子是不是党员？当时我爱人还不是党员，母亲知道后有些不满，也很着急，要求我要督促他好好表现，早点入党。”女儿说，我妈妈选女婿，是不是党员是头等大事。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也许你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在我家，这就是很平常的事，爱党爱国成了我们家风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后辈也都又红又专，正直做人，这是我妈妈最骄傲的事情，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采访结束后，记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趁着身体还好，为党多做些有意义的事，回报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只要党需要我，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当74岁高龄的杨老师戴上老花镜，端正地坐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写下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记者看到了她对党的深情，对教育事业的赤诚。感动之余，记者更感慨于杨老师为后辈留下的正能量家风，这不仅对于杨老师的家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传扬。
责任编辑：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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