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闻网

著名法学家江平: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   新京报   ] 作者:
2015-10-12 16:37:55 |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亦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江平:1930年出生,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参与我国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数十年为法治中国“呐喊”,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10月4日,江平搬离养老院,回到位于北京南四环温泉公寓的住所。
  
  公寓里的一切保持原貌:几盆绿植长势喜人,墙壁上挂着他最钟意的一幅照片——某次演讲时,他双手分开,向上延展,整个姿态仿佛在呐喊着什么。
  
  尽量减少外出时间,让自己习惯于老年生活——他即将迎来85岁生日,“老去”的困境无法逃脱,只能接受。
  
  让他矛盾的是,某些重大时刻,他又忍不住在公众场合出现,思考、发声、呐喊。
  
  其实他对剩余日子的期望也不高,胡适的话正好能契合:“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唯一惦记的是“启蒙”,不同时代里关于法治的启蒙,这是他的“初心”,他也笃定认为这是他所追求的真理——“我只向真理低头”。
  
  狄尔泰写《施莱尔马赫传》时说:“一个思想家的一生就是一个小宇宙,反映着思想家生活的时代——一个大宇宙。”从江平的经历来看,他起伏的小宇宙,折射的是时代的剧烈变动。眼下,这个小宇宙仍在发光,发热。
  
  法学家的博弈
  
  10月9日,北三环一家律师事务所挂牌,江平题字的牌匾被小心翼翼从封套中抽出,端放在众人面前。“易与天地准,法治贯乾坤。”有人念出声来。
  
  江平秋天刚写下的这两句话,既是对新开张律所的祝福,也是对法治的期望。他依然每年数次现身这样与法律相关的聚会。
  
  纵观江平的一生,法治二字始终贯穿。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尤其是从起草民法典到《物权法》出台,长达近30年。
  
  2003年,新一届人大将《物权法》列入立法规划,人们对这部法律的通过普遍乐观,其中也包括江平,那时他是民法起草小组组长。
  
  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江平总结,当时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或者说,法律本身也被当作一种工具,容易受领导意志和行政力量干预。
  
  江平不希望《物权法》流产,多次强调:“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过去我们没有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财产法律,《物权法》将填补这一空缺。”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民众对这部草案反响强烈。
  
  一个细节是:2005年8月10日结束征集意见时,《物权法》草案共征集到11543条意见,最让他感动的是,意见中有一封盲文信件,厚厚的三页纸,都是一针一针扎出来的。
  
  但糟糕的是外部压力:《物权法》受到了来自巩献田公开信“背离宪法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批判,以至于立法机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谈“物”色变。
  
  江平选择与一众法学家集体高调回应这一争议。
  
  “《物权法》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和改革开放的要求。”2006年两会召开前,江平在一次《物权法》的研讨会上发声。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五年八审”的《物权法》终于高票通过,并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回忆过往,留学苏联学习法律,仍旧是江平生命里最美好、无忧无虑的时光。
  
  那时他处于一种平和安宁的状态:远在苏联,脱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外国学生的身份,也将他与苏联的政治运动阻隔开来。
  
  这段时光也为江平后来的法学生涯划下了绵延不断的弧线,同时让人对他的思想倍感奇怪:来自前苏联的法学者,如何具备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基因?
  
  江平也曾试图从那些记忆里,追溯这基因的由来:“苏联的5年法学教育,尤其是民法,基本还是德国的模式,是西方国家通用的民法思想,和世界各国没有太大的出入。”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永远的江校长”
  
  《物权法》风波渐过,6年后的一个夏天,“80后”青年蒋保信骑行川藏,在318国道一处路碑旁的石块上,他看到一行留言:“只向真理低头!——向江平校长致敬。”
  
  这里是荒山野岭,没有人家,倒是风景美得一塌糊涂,溪水奔流,绿树成荫。坐在石块旁,这位年轻人盯着这条没有时间和落款的留言,发了好久的呆,想知道江平到底是什么人,让骑行者把崇敬之情带到这里。
  
  2013年,蒋保信终于见到了留言中的主人公。彼时江平已经83岁,身材魁梧,头上白发稀疏,淡淡的倒八字白眉,看上去倔强而威严。
  
  相见的场合,仍然有人称呼这位眼前老者为“江校长”。
  
  在上世纪90年代,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一职。现在回想,他说,被免职时的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身在其位,没法脱离环境,校长要说的话、要做的事,难免和自己内心有矛盾冲突。校长不干了,可以少说一些违心的话,少做一些没有价值的事。”
  
  描述这些感受时,会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的是江平1999年9月和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某届毕业生的合影。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几乎是江平一段新生活的开始。此前他命途坎坷,被划分为“右派”,被迫与结婚一个月的妻子离婚,在劳作时又被火车轧断左小腿,就此失去黄金20年。
  
  法学家龙卫球曾回忆,江平在与他一次私下谈话中说,1979年以后的时间里,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有幸担任校长,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教育搞好,深信法学教育才是法治基础之基。
  
  尽管担任校长只有一年半,江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改革,但形格势禁——正如他后来所说,在无法获得独立,无法保障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大学校长也难有作为。
  
  昔日的学生们如今已散落四方,但“永远的江校长”这称呼一直未变。
  
  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永平形容江平对学生几乎是“有求必应,也有所担当”;江平的学生阿计,则将江平的影响总结为“给予他三种生活”:世俗生活、知识生活和精神生活。
  
  其中精神生活,就是“为他们确立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和气质标准。”
  
  “人梯”和“母机”
  
  江平拥有的头衔众多,他最喜爱的是“教授”这个称呼。
  
  他在北京政法学院授课时的风采,曾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颇有风度,从不找人代课,也不用讲稿,很多知识和典故信手拈来,像聊天一般。
  
  直到6年前,他还在给部分管理学院或EMBA课程授课。他觉得很大一部分成就感来自于讲台。“讲课时,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2009年,因为脑血栓复发入院,不能动弹,江平才察觉到身体的危机,忍痛将课全部辞掉。
  
  那时他躺在病床上,周围都是人,“他们的声音我听得到,也听得懂,却没办法回应。”他回忆起脑血栓住院时的感受。
  
  这让他联想到1957年时小腿被轧断的那一次,日子已经痛苦到极点,所以在火车驶过的瞬间,就像整个人漂浮在海面上,迷迷糊糊,连疼痛也察觉得不清晰。
  
  命途顺遂的年代,他康复的愿望更强烈了,一个月后就出院,逐渐恢复。课却不敢再接,这也成为他的遗憾。
  
  江平使用了两个词语,来描述他青年时代就已明确的个人使命:“人梯”和“母机”。
  
  他常说,包括他在内的这一代法律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架“人梯”,在接受过现代法律教育,拥有法治理念后,被投放到教育岗位,为硕士生、博士生,花费七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搭建一架学习法律的梯子,也是培养人才的“母机”。
  
  在1996年回顾执教40年的一篇短文中,他曾表述说:“四十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如果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作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即便是在离开校长职务的会上,他也动情表达过对重新执教的欣喜:“这一刻其实轻松了,可引用陶渊明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表达心情,我的田园就是教学,那里已经荒芜久了,如何不去归耕,我终于可以回来归耕了。”
  
  “现在来看,我们起到了这个‘人梯’的作用。”江平笑称。
  
  “知识分子”的呐喊
  
  江平自传《沉浮与枯荣》的作者陈夏红,前不久在甘肃政法学院做了个讲座,题目是《近代中国法律人的命运:从1840后到1940后》。
  
  在这个讲座中,他在中国每十年出生的法律人中,选取一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分析,让听众对这些人在一个世纪里的命运有更直观的观察。
  
  1930年后出生的学者中,他选取的代表便是江平先生。在他看来,江平不光在他们那一代学者中,甚至在1920年至1940年出生的法律人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称之为泰山北斗,也不算恭维。
  
  并非因为他的学术。其实整体来看,江平的学术著作并不算多。在我与江平的长谈中,他为自己没有在法学的专业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而遗憾,并谦虚地说自己称不上法学家。
  
  江平的精力,更多地放在“知识分子”的身份上。“他通过演讲、呐喊,成为中国社会法律精神的布道者。”陈夏红评价。
  
  这种对公共政治的兴趣,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那时的江平喜欢看中共主持的《文萃》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主持的《观察》。
  
  两份刊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关注国家大事,针砭时事,对腐败与黑暗给予了暴露和批评。最终,这两份刊物先后被迫停办。
  
  随着年岁增长和阅历丰富,这种兴趣愈演愈烈。在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江平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慎之是法律委员会委员,两人相处5年,言语投机。
  
  90年代,他们一起去贵州,在摇晃的汽车里,李慎之对江平说了一段话:“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
  
  李慎之的直言让江平深有同感。在他看来,法治与政治亲密,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如此,在中国尤其突出。
  
  80岁时,许下一个希望
  
  这已是我第二次采访江平,他鼻梁上架着宽框眼镜,依旧是白衬衣,声音洪亮。
  
  除了有些耳背,偶尔会记错时间。在流逝的是他的年纪和精力。
  
  为看一场球赛直播,前一天晚上他熬到10点半,最终还是没等到,失望睡去。第二天才回过神来,哦,把日子过得提前了一天。
  
  每当谈论足球,他就会流露出少年般的欣喜神态。“看球,还是要有倾向性的。”他笑着说。过去他最喜欢的球队是AC米兰,如今上了年纪,夜里的比赛看得少,越来越关注国内球队了,比如北京国安。
  
  2002年他去了趟韩国,看世界杯的头一场比赛,他清晰地记得是哥斯达黎加对阵中国,就在韩国光州的球场。“真惨,一分没得。”他喃喃说。如今他已很少去球场,但却怀念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
  
  偶尔,这位耄耋老者也会想起童年往事:四合院的安宁,夏夜里数星星的静谧,厂甸旋转的空竹,京剧唱片里的咿呀声,小狗从这间房跑到那个房──美好又模糊。
  
  江平的过往和姿态,忍不住让人想象他如同森林里象征智慧的麋鹿,独自站立,笑看森林、废墟。
  
  他的一位好友已经离开了: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当时曾有人发出“老年人发出光和热,年轻人炉边取暖”的追问,以此表达身为后辈的羞惭。
  
  另一位好友吴敬琏,和江平同岁,两位老人至今还在担当发出光和热的角色。他们身旁,围坐的是在炉边取暖的年轻人。
  
  江平先生曾在自传的序言里回忆起两位老友:“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这让他在80岁时许下一个希望: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如今他85岁,这两杆大旗,还在继续高举。
  
  同题问答
  
  1、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江平:中国的法治进步。遗憾的是,目标还远得很,法治理念并非和社会发展一样,一直笔直前进,甚至会进一步退两步,关键是社会怎么意识这个问题,减少阻力,快步前进。
  
  2、新京报:你的生命里,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江平:研究法律、教书授课、做知识分子。
  
  3、新京报:什么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刻?
  
  江平:1957年被划为右派,腿被轧断,刚结婚被迫离婚,三件事情对于一个当时20多岁青年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最艰难的时刻。
  
  4、新京报:这样艰难的时刻,让你坚持下来的源动力是什么?
  
  江平:其实根本无法逃避,只能面对,选择接受。
  
  5、新京报:使用过最多的词语是什么?
  
  江平:“呐喊”吧,我的几本书都用了这个词,就是要更多唤醒人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和重视。
  
  6、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是?
  
  江平:只向真理低头。
  
  7、新京报:你觉得事业上,最珍惜的是什么?
  
  江平:我能把我的知识和经历教授给学生,和学生建立的友谊,学生对我的信赖和理解,我很珍视。
  
  8、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目前的心情?
  
  江平:平和。尽量减少社会活动,习惯老年生活。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编辑李天宇

责任编辑:紫娟

浏览次数:

相关阅读: